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报社拟推荐参评第36届中国新闻奖作品公示

根据中国记协《中国新闻奖评选办法》，人民政协报社对拟参加第36届中国新闻奖评选的8件新闻作品进行公示。公示期为2026年4月28日至5月7日。

联系电话：010-88146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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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充分发挥央媒主渠道主阵地主力军作用

充分发挥央媒主渠道主阵地主力军作用

——人民政协报“庆祝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重大主题宣传报道实践

刘喜梅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在各项宣传工作中，重大主题宣传题材重大，关乎方针政策、全局性工作部署，并聚焦国家发展中的重大成就和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开展宣传，是新闻媒体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重要抓手[2]。

2024年9月20日上午，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在京召开。为庆祝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机关报，以及具有鲜明政协统战特色的中央主要新闻单位，人民政协报聚焦主题，发挥自身特色和资源优势，分阶段推出了系列精品力作，相关报道获得了全国政协领导同志和中央宣传部相关负责同志的肯定，实现了在这场报道战役中的精彩出圈。

一、 超前谋划，分步推进

为做好“庆祝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重大主题宣传报道工作，人民政协报超前谋划，分别从会前预热、会中聚焦、会后贯彻落实三个方面打好组合拳，形成了宣传报道的三波声浪，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和社会反响。

（一）积极谋划会前预热报道，为主题宣传积极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做好政协新闻宣传工作，首先要学习好领会好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确保政协新闻宣传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3]为庆祝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人民政协报把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作为基本要求，于2024年9月9日在要闻一版开设了“庆祝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专栏，并于2024年9月9日至19日在要闻一版刊发了“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系列述评”。八篇厚重的述评文章，以宏大的历史视野、深刻的理论阐释，全面展示了人民政协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实践中，所取得的主要成绩和宝贵经验，具有极强的思想性和感染力。八篇述评文章被各级政协组织纷纷转载，也形成了人民政协报庆祝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重大主题宣传的第一波舆论高峰。

除系列述评文章外，人民政协报还于2024年9月19日，也即庆祝大会召开的前一天，在要闻一版头条位置以《风雨同舟铸辉煌共襄伟业再出发——写在人民政协成立七十五周年之际》为题，推出了7000余字的重磅综述文章。这篇综述文章气势恢宏，既总结了过去75年人民政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建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探索改革路、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在各个历史时期服务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作出的重要贡献，也表达了对未来人民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坚定信心，进一步凝聚了广大政协委员、政协组织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思想共识。

（二）社论、特刊、时政消息、侧记等多种体裁协调发力，扎实做好会中报道，为主题宣传声势再加温

为加强政治倡导和舆论引导，人民政协报当年9月20日在要闻一版突出位置刊发社论《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壮美华章——热烈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增强了各级政协组织和各界政协委员等对国家和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同一天，人民政协报还以7个专版的形式重点推出了“携手阔步新征程·庆祝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特刊”，更加聚焦地呈现了人民政协过去75年发展的辉煌历程，吸引了众多政协组织、政协委员和媒体同行的关注。

2024年9月21日，人民政协报在要闻一版刊发了题为《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更加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显著政治优势不断巩固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重磅时政消息，及时权威传递大会信息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同一天，人民政协报还推出了《担负起新时代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七十五周年大会侧记》报道，让读者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大会现场的庄重、热烈和感人瞬间，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号召力。

至此，人民政协报庆祝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重大主题宣传声势再次升温，有气势有分量的规模化报道正式形成，浓厚的节日氛围也得到彰显。

（三）会后及时推出对大会精神的贯彻落实系列报道，让主题宣传再次升温并形成高潮

2024年9月20日，在庆祝大会召开的当天下午，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立即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于此次会议，人民政协报派出骨干记者，在第一时间完成了时政消息和会议综述的撰写，两篇报道均于2024年9月21日刊发。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这篇会议综述的完成不仅及时、高效，又高屋建瓴、旗帜鲜明、气势磅礴，极具震撼力、感召力和引领力，掀起了政协组织上上下下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的热潮。

也是从庆祝大会召开次日起，人民政协报分别以“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全国政协委员热烈反响”为题，刊发系列评论员文章4篇、综述3篇，并在此后及时连续推出部分全国政协委员署名文章，以及地方政协学习贯彻情况的综述文章等，全面深入学习领会、宣传阐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这些会后报道既把整个主题宣传推向了高潮，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声量，也显著提升了人民政协报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二、 亮点与特色

一项重大主题宣传工作通常是分步骤完成的，在不同的推进阶段又有不同的报道重点。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重大主题宣传报道中，人民政协报注重庆祝大会会前、会中和会后三大时间节点宣传内容的统筹安排，报道内容有规模、有深度、有分量、有质量，全面、深刻地展示了中央媒体做好重大主题宣传的能力和水准。总体来看，人民政协报对庆祝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的报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亮点和特色。

（一）重大主题聚焦

聚焦重大主题，是成功开展重大主题宣传报道工作的关键。人民政协报作为党的媒体，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重大主题宣传的策划阶段就精准定位，把“第一议题”确定为“第一选题”，即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作为报道主题，一系列报道形式均紧紧围绕这个主题来展开。

比如，在预热宣传阶段，人民政协报连续推出的八篇述评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诠释了人民政协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所取得的重要成就、所探索的生动实践，鲜明呈现了报道主题。在会后学习大会精神的宣传阶段，人民政协报推出的系列评论员文章再次将本次重大主题宣传的舆论声浪推向高潮。

（二）政协特色凸显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党的媒体开展新闻宣传工作的基本原则。对中央媒体而言，重大主题宣传的题材常常本身就是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内容，因此，在面对同一重大主题开展宣传工作时，各大中央媒体就要同台竞技。如何才能在这场竞技中脱颖而出？拥有独家的题材资源，在报道中形成差异化竞争，是人民政协报在各大央媒同步开展庆祝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重大主题宣传中出圈出彩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为在海内外拥有广泛影响的全国性统一战线报纸，各级政协组织的工作人员和各级政协委员等是人民政协报稳定的受众群体，这一群体的队伍是庞大的。从内容上来讲，人民政协报长期以来聚焦主责主业，广泛宣传全国政协及各地方政协组织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履职尽责的好经验好做法。因此，在重大主题宣传报道的题材选择和受众覆盖面上，也具有天然优势。比如，人民政协报本次重大主题宣传中的系列述评文章，每篇文章都是大约6000字的篇幅，其中都大量选取了典型的甚至是独家的政协推进工作的生动案例，这就一方面就凭借题材形成了内容优势，另一方面也拉近了报道与受众的距离。再比如，人民政协报在庆祝大会当天推出的系列特刊，更是撷取了人民政协成立75年来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诸多生动实践，这些权威、准确、及时、有分量的报道不仅展示了人民政协成立75年来取得的重大成就，也为其他媒体开展同类报道提供了重要参考。不仅如此，人民政协报推出的系列特刊，还配发了很多珍贵的图片，这也是人民政协报围绕庆祝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开展重大主题宣传的亮点之一。

（三）评论着重发力

厚重度是衡量各媒体重大主题宣传效果的重要指标。要实现厚重的传播效果，仅靠重大主题以及集中、连续报道的形式和规模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报道的内容能够呈现思想的感召力和舆论的引导力。为实现这样的宣传目标，人民政协报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系列报道中，着重发挥评论这一体裁的旗帜和导向作用，及时、重磅推出了系列社论和评论员文章。

比如，人民政协报围绕“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推出的四篇评论员文章，分别从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充分发挥人民政协显著政治优势、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心聚力四个方面，及时、高效、全方位诠释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具有极强的思想性、感染力、说服力，通过言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了人心、凝聚了共识、凝聚了智慧、凝聚了力量，报道成果获得了多方肯定。

三、 经验和启示

“有亮点，有特色”“有规模，有质量”“有深度，有影响”，是社会各界对人民政协报庆祝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重大主题宣传系列报道的评价。总结其中的经验和做法，如下几个方面值得思考和交流。

