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千帆先生指导莫砺锋读书

▲《师友记》莫砺锋 著

▲程千帆先生部分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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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莫砺锋

编者的话：

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自古至今，无数文人学者以书为友，以阅读为志，铸就了丰沛充盈的精神世界。这些读书治学的佳话与心得，不仅是学术文化的珍贵遗产，更是启迪后人探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不竭动力。在第31个“世界读书日”暨第五届全民阅读大会召开之际，本期讲坛版邀请莫砺锋先生讲述文史学家程千帆先生的读书治学之道与精神风范。

主讲人简介：

莫砺锋，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长，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第八、九届江苏省政协委员，第十届江苏省政协常委。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顾问、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名誉会长等。主要学术著作有《杜甫评传》《唐宋诗歌论集》《古典诗学的文化观照》《杜甫诗歌讲演录》《陆游十讲》等，并著有《浮生琐忆》《莫砺锋诗话》《漫话东坡》《师友记》等。

人生在世，除了家人外，最亲密的人首推师友。唐人柳宗元说得好：“不师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可见师友实即良师益友，不良无益之人是称不上师友的。

1979年9月15日。那天我离开合肥的安徽大学，到南京大学来读研。曾忆得：“下午三时许，火车驶过南京长江大桥。……我在火车的隆隆声中口占一绝：‘霏霏江雨散轻丝，帆影依稀客乱思。负笈宁辞千里远？求师已觉十年迟。’我的生命旅程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走过了三十年，往事如烟，不堪回首。在未来的人生旅途上又将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着我呢？”但事实说明当时我是多虑了。那天傍晚我住进南大的宿舍，便认识了同门的师兄弟，他们成为我新的益友。三天以后，我便见到了导师程千帆先生。

转益多师

博采众长

1913年9月21日，程千帆先生生于长沙清福巷本宅。虽然当时程家相当清贫，但却是一个富有文学传统的诗书之家，他耳濡目染，自幼便能吟咏。他的习作曾蒙叔祖奖誉，批语曰：“诗笔清丽，自由天授。”更重要的是，程先生在十多岁时曾在其伯父君硕先生所办的私塾“有恒斋”里读过数年古书。君硕先生的教育方法与一般的私塾完全不同，他不用《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作教材，而是要求学生直接读经典著作如《论语》《孟子》《诗经》《左传》《礼记》《文选》《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资治通鉴》。他在讲授时则文辞义理并重，而且要求学生用文言文写文章以及日记与学习心得，并练习书法。

正是这种严格的训练使程先生很早具备了阅读古书和写作文言文及诗词的能力，并使他熟精古代典籍，从而对古代文化具有感性的深刻体会，这是他在文史研究，尤其是在古代诗学的研究中如鱼得水的重要原因。时隔五六十年，当程先生在南京大学指导研究生攻读古代文学时，他不是只以指导学生写学位论文为要事，而是在选定论文题目之前先布置一批必读书目，例如1982年入学的博士生的必读书目是：《论语》《孟子》《诗经》《楚辞》《左传》《史记》《文选》《文心雕龙》等8部书。程先生常说：“对学生要加以友善的压力。”这张书单就是“压力”的具体表现，而设置书单的良苦用心正是要传授他自身学术成功的经验。

如果说程先生在“有恒斋”中的学习仅仅是打好基础的话，那么他进入金陵大学后就真正跃入学术的海洋了。上世纪30年代南京的大学中，大师云集。由于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的教授可以互相兼课，所以程先生得以向两校众多的名师请益。在金陵大学的四年中，他如饥似渴地吸取营养，学问大进。他在晚年深情地回忆说：“在大学四年中，我跟黄季刚（侃）先生学过经学通论、《诗经》《说文》《文心雕龙》；从胡小石（光炜）先生学过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甲骨文、《楚辞》；从刘衡如（国钧）先生学过目录学、《汉书艺文志》；从刘确杲（继宣）先生学过古文；从胡翔冬（俊）先生学过诗；从吴瞿安（梅）先生学过词曲；从汪辟疆先生（国垣）学过唐人小说；从商锡永（承祚）先生学过古文字学。诸位老师各有专长，已使我耳濡目染，枵腹日充；而因求知心切，又曾向不在金大任教，或虽任教而不曾讲授某项课程的先生们请教。如曾向林公铎（损）先生请教过诸子学，向汪旭初（东）、王晓湘（易）两先生请教过诗词。”通过这些刻苦的攻读，程先生真正做到了转益多师、博采众长，在经学、史学、目录学、文学批评史诸方面积累了深厚的学养，而且学到了大师们的诸多治学方法和人生道理。

