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宏大叙事主导的著作中，写一座村庄的书并不多见；写大运河的书近年来虽渐成气候，但从一个村庄的视角来透视运河与中华文明关系的，则更为罕见。郝洪恩新作《根在榆林庄——从自然高地到文明方舟的村庄记忆》近日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恰是这样一部“以小见大”的作品——它不满足于为京杭大运河畔这座千年古村留下一部乡愁底本，更以村庄为方法，重新丈量千年大运河对中华文明的塑造力，追问一个根本性的命题：一条大河，究竟如何滋养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

从一滴水看大运河：村庄作为方法论

中国的大运河书写有着悠久的传统。从唐宋诗人的行旅吟咏，到明清文人的漕运笔记，再到当代学者的遗产研究，大运河始终是一个被反复书写的话题。然而，绝大多数文本都遵循着“从上往下看”的视角——从帝国的漕运战略、国家的经济命脉、南北文化的宏观交流等宏大维度切入，大运河被呈现为一条抽象的“国脉”，而那些真正枕河而居的村庄、真正在运河边生息繁衍的人群，往往沦为宏大叙事的背景板或注脚。

《根在榆林庄》的意义，首先在于它彻底颠倒了这一视角。作者郝洪恩不是外来的田野观察者，不是带着学术框架前来“调研”的学者，而是生于斯、长于斯、守护于斯的榆林庄村党支部书记。这一身份让他的文字同时携带三重目光：亲历者的体温——那些散落在书中的家族记忆、村老口述、童年经验，不是“采集”来的素材，而是作者生命的一部分；治理者的务实——作为村庄的当家人，他对榆林庄的书写从不悬浮于诗意想象，而是始终锚定于“这片土地如何活下去、如何活得更好”的现实关怀；传承者的敬畏——面对数千年的文明积淀，他既是发掘者，也是传递者，文字间流淌着对先辈的温情与对后人的责任。

这三种目光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罕见的书写品质：它足够贴近地面，能够捕捉到那些只有“内部视角”才能察觉的文明细节；同时又具有宏阔的历史视野，能够将一座村庄的命运嵌入中华文明的大河奔流之中。换言之，郝洪恩不是在“研究”榆林庄，而是在“成为”榆林庄——这本书是榆林庄借他的笔在说话。书名中的“从自然高地到文明方舟”，精准概括了这一视角转换所揭示的村庄双重身份。永定河与温榆河的万年冲积，在此形成一片抵御周期性洪水的天然高地——这是地质意义上的起点，是自然为人类准备的一块“方舟底板”；元代以降，大运河的堤岸借用了这片高地，村庄随之嵌入国家漕运体系，从自然聚落跃升为“堤村共生”的水利要塞。这一演变本身就是一部微缩的大运河开发史：大运河不是凭空挖出来的，它借势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博弈，将分散的地理节点编织成贯通南北的文明动脉，而榆林庄正是这条动脉上一枚活着的细胞 。

以村庄为方法，意味着从“细胞”层面理解文明。当我们将观察尺度缩小到一座村庄，那些在宏大叙事中被忽略的问题便浮现出来：大运河的到来，究竟怎样改变了一群人的日常生活？漕运帝国的战略意志，如何在最基层的乡土社会中被承接、消化、转化？南北文化的交融，在村庄的庙宇、方言、饮食、婚丧嫁娶中留下了怎样的印记？这些问题，只有在“村庄视角”下才能得到回答。而《根在榆林庄》所做的，正是通过对一个具体样本的深描，让这些被遮蔽的文明机理重新显影。

地质方舟与文明锚点：一座村庄的“前运河史”

要理解大运河对榆林庄的塑造，首先需要理解大运河“到来之前”的榆林庄。《根在榆林庄》最令人称道的叙事策略之一，便是将时间线拉长至“前运河时代”——那个永定河与温榆河交汇冲积、塑造这片土地骨架的地质年代。