（一）策划先行

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但成系列、分阶段的重大主题宣传仅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显然是不够的，如何在不同的报道阶段实现不同的报道侧重，特别是要推出述评、社论、系列评论员文章等诸多理论性较强的政论报道时，策划的重要性就凸显了出来。人民政协报庆祝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重大主题宣传是提前几个月就开始谋划的，在策划方案中，不仅明确了预热报道、会期报道、会后报道的重点任务、重要体裁，对各项工作的推进时间表也都作出了明确的部署。正是因为策划到位、部署科学，这一重大主题宣传的各项工作才得以有条不紊、有力有序地推进，并实现了预期效果。

（二）精益求精

“虎头蛇尾”“轻飘飘”“形式大于内容”，是媒体开展主题宣传时常常被社会诟病的问题。以这些常见问题为警示，人民政协报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重大主题宣传的策划阶段，就以“高质量、出精品”作为工作目标，并确定了“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的工作导向。在系列稿件的完成过程中，“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的工作作风得到了淋漓尽致地体现———从稿件提纲开始，报社领导及选题负责人就开始进行反复打磨，经常为了一个数据或表述准确与否查阅大量资料、采访全国政协办公厅多个部门和委员。从初稿到最终定稿，每一篇都要经历至少七八次甚至十余次的修改，有些稿件甚至是推倒重来，正是这样，才最终确保了稿件的高质量。

（三）强化理论学习和积累

很多媒体把重大主题宣传比喻为“战役”，由此可见其任务之艰巨。对于庆祝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这样的重大主题，不管是人民政协报还是人民日报、新华社推出的系列主题宣传，都以新闻报道和理论宣传同时发力的政论报道为主，这就需要参与报道任务的编辑记者具有极高的政治素养、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才能胜任。显而易见，不管是政治素养还是理论把握能力的提升，靠临时抱佛脚都行不通，而只能靠平时的学习和积累，特别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只有学懂弄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才能在重大主题宣传报道中对其生动实践做好诠释。

（四）加强团队协作

重大主题宣传大都以系列化推出，且报道内容的政治性极其鲜明，靠个人单枪匹马作战不可能完成工作，因为每一篇报道几乎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都需要至少几个人才能完成。即便是强调团队合作，如果没有顺畅的协调机制做保障，也很难达到预期效果。人民政协报庆祝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的重大主题宣传，几乎是集全报社之力推出的，各采编部门均抽调精兵强将参与其中，且在策划伊始就由总编室牵头建立了宣传报道协调机制。该机制对每一项任务的参与人员都做了明确的分工，在工作推进的不同阶段又高效解决各种问题、难题，从制度上保证了团队协作的流畅运转。

参考文献

[1]李毅：《深刻认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红旗文稿》2023年第23期

[2]黄龙、黄卫明：《以“三合”强化主流舆论场——〈宜春日报〉及其新媒体平台的实践探索》，《中国地市报人》2024年第9期

[3]王东峰：《在全国政协办公厅新闻宣传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政协报》2024年11月1日2版

[4]丁柏铨：《重大主题宣传：特点、现状与优化》，《新闻与写作》2020年第10期

[5]耿磊：《突出主流媒体特色创新重大主题宣传报道——以人民日报党的二十大宣传报道为例》，《中国记者》2022年第11期

[6]孙靓：《以专业性和权威性彰显主流媒体品格——中国信息报重大主题宣传报道实践》，《新闻前哨》2024年第9期

[7]鲍俊辉、付军：《唱响主旋律壮大主阵地——黄石日报重大主题融媒报道的创新实践》，《新闻前哨》2024年第15期

[8]吕巍：《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人民政协报》2024年10月14日1版

2、 消费者需要的不是只会说人话的AI

消费者需要的不是只会说人话的AI

杨岚

“亲，我已收到你的反馈，会尽力为你解决。”“请你先描述具体问题哦。”打开购物App、拨通客服热线、联系物流售后，这类语气亲和的回复总能第一时间弹出，可字里行间的“人味”背后，往往是无法理解核心诉求的AI客服在机械应答。当前，AI客服已全面渗透生活服务场景，但“答非所问”“转人工难”等问题频遭吐槽，本应提升效率的智能服务，正在变成消费者维权路上的“绊脚石”。

AI客服的普及，是企业追求成本控制与服务效率的选择。一台AI机器人每天可接听上千通电话，应对数千条咨询，且能全时段无延迟响应，这是日均处理百十人次的人工客服难以企及的。《2024年中国智能客服市场研究报告》显示，2023年中国智能客服市场整体市场规模为39.4亿元，预计到2027年将达到90.7亿元。而《2021年中国银行业服务报告》中提到，银行业客服从业人员却从2021年的5.02万人降至2023年的4.17万人，AI替代人工的趋势愈发明显。对企业而言，AI客服确实能大幅降低人力成本，但这种“降本增效”若以牺牲用户体验为代价，终将得不偿失。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消费者的吐槽集中在AI客服“智能不足、机械有余”的痛点上。艾媒咨询调查显示，51.4%的消费者认为AI客服无法解决个性化问题，47.9%反映其不能准确理解诉求，43%吐槽其回答生硬缺乏情感。贺女士的遭遇颇具代表性，她在某外卖平台订购早餐，商家不仅送错餐品，还漏送了部分货品，情急之下她电话联系客服，得到的却是“请您陈述您的问题”的机械回复。最终，她不仅没能吃上心仪的早餐，还白白损失了十余元。类似场景每天都在上演，咨询复杂退款流程，得到的是“请核对订单信息”的标准回复；投诉商品质量问题，系统反复要求上传无关凭证；想转接人工，却要在“按1查订单、按2查物流”的语音导航中循环操作，甚至找不到明确转接入口。这种“有问必答却答非所问”的沟通，不仅解决不了问题，更会激化消费者的不满情绪。

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企业将AI客服当成“挡箭牌”，刻意设置转人工门槛，变相剥夺消费者的合理诉求渠道。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数据显示，某季度智能服务消费投诉舆情达8585条，投诉焦点集中在客服“不智能”“模板化”上。一些平台的AI客服只会机械重复预设话术，对消费者“转人工”的明确要求视而不见，或需完成多轮无效对话、输入复杂指令才能触发转接，让本就焦急的消费者更加焦头烂额。这种“技术壁垒”式的服务设计，违背了客服行业解决问题、提升体验的核心初衷，反而让服务变成了敷衍的遮羞布。

AI技术本身并无过错，问题的关键在于企业对服务本质的认知偏差。说到底，消费者需要的不是“会说人话”的AI，而是能解决问题的服务。话术再温柔，不如一次精准回应；技术再先进，不如一个有效结果。当企业把用户体验放在成本控制之前，当AI客服匹配能听懂诉求、会解决问题的智商，当转人工不再是需要破解的谜题，智能服务才能真正成为连接企业与消费者的桥梁。毕竟，服务的终极答案，不是用技术替代人，而是用技术更好地服务人，这才是AI客服真正该有的智能，也是所有服务行业不该忘记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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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台胞二代讲述：老物件里的父辈抗战故事

4. 我们，又要丰收了

我们，又要丰收了！

——来自“中国大豆之乡”黑龙江省嫩江市粮食生产一线的观察

本报记者 李寅峰 杨智嘉 曾宇昕 袁世鼎

《人民政协报》（2025年09月23日 第 1 版）

金秋九月，龙江大地一片金黄。乘车行驶在全国耕地面积最大、大豆种植面积和产量最多的县级区域嫩江市，四望目光所及，是即将进入收获季的万亩豆田，以及层层密密枝干上挂满的累累豆荚。

龙江熟，天下足。有“中华大粮仓”美誉的黑龙江，是全国粮食生产第一大省，也是我国最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和粮食战略后备基地。而嫩江市，是黑龙江省大豆主产区。

“全国每15粒大豆就有1粒产自嫩江！”田埂边，前进镇联合村村支书、春光种植合作社负责人崔晶俯下身，看着豆荚上鼓鼓的“豆包”，黝黑的脸庞上满是笑容，“指定又是大丰收！”