逆境不堕

坚持读书

程千帆先生酷爱读书，又有极高的天分。在金陵大学读书，他的本科毕业论文是《少陵先生文心论》，据说，当时的指导老师一个字都没改，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成熟。可以看出，程先生在本科的时候已经才华横溢，头角崭露，在学术研究上体现出非常良好的前景。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已经是武汉大学的三级教授、中文系主任，在学术界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承认。那时候北京的《文学评论》杂志刚刚创办，名叫《文学研究》，他被聘为编委。更重要的是，程先生在那个时候已经确立了独特的学术理念，这就是现在南京大学“两古学科”的老师念兹在兹的“把批评建立在考据的基础之上”，或者说把“文艺学的研究和文献学的研究结合起来”。

20世纪50年代后期，程先生被下放农场。据先生回忆，当时他被下放的沙洋农场有一个图书室，里面没有多少书，倒有一套中华书局校点的晋隋八史。程先生如获至宝，他白天劳动，晚上就细细地阅读这套书。宋代苏东坡在人生低谷中，坚持读书作文，是旷达自守、以文立心、逆境不堕的君子风骨与文人担当。程先生在沙洋坚持读书的行为是否有意学习东坡，我不敢断言，但我相信他在精神上是与东坡心心相印的。程先生有诗云：“一事略同苏玉局，晚途流落负明恩。”“苏玉局”就是指苏东坡。程先生虽然没有能在特殊生活中实现创作的辉煌，但也没有虚度光阴，没有中断读书学习和学术思考，从而为自己在日后重创学术辉煌作了切实的准备。

读书著书

教书育人

1978年8月，程先生来到南京大学，就任中文系教授。此时他已经65岁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使他早已满头白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程先生决心要把被耽误的光阴夺回来，他带着满腔的热情开始工作。程先生为自己制定了两个宏大的计划：一是对自己几十年的学术思考进行总结，写成著作贡献给学术界；二是抓紧时间培养学生，努力弥补古代文学等领域人才断层的问题。对于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来说，这两个任务谈何容易！然而程先生经过十多年的奋斗，终于在两个方面都取得了卓异的成绩，使他的人生中出现了奇迹般的晚年辉煌。

一般来说，一个学者在学术研究被耽误20年后，最着急的事当然是整理自己的成果。然而程先生却把培养学生放在第一位，他常常引《庄子》的话说：“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在他看来，让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后继有人，这才是重中之重，急中之急。

程先生是怀着虔诚的心愿重新走上母校的讲坛的。他不顾年老体弱，亲自为本科生上大课。面对着几百双充满求知欲的眼睛，程先生仿佛又恢复了青春，他的课讲得生动活泼，明白晓畅，又逻辑谨严，一丝不苟。他传授给同学的不仅有渊博的知识，更有切实的方法和睿智的思考。他在课堂上神采奕奕，精神抖擞，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他的身体特别健康，其实程先生体力并不充沛，他是在用全部生命进行拼搏。如果说课堂是教师的战场，那么程先生就是一位老当益壮、仍然在驰骋疆场的老将。他是多么希望能够一直在讲坛上奋战下去啊！可是年龄不饶人，几个学期之后，程先生的身体情况不允许他再上大课了，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大教室，转而以培养研究生为主要的教学任务。

上世纪80年代初，学位制度应运而生。程先生被推选为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首批博士生导师，他带出一批硕士生后，于1982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当时程先生对如何掌握博士生的水准心里没底，他找来一些港台地区的博士论文仔细阅读，决心要培养出水平更高的博士来。经过十多个寒暑，程先生培养了硕士9人，博士10人。社科院文学所《文学遗产》杂志原主编徐公持先生在总结古代文学学科的总体情况时认为：新时期成就最大的两位学者是钱锺书和程千帆，并特别指出程先生培养学生的成就：“门下人才辈出，形成坚强的学术梯队，在本学科中广受称道赞许。”