书中以详实的田野调查和文献爬梳，还原了榆林庄最初的自然底色：两河交汇处的这片高地，是数万年的泥沙搬运与沉积造就的“地质方舟”。在华北平原周期性泛滥的洪水环境中，这样的高地意味着生存的可能——它高于洪水线，能够庇护聚落；它靠近水源，便于农耕与取水；它位于河流交汇处，天然具有交通节点的潜质。可以说，在人类文明介入之前，自然已经为榆林庄写好了第一重身份：一片等待被文明选中的土地 。

这一“地质方舟”的视角，为理解大运河与中华文明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启示：大运河的伟大，不在于它对自然的征服，而在于它对自然的“借用”与“转化”。大运河的规划者们并非凭空创造水道，而是在漫长的地质地貌勘察中，识别出那些天然适于通航、蓄水、防洪的地理节点，将其纳入统一的漕运网络。榆林庄的高地之所以成为运河堤岸的一部分，正是因为它在自然地理格局中已然是一个“锚点”——大运河做的，是激活了这个锚点的文明潜能。

书中对“堤村共生”格局的刻画尤为精彩。一般的运河村庄，往往是“堤外有村”——堤防是水利工程，村庄是聚落单元，二者功能分离；而榆林庄的独特之处在于，村庄本身就坐落在堤内，堤岸与村基合二为一，形成了“村在堤上、堤在村中”的空间格局。这意味着，榆林庄人的日常生活与大运河的水位涨落、堤防维护、闸关启闭是融为一体的。他们不仅是运河边的农民，更是运河上的守护者——治水、守闸、护堤，是刻在这个村庄骨子里的使命。

这种“堤村共生”模式，在中华文明的水利传统中具有深远的象征意义。中国是一个治水文明，大禹治水的传说构成了我们民族记忆的原型。而榆林庄的千年实践表明：治水不只是帝国的宏大工程，它同时也是一个村庄的日常劳作；不只是官方的制度设计，它同时也内化为乡土社会的伦理规范。当明代闸官郝大川临危开闸、以一人之责守护万家安危，当清代族长郝明德疏解水事纠纷、在洪灾中维系村庄秩序，我们看到的是治水文明在基层社会的微观运作——一种将水利工程转化为道德实践的文明机制 。

从钞关到米市：大运河的经济脉搏与市井烟火

如果说“地质方舟”是榆林庄的前运河史，那么元代大运河定型之后，这个村庄便真正驶入了国家漕运体系的激流。书中对这一历史阶段的书写，尤为突出其经济史价值——榆林庄因钞关而兴、因米市而盛的历程，是大运河作为“经济动脉”的鲜活注脚。

据书中考证，明宣德四年（1429年），朝廷在大运河沿线设立七座钞关，榆林庄钞关是漕船进入通州前的最后一道税收关口。这一制度安排彻底改变了村庄的命运：钞关意味着人流、物流、资金流的汇集——南来北往的商船在此停泊验税，随船而来的商贩在此设点交易，服务于漕运的仓储、搬运、餐饮、住宿等业态随之兴起。榆林庄从一个安静的河畔聚落，一跃成为“不夜津渡”——书中引述村老回忆，钞关附近曾经灯火彻夜不熄，船工的号子与商贩的叫卖声交织，构成了一幅运河版的《清明上河图》 。

更值得关注的是“京东第一米市”的形成。漕运带动的不只是官方物资的调配，更是区域市场的发育。南方漕粮在此转运、交割，部分进入市场流通；漕船夹带的商货在此集散，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粮食交易。书中钩沉出的米市街格局——前店后仓、行商坐贾、牙行中介——已经具备了近代专业市场的雏形。而晋商、徽商、闽商、粤商等各地商帮的汇聚，则使榆林庄成为一个微缩的“跨区域贸易网络”：不同地域的商业规则在此碰撞融合，形成了一套基于契约精神和同业自治的市井商业生态 。