在盛丰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一排排大型农机整装待发。“马上进入收获期，一望无际的田野里，收割机、耕整地机械将一起协同作业，非常壮观！”嫩江市农机总站副书记袁琪宗自豪地说。

“要用‘金豆子’装满我们的‘金饭碗’，为国家粮食安全多加一道‘保险锁’，让咱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也让嫩江百姓的腰包更鼓！”说起农业生产，中共嫩江市委书记崔凯信心满满。

在嫩江当地，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黑龙江要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的重要指示精神，把“多种粮、种好粮”当成职责使命和行动自觉。

■ “金饭碗”里的“金豆子”

今年初，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着力壮大县域富民产业”，要求“打造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对于大豆种植面积和产量近年来稳居全国县级区域首位的嫩江来说，落实中央一号文件最主要的载体，就是田野里一粒粒的“金豆子”。

据嫩江市统计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2024年，嫩江域内种植大豆770万亩，今年种植面积虽略有减少，但长势良好，预计产量与去年相比将会略有提升。

“目前大豆陆续进入成熟期，收获机械已经检修完毕，待大豆籽粒水分达到标准，趁着晴好天气，就可以收获了！”嫩江市农业农村局局长丁重阳介绍，“最近正在进行收获前的理论测产工作，根据目前的测产数据，高产地块产量将接近275公斤/亩，创嫩江市大豆单产新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看，豆粒鼓鼓的，黑土地的营养都给了它们！”在一片豆田边，丁重阳揽过一株豆苗解读着。粗略数一下，这一株大豆结了50多个豆荚，三粒荚和四粒荚比较多。“这是嫩江大豆最好的丰产长相。”

资料显示，嫩江出产的大豆，16项营养成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一倍。在嫩江百姓看来，这是大自然的馈赠，更是嫩江农业发展的底气。当“多种粮”“种好粮”的意识已根深蒂固，推动大豆由“种得好”向“加工好”“吃得好”转变，成为嫩江农业产业的新课题。

在嫩江采访期间，记者留意到，一批创新型企业借助“嫩江大豆”地理标志品牌优势，自主研发多款产品，推动大豆深加工，提升附加值、扩大营收，也让嫩江大豆代表中国粮食产品走出国门。不同的生产线上，既有豆油、豆浆粉、豆面、腐乳，也有大豆蛋白、大豆肽、酵母蛋白、豆制方便面和意大利面等。

“在嫩江，没有一粒大豆能留下一点渣。都会被‘吃干榨尽’。”崔凯笑着说。

■ 黑土地插上“科技翅膀”

中国是传统农业大国。几千年的农业生产，一直面临“靠天吃饭”的问题。但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推进、农业科技现代化逐步实施，这一难题渐成历史。“解决吃饭问题，根本出路在科技。”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九三分公司鹤山农场数字农业指挥中心，可以直接体会到黑土地所插上的“科技翅膀”——“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落到实处，“靠天吃饭”淡出视野。

一张不同颜色梯度的变量施肥处方图上，汇集了无人农机系统综合运用卫星定位、地块产量分布、农艺措施、土壤检测数据以及未来种植计划等信息。借助此图，可以轻松实现精准变量施肥。

“我们将土地划分为五个不同的施肥等级，颜色越淡，表示土壤的肥力越高，从而在后期减少相应的施肥量。”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九三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福指着屏幕数据解释。

在鹤山农场第一管理区3600多亩豆田边，可以看到地面的小型气象站、孢子捕捉仪、虫情测报灯等一系列智能设备；地下看不到的，还有养分、墒情等传感器，时刻监测着土壤、气象和病虫害等信息，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全方位的呵护。

“就拿春播来说，技术人员通过对墒情和土壤温度传感器数据的综合判断，选择最合适的播种时机。”王福说，到了7月施肥期，这3600多亩土地，只需一台凯斯3230自走式喷雾机一个班次8小时就能完成一次喷肥作业。“它的翼展达27米，作业时速18公里左右。”

相关数据显示，目前嫩江全市农机总动力132.56万千瓦，农业生产机械化率高达99.95%。而黑龙江全省，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也稳定在99%以上，居全国首位。

农业现代化不仅改变了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也带来了新的产业机遇。嫩江市长福镇爱国农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国农机）总经理孙传忠就是受益者。

作为万亩土地的承包者，孙传忠切身体会到大型农机带来的高效和便利，也看到了农机制造业广阔的市场前景，于是本就擅长机械设计和维修的他毅然转行，全身心投入到农业机械研发制造中。

如今，在嫩江市25家农机制造企业中，年销售额在2000万元左右的爱国农机排位靠前。孙传忠自主研发设计、爱国农机生产的播种机和除草机除供应周边种粮大户外，还销售到内蒙古、新疆，部分出口至俄罗斯。

在元禾农业机械有限公司标准化加工车间内，智能生产设备机器轰鸣，火花四溅，工人们加班加点赶制着深松机。“今年国家加大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力度，深松整地技术推广范围扩大，让深松机成为秋收前的‘抢手货’。”企业负责人刘嘉军介绍，这种能深度松土、改善土壤结构的农机具，可使农作物平均增产10%。“企业订单已排至10月末，我们只有全力运转，保障农户在秋收前用上高效农机具。”

支撑大型机械化挺进农业生产的，还有嫩江较高的农村土地流转率。

前进镇联合村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次年，拥有1.45万亩土地的联合村便实现100%的土地流转，农业生产从此迈向新阶段——流转前，农户分散种田，靠天吃饭、效益低，抗风险能力极弱；流转后，土地集中到种粮大户手中，连片的土地让农业生产逐步实现规模化、专业化、机械化。

崔晶回忆：“最直接的变化是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原来半个月才能干完的农活，现在几天就能完成。合作社也自觉通过秸秆还田、轮作休耕等方式改善土壤质量，有效保护了耕地。”

前进村训昌合作社负责人尹训昌介绍，自己所承包的1.6万余亩土地，平均亩产量比以前提升了80~100斤。“土地连成片以后，土地利用率高了，科学化管理跟上了，产量提升是‘必须的’！”

多位受访的村支书表示，土地流转带来的效益远不止粮食产量的增加，也把更多劳动力从粗放型农业中解放出来，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有效增加了家庭收入。

■ 嫩江粮要有“中国芯”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种源安全和种业振兴，强调“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就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里”。

如何从源头上保障种子安全？对于嫩江来说，只有三个字，“中国芯”。

8月29日，国家级大豆种源保障基地建设专家座谈会暨嫩江市大豆种业联盟（以下简称联盟）成立仪式在嫩江市举行。联盟43家成员单位涵盖企业、科研机构、金融机构与合作社，实现了从“单兵作战”到“集团军作战”的资源整合新模式。“寒地黑土、绿色有机、非转基因”作为三张金色名片，代表了嫩江大豆种业的“中国芯”。

在联盟成员单位黑龙江益农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中心负责人郑己强正在实验室忙碌着。他从东北农业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就一头扎到这里，虽然远离繁华都市，但嫩江对种业研发的重视和支持力度让他如鱼得水，农业科研理想就此落地生花。

郑己强身后的培育架上，整齐排列着育种材料；他的面前，智能光照培养箱的指示灯闪烁不停。“这是新引进的设备，能精准模拟不同积温带的光照条件。”

令他骄傲的是，这间实验室针对第五积温带气候特点培育的明星品种“益农豆510”，脂肪含量高达22.3%，平均增产超5%，如今已在广袤的黑土地扎下深根。

种子有了“质”的突破，更要实现“量”的保障。从实验室到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线正高速运转，塔选、比重选、色选等工序环环相扣，每小时10吨的成品种子从这里源源不断产出。

“这条自动化加工线集筛选、包衣、包装于一体，精度能达到99.9%。”郑己强介绍，“从这里走出去的种子，辐射黑龙江省北部及内蒙古东部绝大部分大豆主产区。”

