1944年，桂林沦陷。李济深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回到广西苍梧家乡，组织成立“人民自卫、自治动员委员会”（后改为“南区抗日自卫委员会”），以桂南、粤西为活动范围，继续开展敌后抗日武装斗争，并与延安建立了电台联系。

因为梧州紧邻日寇占领区，李济深的抗日活动立即引起了日寇和汉奸的注意。一位曾是李济深部下的汉奸携带巨款来到他家中，以华南、中南为诱饵引诱其与日本人“合作”，蒋介石也派出特务埋伏在路边企图用手榴弹暗杀他。

中共南方局极为关心李济深在敌后抗战的安危。董必武派出中共党员狄超白从重庆来到桂东南，在经济状况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托付李伯球带一斤黄金和一斤人参支持李济深的敌后抗日活动，李济深很受感动，并与东江纵队实现了更加密切的合作。

随后不久，李济深在三罗地区考察时对共产党组织的抗日武装给予了赞扬，说：“你们是真正抗日的！”

李济深将当时我党印发的《第一号通告》和《一切为了保卫家乡开展游击战争而斗争》等宣传品，交给玉林的国民党官员看，并警告他们说：“反对人民、自绝于人民的政府，自古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李济深还要求儿子李沛金每天收听电台，并把消息公布在黑板上，他本人积极演讲，亲自担任“广西建设研究会”会长一职，郭沫若、茅盾、巴金、田汉等大批聚集到那里的文化名人积极组织活动，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日宣传，并使桂林成为抗战时期重要的文化抗战中心。

李济深的思想转变和人生道路的转折，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抗战后期同共产党人合作，特别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共产党人给予的政治上的信任和军事、经济上的援助，对李济深有很大的触动，并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逐渐完成了思想转变。

此后，李济深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关系，从以往“反蒋”的情感共鸣和人员联络，发展到共同谋划组建抗日军队、建立抗日政权、开辟五岭抗日根据地的实践层面。

（作者系民革北京市委会机关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