这一段经济史的书写，其意义远超地方掌故的层面。它揭示了大运河与中华文明的一个深层关联：大运河不只是物资流通的通道，更是市场发育的催化剂。在传统中国的经济版图中，大运河沿线是一道独特的“市场走廊”——沿运城镇的商业化程度、市场规模、商人组织的发达程度，普遍高于同等行政级别的内陆城镇。榆林庄作为这一走廊上的一个节点，其“钞关—米市—商帮”的三重结构，恰是大运河经济功能在基层社会的典型投射。

郝洪恩的叙述并未停留在经济史实的罗列。他更关心的是：商业繁荣带来了怎样的社会变迁？书中对“运河官话”的记述颇具匠心——来自五湖四海的商贾、漕丁、船工，带着各自的方言在榆林庄交汇，久而久之融合出一种独特的口音，既有北方官话的底子，又夹杂着江淮、闽粤的语词遗存。这一语言学细节，是文化交融最鲜活的证据。而龙王庙、闸神祠、榆神庙的多元信仰共存，南北戏曲在庙会上的“对台”竞演，则呈现了文化交融在信仰与艺术层面的丰富形态 。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并未将运河商业文明浪漫化。书中对钞关吏治的腐败、商帮竞争的残酷、水患对市场的冲击都有冷静的记述。这种不避讳阴影的书写态度，恰恰使榆林庄的故事更具历史真实感——大运河带来的不只是繁华，也有繁华的代价；文明的前行，从来伴随着阵痛。

“十德”的精神密码：从治水实践到道德哲学

如果《根在榆林庄》仅仅是一部村庄的经济史或社会史，它已经足以成为运河研究的珍贵文献。但郝洪恩的抱负显然不止于此。在全书的架构中，经济变迁与社会流动只是表层叙事，真正构成全书精神内核的，是对“十德”——持正、规则、石魂、匠艺、创新、同心、星灯、勇毅、家国、医事——的系统阐释 。

这“十德”不是书斋里的概念推演，不是从儒家经典中摘录的道德箴言，而是郝洪恩从榆林庄千年历史中打捞出来的“实践理性”。每一“德”背后，都站着一个或一群具体的榆林庄人：明代闸官郝大川在洪水来袭时，宁可违抗闭闸的上命也要开闸泄洪、保下游村镇平安，这便是“持正”——不是抽象的道德信条，而是在具体情境中对“何为正确”的判断与担当；清代族长郝明德面对水事纠纷、家族矛盾，以调解代替裁决、以说理代替压制，这便是“同心”——一种在乡土社会中化解冲突、维系共同体团结的实践智慧；抗战时期地下工作者杨国章面对严刑拷打宁死不屈，这便是“勇毅”——一种在大是大非面前毫不犹豫的道德勇气 。

这种“从实践中来”的道德提炼方式，使“十德”具有了与一般道德说教迥然不同的质感。它们不是高高在上的律令，而是从治水、守闸、经商、教学、行医、抗日等具体生存实践中生长出来的生存智慧与道德直觉。换言之，“十德”是先辈们在与洪水博弈、与商海沉浮、与强敌周旋的过程中，用生命经验凝结而成的精神结晶。这正是中华文明“知行合一”传统的生动体现：道德不是外在于生活的规范，而是内在于实践的觉悟。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石魂”与“匠艺”这两条德目。它们直接关联着大运河的水利工程传统。榆林庄的闸关遗址中，保留着战国时期的榫卯结构、元代水利自动化的雏形装置、明代生态堤坝的营建技艺——这些跨越千年的工程遗存，诉说着一个村庄与石头、与水打交道的漫长历史 。“石魂”指向的，是治水者面对自然时的敬畏与坚韧：石头无言，却能筑起抵御洪流的堤坝；匠人无名，却将生命铸入了运河的每一块条石。“匠艺”强调的则是技术传承中的专注与精进——从战国到明清，一代代匠人将治水技艺口传身授，在反复试错中积累经验，最终形成了与这条大河相匹配的工程智慧。