在种子销售大厅，各式良种整齐陈列。对前来选购的农户，工作人员会根据耕地土壤条件、种植习惯和市场需求，逐一提供个性化建议。从播种施肥到田间管理，专业技术人员全程跟踪服务，让农户种得放心、收得安心。

在嫩江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试验田里，不同地块按照不同种子品种、不同施肥方法等区分开来。该中心副主任马占洲形象地将之比喻为“为大豆搭建的擂台”，获胜者才能获得“录用”资格。他介绍，中心与各大科研院校广泛开展科技共建，先将引进、筛选出好的品种、技术进行组装，再去乡镇级园区展示，最后把品质好、抗性强的优良品种，以及配套的优质高产高效栽培技术推荐给老百姓应用。“仅今年，中心就引进展示了372个大豆品种（系）。”

紧攥中国粮的“中国芯”。在嫩江，一粒粒种子在研发中心、试验田破土发芽、结出硕果，又撒向广袤的田野，惠及亿万苍生。

“全国人民餐桌上的豆油香、玉米香，凝结着嫩江种业的坚实贡献。”崔凯说，嫩江人民盼着各地朋友都能来这片黑土地上走走，领略祖国的大农业，“也看看农民朋友怎样用双手辛勤耕耘，为全国人民榨出一桶桶好豆油、献出一捧捧好大豆。一定是更踏实的感觉！”

结束采访离开嫩江时，记者看到，车窗外一株株大豆排列着向天际延伸去，累累豆荚就像阳光下升起的一面面小信号旗，旗语便是：“我们，又要丰收了！”

5、直击进博会•特别策划|最不发达国家在进博会有了“家”

最不发达国家在进博会有了“家”（融媒视界）

《 人民政协报 》 （ 2025年11月14日 第 1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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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赞比亚的蜂蜜到坦桑尼亚的腰果，从老挝的咖啡到埃塞俄比亚的皮革，这些曾经“养在深闺”的特色商品为何能在进博会上集体亮相？原来，第八届进博会首次设立了最不发达国家产品专区，为最不发达国家点亮聚光灯，让他们从“被遗忘的角落”站上“希望的舞台”。而这一创举，背后还藏着一位全国政协常委的暖心提案。

总策划：陈建萍 李木元

监制：宋宝刚

记者：孙琳

视频：杜晓航 袁世鼎

6、与委员同访・看今昔巨变

代表作1：

洛川会议旧址——红色热土果飘香

本报记者 路强

吕会刚委员（左）在洛川会议召开的窑洞内向本报记者讲述历史。

院落松柏苍翠，地面纤尘不染。盛夏时节，陕西省延安市洛川县冯家村，洛川会议纪念馆古朴的门楼上那颗鲜红的五角星，在湛蓝晴空的映衬下，闪耀着历史的光芒。

“很多人知道洛川，正是因为88年前那次决定民族命运的重要会议。”说话的是土生土长的洛川人吕会刚，他不仅是洛川县政协委员、县政协文史委主任，更是一位科班出身的历史学者。提起洛川会议，他如数家珍地向记者介绍道。

步入纪念馆，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吕会刚的声音带着历史的回响，“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此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

“当时大部分红军主要将领都驻扎在三原、富平、泾阳一带。”吕会刚说，洛川会议之所以选择在冯家村召开，是因为这里介于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和红军前方指挥部泾阳县云阳镇之间，亦处于西安与延安之间，交通便利，利于中央领导和红军将领往返。

眼前是一个黄土围墙环绕的小院。迎面是两孔窑洞。“这里原是村民冯建勋的私塾学堂，桌椅板凳齐全，便于开会使用。”吕会刚指着窑洞介绍，“左边是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的居所，右边就是召开洛川会议的会议室。”

走进这孔作为会议室的窑洞，地面坑洼，几张学生课桌拼成的会议桌静默无声，仿佛仍在见证那决定历史的时刻。吕会刚讲述道，参加会议的共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及红军将领22人。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作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还决定组成以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改编后的八路军115师、120师、129师先后从韩城芝川渡口渡过黄河，开赴抗日前线。

洛川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正式形成，照亮了全民族抗战的前进方向。

在洛川会议精神指引下，平型关首战大捷、雁门关奇兵伏击、百团大战震惊中外；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水上游击战……全民游击战争遍地开花；敌后抗日根据地从无到有，遍布华北、华南、华中，抗日武装力量日益壮大。

这场在全民族抗战史上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会议，已将红色基因深深熔铸于洛川的血脉之中。据纪念馆讲解员冯杨介绍，现在洛川会议纪念馆年均接待游客10万人次，许多人不远千里而来，学习历史、缅怀先烈。

历史硝烟散尽，精神薪火相传。洛川会议点燃的奋进火炬，化作一代代人接续奋斗的强大动力。在这片红色的热土上，催生出了耀眼的“绿色奇迹”——洛川已崛起为享誉世界的“苹果之乡”

洛川地处黄土高原沟壑区，土层深厚，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完全符合苹果生产的7项优生指标。依托这方沃土，经过世纪之交的品种革新，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技术升级与产业转型，洛川苹果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截至2024年底，全县苹果种植面积稳定在53万亩，农民人均果园3.3亩，苹果总产量达112万吨，苹果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50亿元大关。

在交口河镇京兆村，放眼望去，果园连片，枝头挂满了白色的苹果纸袋。“一个纸袋，就孕育着一个香甜的希望。”当地33岁的“果二代”韩国红正和家人一起精心照料着25亩果园。“我们家种苹果30多年了，现在靠着这些‘金果果’，每年能有二三十万元的收入。”韩国红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家里两辆车，一辆自己用，一辆雇人跑出租。孩子就在附近上学，一家人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一旁的京兆村委会副书记吴高德补充道：“现在村里人生活都不错，不仅新房子盖起来了，不少家庭都有好几辆车呢！”

小苹果何以成就大产业？因为洛川构建了一套强大的现代产业体系作为支撑：科技研发链持续引进选育全球600多个新品种；矮化密植链推广“宜乔则乔、宜矮则矮”模式，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冷库仓储链实现65%苹果的“错峰销售”；分级分选链引进42条4.0智能选果线，为苹果做精准“内外科体检”；加工制造链吸引55家果筐、果网、纸箱等关联企业和10家果饮、脆片加工企业落户，年加工能力超7万吨；物流营销链建成覆盖县、乡、村的三级高效配送网络，电商累计销售苹果14.36万吨……“八链同构、三产融合”现代苹果产业体系已成为洛川苹果的核心竞争力。

面向未来，洛川目标清晰：2025年，苹果种植面积稳定在50万亩以上，“洛川苹果”品牌价值向千亿元大关冲刺，苹果产业综合产值达到180亿元，农民人均苹果收入超过2万元。

昔日，革命先辈在洛川窑洞中运筹帷幄，点燃民族救亡的火种；今日，老区人民在广袤果园里辛勤耕耘，收获幸福生活的甘甜。洛川苹果这张“金名片”越擦越亮，红彤彤的苹果真正变成了致富的“金果子”。纪念馆门楼上的红五星与漫山遍野的苹果交相辉映，共同诉说着这片红色热土上，精神传承与产业振兴的动人故事。《 人民政协报 》 （ 2025年08月06日 第 1 版）

洛川会议旧址：红色热土果飘香

与委员同访・看今昔巨变 | 黄崖洞抗战军工遗址，百旗之首今更红

与委员同访・看今昔巨变 | 16封家书背后

7、 “国家荣誉·委员风采”专栏

播撒希望的种子

——记“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李振声

本报记者 韩 雪

《 人民政协报 》 （ 2024年12月30日 第 4 版）

李振声简介 中国小麦远缘杂交育种奠基人，农业发展战略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2006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24年获“共和国勋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课题，任何时候这根弦都不能松。”

“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洪范八政，食为政首。”人类文明发展至今，如何解决吃饭问题始终是头等大事。

