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这一名字，既非长辈所取，也非本人所拟，而是当年由章士钊“编译”出来的。

章士钊《大革命家孙逸仙》封面

孙中山从未使用“孙中山”三字

孙中山出生于广东香山（今中山市），稍长取名文，字载之，号日新；国学老师区凤墀根据粤语谐音，改称“逸仙”。因此，孙中山早年对家人、亲属用“德明”或“科父”，在海外则用“孙逸仙”，在正式公文中以“孙文”签名，印鉴亦为“孙文之印”，从未使用“孙中山”三字，即便1911年以后，无论是文件还是书信、电报，以及临时大总统就职誓言，均署名为“孙文”。

1897年，孙文流亡日本，结识了日本青年宫崎滔天、平山周、可儿长一等三人。入住旅馆时，为了保密，平山周在旅客登记簿上信手写下日本姓氏“中山”二字，孙文在后面添了一个“樵”字，说：“我是中国的山樵。”这是他使用“中山樵”这个日本姓名的由来。1900年，孙文秘密回上海入住日本人开的旅馆时，登记本上写的便是“医学士中山樵”。

将“中山樵”译作“孙中山”

1903年9月，《大革命家孙逸仙》由中华书局以《荡虏丛书》第一种刊行。书前有章太炎（当时在狱中）的题词：“索虏昌（猖）狂泯禹绩，有赤帝子断其嗌。掩迹郑洪为民辟，四百兆人视兹册。”高度评价了孙文的革命先导地位；译者自序、巩黄（秦力山）序、孙文原序，后有刘师培的跋。

章士钊在序中写道：“孙逸仙者，近今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则孙逸仙者，实中国过渡虚悬无薄之隐针。”“谈兴中国者，不可脱离孙逸仙三字，非孙逸仙而能兴中国。”

然而，章士钊翻译时，在一个关键地方却出了差错。原文中写道“孙文即中山樵先生”，章士钊却将它译成“孙文即孙中山先生”，误把“孙文”（中文姓名）和“中山樵”（日文姓名）连缀在一起，译成了“孙中山”。

章士钊后来在《疏〈黄帝魂〉》中回忆道：“时先生（孙中山）名在刊章，旅行不便，因易姓名为‘中山樵’，‘中山’姓，‘樵’名……顾吾贸贸然以‘中山’缀于‘孙’下，而牵连读之曰‘孙中山’。”（《辛亥革命回忆录》，中华书局1961年版）显然，彼时章士钊对日本姓氏的构成一知半解，以至于把“孙文”“中山樵”译作“孙中山”。

这一差错，无意间让“孙中山”这个全平不仄而颇具亲和力的名字，成了那个时代广为传播、家喻户晓的名字。据说，孙文后来亦“闻而默认”。

（作者系上海市崇明区博物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