当“十德”被置于大运河文明的框架中审视，其意义便超越了一座村庄的道德自律。大运河作为一项持续两千年的超级工程，它所需要的不仅是一流的工程技术、严密的官僚管理，更需要一种能够支撑这项工程持续运转的精神伦理。治水者的担当、匠人的专注、商贾的诚信、闸吏的恪尽职守、村民的守望相助——正是这些散布在千百个榆林庄这样的村庄中的日常德性，共同构成了大运河文明的精神底盘。没有这个底盘，再精妙的工程技术也难以持续千年。

从义塾到蒙正学堂：教育的活态传承与文脉赓续

如果说“十德”构成了榆林庄的精神底色，那么教育便是这种精神得以代际传递的制度化保障。在《根在榆林庄》中，教育不是作为单独的章节被“附加”进来，而是作为贯穿全书的一条暗线，呈现了知识与道德如何在乡土社会中薪火相传。

书中追溯了榆林庄教育传统的源头——明代由闸官郝大川创立的榆林义塾。这座义塾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是一般意义上教人识文断字的启蒙学堂，而是将教育与漕运实践紧密结合的“乡土实学”。书中记述的“千文榆计数法”尤具启发性：这是一种将《千字文》的文本顺序与珠算、记账相结合的算术教学法，学童在背诵“天地玄黄”的同时，学会了漕粮计量、商税核算、账目管理——这些技能对于一个运河村庄的子弟而言，是安身立命的真本事 。这种将文化经典与生存技能打通的教育理念，折射出中国乡土教育传统的实用理性与人文关怀的统一。

义塾之外，书中还钩沉出一幅多元共生的乡土教育图景：科举工坊为寒门子弟提供进阶之路，使他们得以通过科举考试改变命运；徽商妇创立的榆绣堂，以刺绣为载体进行女性文化教育，将识字、算术、道德训诫融入女红传承之中——这是大运河商业文明带来的性别观念变迁的一个侧影；而散落于村中的各类碑刻，则构成了一个露天的“石刻教材库”，记载着助学兴教、修桥铺路、赈灾济困的善行义举，供后人瞻读效仿 。

这幅教育图景背后，是大运河带来的知识流动与观念更新。作为南北交通要道，大运河不仅运输物资，也运输书籍、人才和思想。榆林庄虽为一村，却因地处运河节点而得以接触来自远方的知识资源——江南的科举文化、徽商的商业伦理、北方的经学传统，在此交汇融合，形成了这个村庄独特的知识生态。这正是大运河对中华文明的深层贡献之一：它打破了地理阻隔对知识传播的限制，使一个普通村庄也能够分享文明的整体进步。

而当代建立的蒙正学堂，则构成了这条教育脉络的当代回响 。它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将义塾的传统智慧进行创造性转化：经典诵读与乡土文化相结合，德行养成与劳动教育相衔接，“十德”精神以适合当代儿童的方式进入课堂。这种古今贯通的生命力，比单纯的遗产保护更具说服力——它回答了一个核心追问：传统文化如何在现代社会找到继续生长的土壤？榆林庄的回答是：让教育成为活的传承，让每一代人都在自己的时代语境中重新理解先辈的智慧。

七支志愿服务队：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

如果《根在榆林庄》的叙事终止于历史回望，它充其量是一部优秀的“村庄回忆录”。真正让这部书获得当代价值的，是它对榆林庄当下实践的生动记录——尤其是七支村民志愿服务队的组建与运行。

这七支队伍各有分工：“榆堤清涟”负责河道保洁与水质监测，守护着先辈们用血肉筑起的1.6公里堤岸 -2；“榆心情暖”结对帮扶村中孤寡老人，延续着“同心”之德的乡土温情；“和合调解”专司邻里纠纷化解，是郝明德“疏根解纷”智慧的当代实践；“文化传承”负责村史整理与口述采集，正是这本书得以诞生的群众基础……每一支队伍的名称都嵌着一个“榆”字，仿佛在宣告：这是榆林庄人的自觉选择，是从这片土地上自然生长出来的组织形态 。