在传统农业为主的中国，更是如此。直到20世纪90年代，我们还在面对世界的质疑：谁来养活中国？当时有人通过测算得出：就算将世界市场上的粮食全部卖给中国，也不够满足中国的需要。中国将会让世界挨饿！

如今，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人民，经过艰苦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从“新中国成立之初4亿人吃不饱”到“进入新时代14亿多人吃得好”，“谁来养活中国”的答案响彻寰宇——中国人自己养活中国！

多年来，在全国政协各类协商议政活动中，关于粮食安全的议题频频出现，从推进粮食定价机制、补贴政策和收储制度改革到解决农产品销售难，从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到建立健全种业资源建设体系，从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再到调动种粮农民和粮食主产区的种粮积极性……一场场会议、一次次调研、一件件提案的背后，凝结着来自我国农业领域全国政协委员的心血和智慧。

他们掸去乡间的土、洗去鞋底的泥，在全国政协各种会议活动中，用或激昂或平静的声音剖析着问题、阐释着建议，为国躬身做事，为民建言发声。我国小麦远缘杂交育种奠基人、农业发展战略专家李振声，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这位与“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委员并称为“南袁北李”的农业科学家，始终把“让中国人吃饱饭、吃好饭”当成一生追求的目标——

系统研究小麦与偃麦草远缘杂交并育成了“小偃”系列品种，开创了小麦远缘杂交品种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的先例；

创建蓝粒单体小麦和染色体工程育种新系统，开辟了小麦磷、氮营养高效利用的育种新方向；

组织实施农业科技“黄淮海战役”、提出并推动“渤海粮仓”项目建设，为促进我国粮食增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生只干一件事、干成一件事：解决中国人吃饱饭这个大难题。

一粒良种万民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对这句话，李振声有极为深切的感受。

1931年出生在山东农村的李振声小时候啃过树皮借过粮，甚至见过人活活饿死，贫困与饥饿几乎成为他青少年时唯一的记忆。父亲去世后，为了减轻家中负担，1948年辍学的李振声到济南找工作。这一年，济南刚刚解放，恰逢山东农学院正在招生，一则“免费食宿”的招生启事，打开了李振声的求学之门。

“新中国让我有饭吃，又能上大学，这是我过去从不敢想的事情。国家培养了我，我应该向国家作出回报。”一句承诺，奋斗一生——

1956年，我国人均粮食产量约306公斤，远低于人均400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线。当时，被称为“小麦癌症”的条锈病正在我国黄河流域肆虐，导致小麦一年减产超百亿斤，而全国粮食全年总产量也不过2000亿斤。年轻的共和国遇上了粮食危机，为此，周恩来总理专门作出批示要像对付人类的癌症一样抓小麦条锈病。

这一年，李振声来到位于陕西杨凌的中国科学院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工作。

那是李振声第一次领教“小麦癌症”的厉害——远看，麦田里一片黄；近看，叶片上全是“锈”。田里转一圈，不管什么颜色的裤子，出来都被“染”成了黄裤子。看到农民蹲在地头无助地哭，李振声心里很难受。

挨饿方知粮食贵，耕耘更懂良种难。

“能不能将野草与小麦杂交，培育出一种抗病性强的小麦品种？”一个大胆的想法涌上来。经过数千年的人工栽培，小麦就像娇生惯养的孩子，对病害的抵抗能力不断减弱。但自生自灭的野草却顽强地活了下来。“小麦和牧草是远缘，让小麦的后代获得牧草的抗病基因，有三道难关挡在面前：一是杂交不亲和，很难实现杂交；二是杂交种不育，后代像骡子一样没有生育能力；三是后代‘疯狂分离’，抗病性状很难保持。”自此，李振声和他的团队开始了艰难的研究工作，一次次地重复鉴定、筛选……

苦心人、天不负。一晃8年过去，机遇终于出现。

1964年夏天，小麦成熟之前接连下了40多天的雨。李振声清晰地记得那一天是6月14日，当天阳光极强，温度陡升，一天之内几乎所有的小麦都青干了。在这1000多株小麦杂交后代当中，只有一株叶片金黄、颗粒饱满。这就是“小偃55”，正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小偃6号”的“祖父”。

1979年，李振声终于在“小偃55”的基础上将长穗偃麦草的抗病和抗逆基因成功转移到小麦上。育成小麦新品种“小偃6号”，他和他的团队用了23年时间。

站在成功的今天去回望，知道一定会通向成功。但在艰辛探索的历程中，谁也不知道路在何方？质疑日增、压力不断。而在育种界，“终生不育”的情况并不鲜见。因而，在全国政协委员闵庆文看来，“李振声先生最大的贡献在于小麦远缘杂交研究。最了不起的，是在逆境中依然坚持的精神。”

“小偃6号”开创了小麦远缘杂交品种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的先例。据统计，它衍生出的80多个小麦品种，在中国已累计推广3亿亩以上，增产小麦超过150亿斤。具备高产、优质、抗病、耐逆等性状的“小偃6号”也是我国育种界的“长跑选手”，在我国持续种植长达20多年。

黄河流域流传的“要吃面，种小偃”的谚语，不仅是农民对丰收的希望与信心所在，更是对一粒良种的最高评价。

多年后，当李振声无数次回顾当年的研发过程和成果，心中始终回响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句话：“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就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里。”

力勤瘠地亦良田

14亿多人的吃饭是什么概念？每天要消耗70万吨粮、9.8万吨油、192万吨菜、23万吨肉、9万吨禽蛋、10万吨奶……如此庞大的数字里，粮食是重中之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十几亿人口要吃饭，这是我国最大的国情。良种在促进粮食增产方面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要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抓紧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从源头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粮食安全，提出“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如今，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10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2024年首次突破1.4万亿斤。

丰饶岂是天赐，努力正当其时。

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本世纪初，我国粮食产量多次经历徘徊期。那些年，李振声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跑遍了全国各地的农村，调研了不计其数的农田，多次在关键之时挺身而出——

第一次，李振声提出在黄淮海地区进行中低产治理的建议，并带领400多名科技人员深入黄淮海地区，与地方科技人员合作开展了大面积中低产田治理工作。我国粮食年产量从4000亿公斤增长到4500亿公斤，仅黄淮海地区就增产252.4亿公斤，农业科技的“黄淮海战役”打赢了！

第二次，李振声与同事动手开展新增粮食500亿公斤的课题，他们的对策大胆而务实：由4500亿公斤跨越到5000亿公斤！

第三次，李振声在分析我国粮食生产减产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争取3年实现粮食恢复性增长的对策建议……

靠谁来养活中国？

2005年4月，中国人李振声的回答久久回荡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中国人能够养活自己！现在如此，将来我们相信凭着中国正确的政策和科技与经济的发展，也必然能够自己养活自己！”

此后，2006年我国粮食产量达4974.5亿公斤，基本实现恢复性增长。2010年，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首次超过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达到409公斤！

2009年，我国在粮食产量实现六连增的基础上，制定了到2020年增粮500亿公斤的规划目标。

新的国家任务来了，该如何完成？

李振声深思熟虑：“中低产区应该发挥大作用！”

早在2008年，李振声指导团队在河北沧州南皮县的盐碱地上种“小偃81”冬小麦。当白花花的盐碱地产出的小麦竟比当地小麦平均亩产增加一二百斤时，在场所有人看到了新的希望：中低产田能实现粮食的增产增效！

2010年春节期间，李振声在家中的书桌上写下笔力遒劲的四个大字——“渤海粮仓”，在场的刘小京眼前一亮。这位后来的“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首席科学家，始终记得李振声曾说过：“作为科学院的单位要站在国家层面考虑问题，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做工作，环渤海盐碱地和中低产田是块硬骨头，那里海拔低、地下水位浅，如果做好了，是对国家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大的贡献。”

2013年，中国科学院和科技部联合河北、山东、辽宁和天津启动实施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李振声是这个项目的倡导者。从2013年到2017年，“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5年累计示范推广8017万亩，累计增粮100多亿公斤，节本增效187亿元，节水43亿立方米，为中低产田粮食增产增效提供了样板。