在程先生重新踏上大学讲坛的同时，他也抓紧时间重新开始学术研究。他凭记忆把自己多年积累在心中的学术思考重新整理、加工，并以此为起点开始新的研究。这种研究是非常艰苦的，需要付出非常人的努力才能有所收获，因为此时的程先生不但忙于教学，还承担了繁重的社会工作，他先后担任江苏省政协委员、江苏省文史馆馆长、南京市文联主席、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中华大典编纂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山水旅游文学研究会会长等。他又是个办事认真、不肯敷衍了事的人，所以格外地忙碌。在这种情境中，他竟然在短短的十来年间推出了20多部著作，而且以高度的学术造诣使学术界为之震惊，这需要付出何等的努力啊！诚然，程先生才思敏捷，做事效率很高，但更重要的是他有发愤著书的精神，有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十多年间，程先生真正做到了焚膏继晷、闻鸡起舞，他几乎是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到学术上去了。即使是在外出参加学术会议时，他也总是带上几本书籍和一些稿纸，利用休息时间来读书、撰稿。

程先生的读书有着明确的目标，就是为继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贡献力量。程先生的治学总是带着问题意识。专著也好，单篇论文也好，程先生从来不发无的之矢，他一定是为了解决某个重要的问题，为了得到一个能够推动整个学术前进的结论，才动笔写这篇论文。所以他的论文，包括谈《饮中八仙歌》的《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包括《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等，这些文章一出来，学界就非常兴奋，非常关注，它们都具有一种开创风气的典范作用。

程先生做学术研究时还有一个值得称道的特点，就是实事求是、谦虚谨慎。他本是才高一代，但他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的精神，一定知错即改。他对于自己说过的话、写过的文章，不管是已经发表的还是没发表的，只要有人指出来有什么不对，他立马就虚心接受。

我举两个小例子。第一个是在教学上，程先生给博士生上《杜诗研究》的课程，有一次他在课堂上随口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明朝某诗人有一首七言绝句里有两句话，正好可以说明某个问题，原句是“科头箕踞长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我正好记得这两句诗是王维写的，下课后就告诉程先生。第二周上课时，程先生就表扬了我。表扬什么呢？他说：“我上周讲这一句讲错了，我记成明朝人写的，莫砺锋同学指出这是王维写的，很对，大家要学习他的精神，老师有错也要指出来。”我上程先生的课就得到过一次表扬，故而记得特别清楚。

这种精神更多地体现在他的论著中偶有疏漏之处，别人指出来，他一概接受。他有一篇著名的论文是分析《全唐诗》里一个不太著名诗人的作品，这个诗人叫唐温如。唐温如的诗在《全唐诗》里只有一首，就是《题龙阳县青草湖》：“西风吹老洞庭波，一夜湘君白发多。醉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这首诗一直在《全唐诗》里，但谁都没有注意过。程先生慧眼识珠，把它挑出来，说这首诗写得好，他专门写了一篇论文来分析它怎么好，分析得非常中肯。但是文章发表以后，中山大学的陈永正教授在《中山大学学报》上面发了一篇文章，说唐温如不是唐朝人，实际上是元末明初人，这首诗是《全唐诗》误收的。

陈的文章发表后，程先生看到了，经过文献查找，他承认陈永正教授提的意见是对的。后来我把那篇文章编进程先生的文集时，程先生就专门加了一条注，表示接受陈永正教授的指正意见。他绝不掩饰自己的错误，有错马上就改。这种态度的根子就是对传统文化的衷心热爱和对真理的不懈追求。

东晋袁宏在《后汉纪》里记载了东汉一个人物叫魏昭，他说过两句名言：“经师易遇，人师难遭。”后被司马光写进《资治通鉴》。所谓经师，在汉代的学术背景中，就是传授经学的老师，也就是只教学问、只教学术的老师。人师，就是教怎么做人的，就是把德行教育放在首位的一种全面的教育家。意思是说经师是比较容易找到的，人师是很难遇的。程先生就是一位真正的经师与人师。他不仅传授学问，更多的是教我们怎么做人。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他的治学之道、处世之德，如同不灭的星火，不断照亮我们这些后学之人的读书与人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