这七支队伍的意义，远不止于解决了多少具体问题。它们代表了一种“内生性治理”的模式——不是外力推动的“项目制”乡村建设，不是行政指令下的被动响应，而是村庄基于自身文化传统和现实需求，自发形成的自我服务、自我管理体系。这种模式的深层动力，正是“十德”精神在当代的自觉转化。当“持正”从郝大川的个人担当转化为“和合调解”的公共理性，当“同心”从郝明德的族长权威转化为志愿服务队的互助精神，我们看到的是传统文化从“个体德性”向“公共伦理”的跃升。

这一跃升过程，恰是“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鲜活注脚。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不在于它被多么完好地保存在博物馆里，而在于它能否回应时代的真问题。榆林庄的实践证明：当“十德”与当代乡村治理、生态保护、养老服务、文化传承等现实议题相对接，它不仅没有成为过时的道德说教，反而焕发出强烈的现实解释力和行动引导力。这七支队伍每天在做的，就是将刻在碑上的道德训诫转化为走在路上的道德实践。

更耐人寻味的是，这种内生性治理模式与大运河文明的深层关联。大运河的本质是“连接”——连接南北、连接城乡、连接官民、连接人与水。而榆林庄的志愿服务队，本质上也是在“连接”：连接老人与青年、连接过去与现在、连接个体与共同体。这种“连接”的自觉，是否正是一个千年运河村庄的文明基因在当代的表达？书中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读者不难从字里行间读出这层深意。

从羊角村到榆林庄：大运河的世界性回响

《根在榆林庄》最令人惊叹的一笔，出现在全书的终章——这个位于大运河畔的中国村庄，竟然站上了全球运河治理的对话平台。2025年6月，在荷兰羊角村举行的世界运河古镇交流活动上，榆林庄正式接棒成为“2026年世界运河古镇合作机制轮值主席单位”，郝洪恩从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市合作组织负责人手中接过会旗的那一刻，历史完成了一次跨越六百年的呼应 。

书中记录了这个意味深长的对照：六百年前，榆林庄先祖郝大川接过象征治水重任的“堤丞印”，在洪峰中坚守，用血肉筑起堤坝，守护着村庄与河道 ；六百年后，同为郝姓的村庄守护者郝洪恩接过国际会旗，将榆林庄的故事带上世界舞台。这不仅是家族的传承，更是文明的延续——一个村庄的治水智慧，从地方性的生存经验上升为全球性的文明对话资源。

榆林庄凭何获得这一国际认可？书中给出的答案是：它保存了一个“人类适应水环境的完整文明样本” 。从战国榫卯到元代水利自动化雏形，从明代生态堤坝到当代“堤村共生”的活态实践，榆林庄的闸关遗址浓缩了一部微缩的中国水利技术史 。但更重要的是，这些技术遗存并非死去的文物，而是依然在村庄的日常生活中呼吸——村民仍在守护堤岸，水事伦理仍在代际传递，治水智慧仍在参与村庄的当代治理。这种“活态遗产”的保护范式，与《世界遗产公约》近年来强调的“遗产与社区共生”理念不谋而合，被国际专家评价为“东方智慧的典范” 。

这一跨越国界的认可，将我们的思考引向一个更宏大的命题：大运河从来不只是中国的内河。考古学的发现已经反复证明，大运河是中国古代连接世界的重要通道 。唐代扬州的瓷器经运河抵港，随“黑石号”沉船远销南洋；元代庆元港的商船沿运河北上，将龙泉青瓷、景德镇瓷器运往日本与高丽；来自波斯、阿拉伯的香料、宝石、药材，也经由运河网络进入中国内地，甚至直达都城 。大运河通过连接内陆与海港，构建了一个将丝绸、瓷器、茶叶等中国物质文化输往世界、同时吸纳外来文明要素的交流网络。在这个意义上，大运河本身就是一条“内陆丝绸之路”，是中国与世界之间一条隐形的脐带。

榆林庄作为这个网络上的一个节点，其登上国际舞台的历程，恰是大运河“世界性”的当代延续。当郝洪恩站在羊角村的讲台上，讲述先辈们如何以“堤丞印”守护一方水土、如何在洪水中开闸泄洪保下游平安，他传递的不只是一个中国村庄的故事，更是一种源于东方、关乎人类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生存智慧。这种智慧，对于正在应对气候变化、水危机等全球性挑战的当代世界而言，具有超越国界的启示意义。