如今，随着经济发展和消费升级，我国居民口粮消费总量在粮食消费结构中比例下降至27%，人均肉蛋奶消费量则增长了近3倍，这使得我国每年生产饲料粮的原粮达到粮食总产量的一半。

新的课题接踵而至——如何确保饲料粮安全？

年近90岁的李振声，又在2020年提出了建设“滨海草带”的战略构想——通过种草养畜，实现我国环渤海地区1000万亩滨海盐碱地的高效利用，以解决我国盐碱荒地利用与依赖进口饲料粮问题。

“种植饲草有两个作用：供养牲畜、改良土壤。”家在陕西、吃过小偃麦的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宏伟是李振声的学生，最多时，李振声一天会发十几条微信向他了解“滨海草带”的进展情况。

2021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考察调研时强调，“要加强种质资源、耕地保护和利用等基础性研究，转变育种观念，由治理盐碱地适应作物向选育耐盐碱植物适应盐碱地转变，挖掘盐碱地开发利用潜力，努力在关键核心技术和重要创新领域取得突破，将科研成果加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让李宏伟信心倍增，更让他验证了老师当年的设想：盐碱地里一定能建起壮观的“滨海草带”！

亲手传承启灵篇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造就规模宏大的青年科技人才队伍，把培育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政策重心放在青年科技人才上，支持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

从育种增产到建言粮食安全，再到中低产田和盐碱地改造，无论是科研还是实践，李振声为国家贡献不只是良种，更有良才——一大批农业科技人才在他的培育和带领下，正在成长为我国农业科技的中坚力量。

75岁之后，李振声给自己确定了晚年“三大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继续培养青年科技人才。在学生们的眼里，李老师一直行走在祖国大地上，他尊重科学、亲近农民，一直用最朴素的实际行动引领着他们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郑琪2002年成为李振声的博士生，带着“必须跟着国家需求做事”的师道教诲，她从2012年起负责长穗偃麦草与小麦远缘杂交后代的规模化创制和鉴定。这项远缘杂交的研究在今天的重启，不是为了解决种质的“有没有”，而是致力于完善种质的“丰富与更好”。据郑琪介绍，小偃麦种质资源库目前已创制了1000多份稳定的独立材料，未来可以供不同研究者使用。“之所以选择这项研究，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是国家需要的。”今天的郑琪也越来越像李振声，她誓言将自己的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除了带学生，李振声也很重视青年科技人才的系统性培养——1995年全国政协八届三次会议期间，李振声作为常委联名42位全国政协委员提出提案，呼吁重视生物学教育。

现代生物学在自然科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但20世纪90年代，我国各地陆续决定高考免试生物学。“中学生物学教育处于濒危状况！”1994年，71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就加强我国生物学教学的迫切性联名致信中央并得到批示。李振声在提案中急切呼吁有关部门：“建议全面提高教学质量，落实中央领导批示，切实加强生物学教育。”

如今，生物学作为我国现代教育中最具发展前景的学科之一，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青年一代投身其中搞研究、做应用。

当小小的种子，成为世界范围内科技较量的新赛道，一些佼佼者，也循着李振声履职的足迹，出现在全国政协协商议政的活动中，踏上了助力我国现代农业创“芯”事业的薪火征途。

当年近耳顺的全国政协委员曹晓风在全国政协“建立健全种业政策支持体系”双周协商座谈会上结合自己改造荒地的实践和建议侃侃而谈时，她耳畔回响着10年前李振声的建议：“能不能考虑研究东北的碱土？如果能够把这样的土地改造好，对于保障我们国家粮食安全会有很好的效果。”

当年过不惑的全国政协委员达瓦顿珠在高寒缺氧的西藏高原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躬身青稞地，研究青稞育种时，最让他不悔的就是自己20年前攻读硕士研究生时，受到李振声事迹的感召，投身远缘杂交育种专业……

这是农业科技的传承，也是委员建言的接续，始终不变的都是对我国粮食安全这一“国之大者”的关注与付出。

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李振声把奖金全都捐给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作为学生的“助学基金”。

“我不过是集体成果的一个代表。”在李振声看来，个人正如一粒小麦——麦粒太小，难以计重，人们只好拿1000颗麦粒来称重，这被称为“千粒重”。而个人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够以“千粒重”的方式体现自身的价值和分量。

李振声恰如一粒种子，一粒给人带来希望的种子——新中国给了他希望，他用一生把希望回报这片大地，为年轻人，也为这个国家。

与人民同心 与时代同行

——记“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王蒙

本报记者 杨雪 郭海瑾

《 人民政协报 》 （ 2025年01月03日 第 4 版）

王蒙简介 中国当代作家、学者，原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2019年获“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也是作家艺术家最大的幸福。”“只要我们与人民同在，就一定能从祖国大地母亲那里获得无穷的力量。”

王蒙就是这样一位作家，他始终站在国家的高度，与人民同心、与时代同行，创作出一部又一部优秀作品，获得国家与人民的认可，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

“书写时代，笔耕青春”

“你看我的手指，这么大一个疙瘩！我用电脑写作已经30年了，前40年一直用钢笔写作，磨出来的茧子现在都在，虽然它已经休息了30年。”

已是鲐背之年的王蒙，伸出右手中指给记者看。那个硬邦邦的关节凸起，仿佛是从他70余年的写作岁月里、20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中，生出来的坚定信念——

是对文学的信念、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信念，更是对人民的信念、对国家的信念。

2024年10月15日，刚刚过完90岁生日的王蒙——这位文学上的“马拉松选手”，又出新作，再获嘉奖。

2万字的新创短篇小说《高雅的链绳》发表。

《在伊犁》系列小说时隔40年后再版。

小说集《霞满天》获得“郭沫若文学奖”。

首届天山文学奖授予王蒙“杰出贡献奖”……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只有同国家和民族紧紧维系、休戚与共，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

王蒙的创作，始终与时代同步伐。正如他荣获“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时，颁奖词所写的：

书写时代，笔耕青春。他是人民艺术家，六十余载笔耕不辍，耄耋之年愈发高产，他见证并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

在他刚刚获奖的小说集《霞满天》的授奖词上又这样写道：

“人民艺术家”王蒙是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变迁的在场者、实践者和见证者。从《青春万岁》开始，他的创作道路一直都在“风雨兼程”……

“说我‘风雨兼程’，我很喜欢这个说法。我想，这里的‘风雨’，是时代的风雨，是历史的风雨。因为我的创作从来不是稳稳当当待在家里书呆子式的写作，我的命运始终是跟党在一起的，我的人生始终是与人民在一起的。”王蒙说。

“我们是命运共同体、民族共同体”

翻开刚刚再版的小说《在伊犁》，纪年式的记叙讲述着王蒙在伊犁的故事，有意回避职业的文学技巧，就是为了让读者获得对于新疆无可比拟的真实感。

再翻开40万字的小说《这边风景》，有人说，那是一幅伊犁的“清明上河图”——里面仅关于新疆的“打馕”就写了四五页。《这边风景》在2015年获得了茅盾文学奖。

两部小说，都是基于王蒙近20年的新疆生活经历创作而成的，王蒙形容这近20年是他人生的“中段”，他说，一条鱼，肉最厚实的部分就是“中段”。

“如果我不去新疆，我上哪儿写出这些作品呢？毛主席希望知识分子到工厂去，到农民的田间地头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这是一脉相承的！”

知识分子要经风雨，见世面。1963年，29岁的王蒙决定去新疆。他马上给爱人崔瑞芳打了个电话，爱人当即同意。他只用了15分钟的时间做这个重要的人生决定。“跟党走，不会错。”王蒙说。

下定决心后，王蒙很快就带着家人，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到了西安，在西安驻留一晚转车，又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来到了乌鲁木齐。

