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发起人之一，曾参与创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他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完整中译本的译者。在早期革命活动中，陈望道参加创办上海大学的故事和细节，也颇值得关注。

晚年陈望道在复旦大学校园散步

陈望道签赠周由廑的《修辞学发凡》（下册）

参与创办上海大学

上海大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第一所大学，前身是私立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

东南高师开办不久，校长王理堂带着学生缴纳的学膳费去日本“考察教育”，导致160多名学生的伙食无法供应。“于是学生团结起来，赶走了校长，收回已缴学费。”（茅盾《我走过的道路》）邵力子和陈独秀商量，请于右任当校长。在邵力子、柳亚子、杨杏佛、叶楚伧敦促下，于右任出任校长，并由邵力子任副校长。学校改名为上海大学，1922年10月23日召开成立大会。

茅盾说，于右任当上海大学校长，“只是挂名，实际办事全靠共产党员”。陈望道在接受沈恒春等人访问时说，“上海大学是于右任挂的名，实际上是党办的。”（卢康华《新发现的陈望道访问记录》）

1923年4月，于右任与李大钊商量上海大学校务。李大钊推荐邓中夏任总务长（后改称校务长），瞿秋白任社会学系主任。同时期，茅盾推荐周越然任英文系主任。陈独秀推荐陈望道任中文系主任。

其时，陈望道因不满陈独秀家长制作风刚刚退党。可能是这个原因，他最初不愿意去上海大学。但陈独秀“写了一张小纸条给我，要我去工作，说教师全力支持”。（宁树藩、丁凎林《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陈望道同志生前谈话记录》）还说“上大请你组织，你要什么同志请开出来，请你负责”。（陈望道《关于上海大学》）于是他接受党的委派，于1923年8月到任。

1925年4月和5月，邓中夏、邵力子相继离校，陈望道任代理校长兼学务长，实际主持学校工作。5月30日，五卅运动爆发，上大学生会组织了400多人的“学生讲演团”，到南京路新世界至抛球场一带进行宣传讲演，抗议帝国主义暴行。下午2时多，英国巡捕开枪，社会学系学生何秉彝中弹身亡。6月4日，英捕驱逐学生离校，随之美国海军陆战队抢占校舍为驻地。从5月30日到6月5日，上大学生有10多人负伤，200多人被捕。

五卅运动后，上大师生仍然进行英勇斗争。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上大学生100多人参加攻打北火车站战斗，20多人牺牲。同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白崇禧派兵进驻上大新校舍，用“刺刀”封闭上大。上大被迫解散。

延揽周由廑任系主任

1926年8月，周越然辞去英文系主任，由其兄周由廑接任。

周由廑虽系周越然之兄，但接任英文系主任却系陈望道推荐。据周由廑之孙周炳揆《书房与爱》：“祖父周由廑是清末秀才、民国初年的著名学者，他学贯中西，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商务印书馆主编《英语周刊》，兼英文函授学校总干事，后经陈望道先生介绍，任上海大学英文系教授代系主任，抗日战争期间他在重庆任中央政治学校的英语教授。”

根据程永言在《回忆上海大学》一文中回忆，周由廑曾任上海大学校委员。按照《上海大学章程》，“设校长一人，统辖全校事务；设校董会，规划本校经济；设行政委员会，校长，学务长、校务长，及各系部主任为当然委员，另由教职员选举四人为委员，校长为委员长”，决议学校“一切重大事项”。周由廑既已任上大行政委员会委员，再结合“各系部主任为当然委员”，可推定周由廑已任英文系主任。

1926年8月，周越然辞去英文系主任，表面是“身体原因”。但据其《六十回忆》：“该校所注重者，并非英语，故余全然无力可用。”显然不认同上海大学“所注重者”。弟去兄继英文系主任，或可推测周由廑比较认同上海大学的办学理念。肖明波引《七四老人周由廑自述》说：“当时上大是一极进步的大学，但校舍租赁民房，很不合用。由于陈望道先生（当时任中文系主任）的热心规划，校中经费除去开支尚有积余，又得到广州方面的汇款，我们就在江湾和闸北之间，买了空地一大块建筑校舍。” 周由廑的“我们”和周越然的“该校”，感情反差明显。周由廑完全把自己当作了上海大学一分子。

写作《修辞学发凡》

在上海大学，陈望道主要讲授修辞学。1923年，他印行了油印本《修辞学讲义》。之后，积十年之功，“每逢发现例外”，“就立即把稿子改了一遍”，形成包括七篇内容的“旧稿”，再对“旧稿”整理修改，并增加“第一、二、三及第十、十二等五篇”，“辞格增了十格，材料也加了三分之一以上”，形成《修辞学发凡》。

《修辞学发凡》1932年初版，此后仍持续修订，直到陈望道逝世前。可见他对这本传世名著的重视。刘大白对《修辞学发凡》给予高度评价，他在初版序言中说，“直到一九三二年，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出来，才得有中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兼顾古话文今话文的修辞学书”，“书中既引古人文章为证，并及今时通用语言，不但可以为通文者之参考印证，而且可以为初学者之津梁”。

笔者收藏的《修辞学发凡》初版上、下册，由陈望道所创大江书铺出版。下册扉页有陈望道亲笔题记：

由廑先生指正望道一九三二年八月三十日

书封面钤“周由廑”印。版权页标“一九三二年八月卅日初版”，可知陈望道在此书出版当日就送给周由廑了。《修辞学发凡》上册标“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五日初版”，所附大江书铺四月一日“启事”则说：“本书一误于承印公司铅板之被盗，再误于装订作场印件之被毁（日军炮毁），遂致出版延迟，久劳企望，无任抱歉……”

结合《修辞学发凡》1932年9月10日再版标“一九三二年四月五日初版”，1933年1月10日三版标“一九三二年四月上册初版”，《修辞学发凡》上册出版可谓一波三折。1932年1月完成制版，因日寇发动一·二八事变而停滞，直到淞沪抗战停战后才正式出版。友人李展鹏兄向我展示了陈望道送给周由廑的《修辞学发凡》初版上册。该书扉页题记是：“由廑先生：望道，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八日，上海，”封面亦钤“周由廑”印。可见陈望道也将上册赠与周由廑。

从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上册出版不久签赠，下册出版当日签赠，可见他对周由廑的看重。两书封面皆钤“周由廑”印，亦可见周由廑对这两册《修辞学发凡》的重视。二人友谊之深厚，亦可以想见。

（作者系沈阳市政协研究室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