作为方法的村庄：乡土书写的探索与策略

在给予《根在榆林庄》充分肯定的同时，我们也需要以审视的目光打量这部作品的学术质地与书写策略。

这部书最大的方法论贡献，在于它示范了“村庄作为方法”的可能性。所谓“村庄作为方法”，意味着不把村庄仅仅当作被观察的客体、被书写的对象，而是将村庄自身转化为观察文明进程的视角、衡量历史影响的尺度。这种方法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它将宏大叙事落地，使那些被帝国史、国家史遮蔽的基层经验得以浮现；它将长时段的结构变迁转化为可触摸的生命故事，使历史不再是数据与制度的堆砌，而是带有体温的普通人的命运。在这个意义上，《根在榆林庄》不仅是一部关于榆林庄的书，更是一种乡土书写范式的有益探索——它提示我们，任何一座看似普通的村庄，只要被置于恰当的历史坐标中、被赋予足够的书写耐心，都可能成为一个理解文明的入口。

与此同时，郝洪恩作为村庄守护者的身份，赋予了他独特的内部视角，构成了这部书的独特价值。它没有被学术规训磨去棱角，保留着土地的温度和人的气息。在非遗保护日益专业化、遗产话语日益精英化的当下，这种来自村庄内部的自我书写本身就是一种珍贵的文化自觉。它提醒我们：文明传承的主体，从来不只是学者与官员，更是那些世世代代生活在文明现场的普通人。他们最懂得文明在自己土地上的具体模样。

根在哪里，文明就在哪里靠岸

合上《根在榆林庄》，一个问题久久在我脑海里盘旋：这部书最终想告诉读者什么？

它可以被读作一部村庄的传记——三千年地质变迁、一千年运河兴衰、七百年家族绵延、数十年当代振兴，榆林庄的命运被郝洪恩以庄重的笔触一一呈现。它可以被读作一部大运河的微观史——钞关的账簿、米市的吆喝、闸官的抉择、匠人的手艺，这些散落在村庄日常中的碎片，拼合出一条大河与一个民族关系的全景图。它还可以被读作一部乡村振兴的实践报告——七支志愿服务队、蒙正学堂、内生性治理模式，呈现了传统文化赋能当代发展的另一种可能。

但它最深的用意，或许藏在书名之中。《根在榆林庄》——“根”这个字，是理解全书的精神密钥。郝洪恩用了数十万字，不过是在反复追问：一座村庄的根究竟是什么？是那片永定河与温榆河冲积出的地质高地吗？是元代以后嵌入国家漕运体系的堤岸与闸关吗？是明清商帮汇聚的钞关与米市吗？是代代相传的“十德”家训吗？是义塾里传出的琅琅书声吗？

都是，又都不全是。根，最终是一种记忆的连续性和身份的确信感。当榆林庄人能够清晰地说出自己从哪里来、经历过什么、秉持什么样的信条，他们便拥有了根。这种根，使他们即便面对现代化的激流，也不会迷失方向；使他们即便走向世界舞台，也始终知道自己代表谁。

大运河的伟力，不在其滔滔千里，而在每一滴水都曾滋养过具体的生命。千百个榆林庄这样的村庄，便是大河留在陆地上的文明印记。它们在历史的长河中或许只是涓滴，但正是这无数的涓滴，汇成了中华文明的大河奔流。

当一座村庄愿意花三千年时间，把自然的高地耕耘成文明的方舟，它便有了资格告诉世界：根在哪里，文明就在哪里靠岸。而当一个村支书愿意花费心血，将这座村庄的记忆书写成书，他便完成了一次文明的接力——把从先辈手中接过的灯火，郑重地传递给尚未到来的后来者。

这或许就是《根在榆林庄》最根本的意义：它不只是一本书，更是一盏灯。灯亮着，根就在，回家的路就永远不会迷失。              

（作者系作家，编剧宗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