“整条街上洋洋盈耳的音乐一下子就变了，和我过去听的完全不一样。”正在接受采访的王蒙眯起眼睛，仰靠在沙发上，用手打着拍子，哼起了那个年代的新疆歌曲。

“街上的大雪，远看好像千层饼一样。一层白色的雪，人和车一过，变黑了，又一层白色覆盖上去，三五层，这么厚……”回味着初到新疆的他，感受着那个扑面而来的全新的世界，半个世纪以前的画面，在王蒙的描述中徐徐展开。

“他们洗衣服时拧衣服的动作，是正手往里拧，不是反手往外拧；他们给衣服钉扣子，是右手牵着针线，往左边肩头上扯，不是往右上方扯；他们用刨子推木头，是往怀里拉，不是往前头推……”

王蒙滔滔不绝地说着，兴奋地比划着，那是一种把新疆融入生活、融入生命、融入文学的声情并茂。

“虽然我们习惯不同、语言不同，但我们是命运共同体、民族共同体、生活共同体、事业共同体、情感共同体、文化共同体，也是艰苦共同体。”

“我们之间的文化是相通的，都一样不糟蹋粮食。馕掉到地上，要捡起来吃掉；牛奶落到地上，要用土埋上；都一样敬老爱老，有老人在，年轻人绝不敢大摇大摆地从老人前头走过，而要从老人的身后走，实在没地方走，也得弯着腰走过去……”

“新疆各族人民对我恩重如山！我也深爱新疆各族人民！”

说到这里，王蒙十分动情。

“在那个艰苦的年代，在巴彦岱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子里，王蒙这个汉族小青年儿，每天都有一小碗牛奶喝。”

王蒙把双手窝成一个圈儿，比划着碗的大小，然后抬头冲记者灿烂地笑了出来，脸上仿佛重现了当年那个汉族小青年喝着牛奶时的温暖与豪迈。

那时的王蒙白天劳动，晚上到夜校给农民上课，教农民学习新文字，这些在他的小说中都有体现。

“我和他们一起劳动，别看我那时才53公斤的体重，但是我能扛得起65公斤重的麦种。我走在跳板上，把麻袋往大卡车上啪地一甩、一扔，那个跳板可是颤悠悠的，你腿要是一软，脑袋就得冲下去，对不对？我确实得到了锻炼！”

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阎晶明看来，王蒙所写的这些，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是情浓于血的深厚感情，是心灵相通的形象记录……他对记者说，书中的叙述者“老王”，既是一个文学人物，同时也可以看作是民族团结的使者。

与王蒙有着50多年交情的哈萨克族作家艾克拜尔·米吉提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每提到新疆，二人就激动起来，经常是哈萨克语、维吾尔语和汉语交替蹦出来，好不热闹。

1973年4月，王蒙和四位工农兵“三结合”创作组成员到伊宁县红星公社（今吐鲁番市于孜镇）搞连环画脚本创作，艾克拜尔·米吉提作为新闻干事负责接待他们并担当翻译。

“那四位都听我的，只有他不听我的。他会用维吾尔语和老百姓交流。他是谁啊？”

艾克拜尔·米吉提指着这位个子不高、身材清瘦的青年，好奇地问道。

“他叫王蒙，是个作家，写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受到了毛主席的关心和保护！”

“我第一次看到活的作家！我以为作家都是在扉页上的。”艾克拜尔·米吉提当时想，那我是不是也能当个作家……

王蒙的到来，开启了18岁的哈萨克族青年艾克拜尔·米吉提的作家梦。6年后的1980年3月，当艾克拜尔·米吉提的小说获奖并到北京领奖时，他和王蒙在颁奖现场相见。两位作家长达50多年的交往，也写就了民族团结和文坛春秋的一段佳话。

巧的是，两位作家都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在政协履职。王蒙是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艾克拜尔·米吉提是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虽然在履职上没有交集，但艾克拜尔·米吉提始终把王蒙这位文学创作上的领路人，作为自己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学习楷模。

“多从国家层面上提意见、提建议”

“为响应‘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历经艰险前来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会议，途中多位代表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第十届全国政协期间的一次会议上，王蒙一段精彩的发言，引起了王兴东委员作为编剧的职业敏感。他向王蒙汇报：“这场关乎新中国命运的盛会，这个危机四伏的悬念，正是能够写出一部史诗级大片的电影素材。我们需要一部影片，让国人了解人民政协的历史贡献。”

王蒙认为这个想法很好。在全国政协原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的一次活动上，王蒙带着王兴东向时任全国政协主要领导同志汇报了有关这项工作的想法。王兴东写了报告，通过专委会上报。2007年12月7日，时任全国政协主要领导同志对该报告做出“同意立项”的批示。

于是，便有了影响颇大的电影《建国大业》。

而王蒙的这段讲话，正是他作为全国政协原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提出要建立政协文史资料馆时的一段发言。

王蒙说，全国政协留存着大量国家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史料，比如新政协筹备会议的史料，比如国徽的设计史料等，这些史料非常珍贵！人民政协的光辉历程，需要一个文史资料馆将它展示出来。

当年在全国政协原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办公室工作的王合忠回忆，在王蒙的主持下，建设政协资料文史馆连续三年成为委员会主任会议和全体会议的重点议题，委员会全体成员都投入了极大的热情，积极献策出力。

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聂震宁也曾多次参加相关会议，他回忆道：“讨论怎么把政协文史资料馆建设好，这事王蒙可以多管，也可以少管，但他对此投入了很大的、远超他人的精力。”

2012年9月21日，在各方努力下，中国政协文史馆落成，全国政协隆重举行了开馆仪式。

推开中国政协文史馆的大门，一幅7米长、3米宽，由王蒙撰写、苏士澍书写的《中国政协文史馆记》书法作品呈现在眼前。

“伟大的历史变革呼唤人民奋斗的狂飙，历史的新篇章期待着中国共产党的叱咤风云。‘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政协文史馆大有可为！”简短有力，充满期许。

2024年，是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75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政协始终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服务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政协文史馆业已成为人民政协光辉历程和重要成就的展示窗口、文史资料和政协文化的研究园地、人民政协与社会各界及海内外人士的交流平台。

在15年政协履职过程中，王蒙投入巨大的精力将文化工作者与政协委员两个身份进行融合，在更广阔的平台上动员更多人参与文化传承，在不断创新中推进文史资料工作快速健康发展，在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历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除了倡议推动文史馆建设，王蒙还提出政协要举办“委员一日”征文活动。

“文坛有以‘一日’征文的传统。如1936年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反映‘淞沪抗战’一年间上海风貌的《上海一日》、孙犁等征编的反映冀中人民抗日斗争的《冀中一日》……这些征文成为群众性记录一个时代、见证某个重大事件的珍贵史料。我们可以借鉴这种形式，搞‘委员一日’征文。”

在王蒙的推动下，从2006年开始，80多篇全国政协委员撰写的“委员一日”投稿陆续刊发在《人民政协报》上。2007年，《政协委员一日》（第一辑）结集出版。

如今，《政协委员一日》已出版多辑。“委员一日”活动也由此掀开了文史资料工作新篇章，通过广大委员留下了大量真实且珍贵的史料，充分激发了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生机与活力。

“有很多比较前瞻的工作，政协可以通过协商、讨论、鼓呼，让它先‘动起来’。比如大运河的保护、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等工作，都是我在政协的时候委员们开始呼吁的。今天，我们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对大运河保护工作作出重要讲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我们国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政协大有可为！我们要把政协工作放到‘服务大局’中来做。”王蒙说。

王蒙拥有作家、原文化部部长和全国政协常委等多重身份。第六至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至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冯骥才这样和记者讲述王蒙的原文化部部长身份和政协“履历”：

早年，王蒙作为文化部部长来全国政协参加过文艺界联组会，记得他微笑地说：“大家对文化部工作有什么意见，希望敞开来说，哪怕是个人化的尖锐的批评。”

后来王蒙到政协来，他换了个说法：“请大家多从国家层面上提意见、提建议。”

我惊讶他对身份转变定位之快、之准确，他做官员，什么具体意见都认真听；他作为政协委员，则必须急国家之所急，议人民之所盼，只有拿出这样的意见和建议，才是尽到政协委员的职责！

