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向纵深推进，涉外法治建设已成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应对复杂外部环境的核心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强调要从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高度，深刻认识做好涉外法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营造有利法治条件和外部环境。

4月24日，全国政协召开双周协商座谈会，组织委员、专家和相关部委负责同志围绕“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深入交流、协商议政。从加快推进我国涉外法律体系构建到深化国际执法合作，从完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到支持律师事务所“走出去”“引进来”，委员们聚焦关键问题提出一系列务实中肯的意见建议，为加快推进我国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不断夯实高水平开放的法治根基贡献智慧和力量。

系统推进制度集成创新

加强人才培养体系建设

涉外法律制度是国家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涉外法治的基础，发挥着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重要作用。

“为筹备此次会议，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组织委员赴海南省开展专题调研，同时，委托上海市政协开展了协同调研。”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杨万明介绍，委员们在调研座谈中深刻认识到，随着全球化进入“规则重构期”，我国制度型开放由“跟跑”向“领跑”迈进，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涉外法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前瞻性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不断夯实高水平开放的法治根基。

同时，委员们也发现，对标“十五五”规划纲要关于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部署、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要求，仍有一些短板亟待补齐，一些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结合调研实践，杨万明建议，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深化制度集成创新，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全面完善涉外法律制度，延伸域外管辖，增强反制能力，强化制度包容和风险防控，充实攻守兼备“工具箱”；加强能力建设，健全以经营主体需求、基层实践需要为导向的涉外执法司法、法律服务的制度供给、能力提升和人才培养机制；坚持系统推进，以一体化布局支撑高水平开放。统筹推进涉外立法、执法、司法、法律服务、人才培养、国际合作、海外利益保护等各环节深度融合，形成系统的法治护航能力。

“系统推进涉外法治建设，完善涉外反制法律体系，提升运用法治手段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的能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长远战略价值。”在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原副主席周汉民看来，我国涉外法律体系已具备一定基础，但在体系衔接、实施机制和实践效果方面仍存在不足。

为此，周汉民建议，夯实立法基础，完善域外适用规则。探索构建统一的域外适用规范框架，提升立法的系统性与协调性；完善司法机制，提升规则执行能力。优化涉外审判体系，健全跨境证据规则。深化国际合作，依托共建“一带一路”等合作平台，推动形成更加稳定、可预期的法律合作网络与争端解决机制；完善风险应对机制，强化企业法治保障。探索建立涉外法律风险分担与支持机制，加强企业“走出去”法治服务保障。

面对新一轮对外开放，涉外法治工作须加强战略布局，司法审判要跟上，而涉外民商事审判乃重中之重。目前，我国已形成以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为引领、地方国际商事法庭为支撑的两级国际商事审判体系。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制约审判质效。

全国政协委员、吉林省司法厅副厅长邓健建议，进一步夯实涉外司法制度基础，加快制定地方国际商事法庭统一管理规范，优化涉外民事诉讼程序，探索建立外籍专家陪审员制度；提升“一站式”平台综合效能，建立法院、司法行政、商务等部门深度嵌入的协同解纷模式，完善跨境解纷激励与保障制度；强化国际商事审判人才和数字支撑，推进全流程智慧跨境诉讼平台建设，降低跨境诉讼成本，全面提升涉外司法现代化水平。

专业人才培养体制是涉外法治体系建设的智力保障。近年来，全国各地高度重视涉外法治人才建设，持续完善培养机制，加大培养使用力度。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财经大学副校长鲁晓明调研发现，广东省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仍存在一些不足，也折射出全国较为普遍的情况。

“应完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机制。”鲁晓明建议，加强国家层面统筹，鼓励和支持各地依托国家战略、根据区域特点，遴选推出一批重点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研究与实践项目。推动形成覆盖“国际组织﹢重点国家﹢区域国别”、法律教育与人文国情教育融合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与合作交流体系。发挥高校育人主体作用，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设置法学专业教育兼修小语种、人工智能等“法学﹢”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深化法治人才共育模式，畅通高校与实务部门双向挂职锻炼或研修、晋升渠道。深入实施外籍法治人才出入境便利政策，支持仲裁机构加大外籍仲裁员聘用力度。

持续深化国际交流合作

健全多元解纷协同机制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完善涉外国家安全机制，构建海外安全保障体系”“深化国际执法安全合作”的具体要求，为维护我国公民、法人海外合法权益提供了根本遵循。

面对动荡的世界局势和严峻的国际竞争，我国涉外法治斗争能力有待提升，国际执法合作、海外利益保障等仍需加强。

全国政协委员、公安部原副部长陈思源建议，健全完善法律制度，动态梳理重点领域相关立法及配套法规情况，及时填补空白、补齐短板。加大跨国犯罪打击治理，做精做实双多边执法合作机制，积极开展刑事司法协助和引渡合作，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跨境犯罪。夯实涉外法治工作基础。推动相关高校和研究机构等开展涉外法治专题研究，加强法律、外语等复合型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和实践锻炼。强化海外利益保护，完善海外利益保护工作体制机制，健全完善情报互通共享、风险监测预警等机制，探索加强共建“一带一路”等法律服务保障，帮助解决国际商事海事争端。

在全国政协委员、司法部原副部长赵昌华看来，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背景下，我国法治领域对外交流合作和国际司法协助也面临一些挑战和不足。

“应加强法治交流合作和国际司法协助，讲好中国涉外法治故事。”赵昌华建议，拓展知华友华“朋友圈”，构建以我为主的法治交流合作新格局。健全条约网络与配套制度，提升国际司法协助质效。研究制定国际民商事司法协助法，建立防范单边取证机制，完善适应科技发展的送达方式，优化判决承认与执行流程。创新叙事方式，讲好中国法治故事。积极运用海外及新兴社交媒体和平台，生动讲述外商在华投资、知识产权保护、多元解纷案例。

调解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优先方法之一。作为全球首个专门以调解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由中国牵头联合其他18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的国际调解院，自2025年10月成立以来，半年间已接办多宗案件。

作为此次会议的特邀专家，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香港特别行政区律政司原司长郑若骅认为，应更好发挥国际调解院在我国涉外法治建设中的作用。

郑若骅建议，拓展国际调解院涉外人才培养“孵化器”功能。支持国际调解院与香港国际仲裁机构协同发展，鼓励“走出去”企业、“一带一路”企业等遇到争议先到国际调解院调解。用好国际调解院能力建设功能增进国际认同，营造对我国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

仲裁是涉外法治建设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迎新看来，新修订的仲裁法拓宽了涉外仲裁案件的范围，增设了仲裁地制度，支持仲裁机构“走出去”“引进来”加强对外交流合作。

“要以司法之力护航涉外仲裁高质量发展。”结合工作实际，李迎新认为，人民法院应坚持正确理念，把握好支持与监督的关系，为涉外仲裁营造稳定、公平、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完善配套规则，为涉外仲裁提供清晰指引；深化国际协作，提升我国仲裁的国际影响力，在国际仲裁治理体系中贡献中国智慧。

强化国际经贸规则对接

护航企业更好“走出去”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重要部署，明确提出“加快建设贸易强国”“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

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这是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为进一步对接国际规则、推进制度型开放打下了坚实基础。但是，与高标准国际规则相比，海南还存在一些差距。”全国政协常委、海南省政协副主席侯茂丰坦言。

对此，侯茂丰建议，支持海南以销售税改革为突破口，加快构建简税制体系。支持海南以优化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为突破口，实现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支持海南以商品检验检疫单向认可试点为突破口，实现货物来往自由便利。支持海南加快涉外法治建设，更好服务保障自贸港改革创新。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推进，全球范围内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深度融合，为企业跨国经营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我国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海外收入占比持续提升，已稳居我国外贸第一大主体。

与此同时，民营企业海外发展面临的多法域和多行业交叉监管更加严格，‌地缘政治牵连度更广，‌争议解决更复杂，合规难度和成本更高。

“我们要为民营企业‘走出去’提供更好法治保障。”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专职副主席方光华建议，推进我国法域外适用，建强域外管辖制度，提高域外适用效力阻断立法及相应的反制机制，强化中国司法管辖权，建立对等司法救济机制。提升民营企业能力素质，服务引导民营企业建立健全境外合规经营管理体系，同时，强化风险识别与投资决策关联意识。加强海外资产保全机制和能力建设，支持国内法律服务机构“走出去”，增加国别化、针对性法律服务产品供给。

近年来，一批现象级数字企业正成为我国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主体。虽然我国已经建立起“3﹢X”合规出境通路，为数据流动奠定制度基础。然而，数字企业走向全球仍存在明显制约。

“亟须从国内与国际两个方面协同发力，构建一个‘可信’数据跨境流通环境。”全国政协委员、金杜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毅建议，在国内，通过创新监管工具提供体系化支持，切实降低企业合规成本。在国际上，支持在北京成立的世界数据组织发挥作用，主动构建互认互信的规则网络。通过商签双边或多边协定，着力构建区域性“可信数据流通圈”，为我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供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有效应对全球规则碎片化带来的冲击。

随着中国企业国际化步伐的加快，中国律所的国际化步伐也不断提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统计显示，目前，我国律师事务所已在72个国家或地区设立355家分所，拥有涉外律师1.2万名，为5万家“走出去”企业提供服务。

全国政协委员、中豪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席袁小彬调研发现，律所“走出去”“引进来”仍面临海外分所“水土不服”、高端人才“内匮外阻”、扶持政策“落地不畅”等困难和问题。

“提升律师涉外法律服务能力是加强涉外法治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要支持律师事务所‘走出去’‘引进来’。”袁小彬建议，积极提供实践机会，落实政府采购、境外发债、海外并购等项目中优先聘用中国律所机制。推进高端人才引育用留，拓展国家留学基金委培养在校涉外法治人才项目范围，鼓励内地与港澳律所合伙型联营以及中外律所强强联合。降低国际化发展成本，支持律所在重点经贸国家或地区做强本土化团队。制定行业适配的跨境财税政策，推动律所参照企业享受现代服务业“走出去”有关支持优惠。（本报记者 孙金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