“王蒙在政协的发言、提案、讲话，都体现了他具有的‘国家的高度’。”冯骥才说。

“做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桥梁”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除了创作小说，晚年的王蒙将目光放在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上。王蒙研究《论语》《孟子》《荀子》《庄子》《列子》《道德经》等专著和讲稿共10余部，他以今人智慧激活古代典籍，为古代典籍展示今人视角。他撰写的《我的人生哲学》《中国天机》等作品，以生活的切身体验为依据，回忆并论说了中国现当代史上的一些重大课题。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

“我们今天讨论传统文化，不是重温，不是复古，而是为了进一步创造，为了更大的发展，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我们的讨论，着眼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接轨，这样做的结果，应该使我们更加自信，更加珍惜，也更加坚定。”王蒙说。

王蒙通过对传统典籍的解读，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作出了有益尝试。

2024年5月，90岁的王蒙与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学者王学典的《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王蒙王学典对谈录》出版。书中，两位大家深刻回答了中国这个超大规模的后发现代化国家所面对的问题：如何平衡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

两位大家在对谈中深刻阐释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这是新的文明形态在中国形成的丰沃土壤；并一致认为，文明的更新与发展，须经由文明对话与文明互鉴，这也是中华文明的未来所在。

王蒙的作品《青春万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活动变人形》《这边风景》等具有代表性和开拓性意义，被译成30多种文字在各国出版。《活动变人形》出版不久，即被翻译成俄文，在莫斯科首印10万册，一抢而光。

王蒙对传统文化的解读，体现了他对现实中国的精神观照，对现代中国的价值判断以及坚定的文化自信。正如他所说：“做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桥梁，要在新时代努力担当起新的文化使命。”

愿为敦煌作锦诗

——记“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第八、九、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樊锦诗

本报记者 王亦凡

《 人民政协报 》 （ 2025年01月06日 第 4 版）

樊锦诗简介 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敦煌研究》期刊主编，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名誉会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八、九、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2019年获“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来到敦煌莫高窟，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指出：“70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敦煌人秉承‘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在极其艰苦的物质生活条件下，在敦煌石窟资料整理和保护修复、敦煌文化艺术研究弘扬、文化旅游开发和遗址管理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不少重要研究成果。”

时隔5年，在敦煌研究院管辖的麦积山石窟，习近平总书记再度提到“莫高精神”：“希望文物工作者赓续‘莫高精神’，潜心为国护宝，为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两次提到的“莫高精神”，是跨越了时空的精神积淀，是文物工作者守护民族瑰宝、传承文化自信的使命担当。

浩瀚绵延的历史长卷，经久不衰的中华文明，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底气。正如樊锦诗在2017年全国政协“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专题协商会上《坚定文化自信，讲好敦煌故事》的发言，以敦煌莫高窟保护与开发的故事，激荡起更多文化自信的力量。

会上，樊锦诗还讲述起莫高窟人的往事：“1944年以来，以常书鸿、段文杰为代表的有志青年来到敦煌，他们踩着‘蜈蚣梯’，靠镜面折射‘借光法’，进入黑暗的洞窟工作。”

樊锦诗喜欢讲述老先生们的故事，“老先生们筚路蓝缕，为敦煌奉献青春、奉献生命，为我们创造条件、打下基础。”

后来，樊锦诗也成为年轻人口中的“老先生”。青丝已成华发，依然无悔守望。

“您觉得值得吗？”

“值得。”

千年也只一瞬，人生何其短暂。别人都说她是敦煌女儿，把一生都奉献给了敦煌。樊锦诗却觉得自己只是陪伴了莫高窟几十年，这，其实是她的幸运。

樊锦诗的故事，是对“莫高精神”的生动诠释，也是中国故事的真实写照和精彩缩影。

“敦煌学属于世界”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西端，西邻西域。

敦者，大也；煌者，盛也。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开通，敦煌由此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中心和中转站。

丝绸古道，驼铃悠悠。古代中国文明同来自古印度、古希腊、古波斯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思想、宗教、艺术、文化汇聚交融。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句话令毕生从事敦煌莫高窟保护研究弘扬工作的樊锦诗感触极深。

千百年来，莫高窟中的塑像和壁画有的早已面目模糊，却无比清晰地为我们留下了文化交流交融的珍贵见证与线索，生动而真切地向世人展示着中华文化认同是如何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敦煌文化遗产如此珍贵，吸引着无数热爱它的有识之士“自投罗网”，深入研究、发掘、阐释、传承、弘扬……终其一生。

在敦煌研究院的一面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她被写在了纸上，画在了墙上；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她永不磨灭。”这句话说的就是那些“打不走的莫高窟人”。

1963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工作的樊锦诗就是其中一位。

“这里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类艺术和文化的宝库。”樊锦诗心中感叹。但越沉浸其中，越有无数问题萦绕在樊锦诗的心头：为什么在被世人遗忘的沙漠里会产生如此辉煌的石窟艺术？这些由壁画和彩塑营造而成的佛国世界曾经是什么面目？在这个丝绸之路曾经的重镇，莫高窟担负着什么使命？那些金碧辉煌的壁画和彩塑，究竟是如何被创作出来的……

这些问题，需要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人去探索、去回答。

敦煌藏经洞文献发现后不久，就被西方探险家所攫取，流散于英、法、日、俄等国家的众多公私收藏机构，产生了一批在国际具有影响力的敦煌学研究成果。“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是曾经广为流传、令无数国人痛心的说法，樊锦诗和她的同事痛之尤甚。

但樊锦诗始终认为：“我们从来没有失去敦煌，因为莫高窟就在我们这里。他们搬走藏经洞的经卷和文书，他们搬不走莫高窟！”

往者不谏，来者可追。樊锦诗说，20世纪80年代后，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奋起直追，经过30多年的努力，在敦煌学的几乎所有领域都出现了一批成果卓著的学者，在国际敦煌学领域居于先进和领先地位。

樊锦诗仍觉不够。

“事实上，敦煌学是一门‘方面异常广泛，内容无限丰富’的学问，涉及宗教、艺术、历史、考古、地理、经济、语言文学、民族、民俗等众多领域，属于交叉学科。”樊锦诗说。她拿出一本厚厚的《敦煌学大辞典》，手指向上面的民族文字：“于阗文、吐火罗文、粟特文、回鹘文、梵文、西夏文……这些民族文字研究都被称为‘冷门’和‘绝学’，但它们可以为我们认识古代历史打开新的窗口，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突破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敦煌文化属于中国，但敦煌学是属于世界的。”

樊锦诗深为认同。在她看来，既要从不同的单一学科微观层面挖掘资料及其内涵，也要从宏观层面整合诸多学科的力量进行交叉学科研究，从多学科角度深入揭示敦煌文献和敦煌石窟的价值和意义，让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的丝绸古道，在新时代焕发生机与光彩，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益参考，为人类文明传承提供可行方案，才是永久保护和永续利用的终极价值所在。

“与时间赛跑”

“壁画在退化！怎么办？”

曾经有一段时间，樊锦诗脑子里都是这句话，这令她寝食难安几欲崩溃。

1977年，樊锦诗被任命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分管保护和开放两项工作。上任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敦煌石窟的“科学记录档案”。为了编制档案，樊锦诗查找了很多过去的老资料，特别是要和老照片进行比对，以了解洞窟及窟内彩塑和壁画等文物的保存变化情况。

在这个过程中，她发现了一个极为紧迫的问题——壁画在退化！

随着16世纪中叶明朝政府封闭嘉峪关，直至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近400年时间里莫高窟无人看管维护，任由自然侵袭和人为破坏。

这些壁画和彩塑都是用泥土、草料、矿物颜料、动物胶制作而成，非常脆弱。退化继而消失，几乎是不可逆转的必然结果。在退化的，也不止壁画，用樊锦诗的话说，就是“每一个洞窟都有‘病’”。

樊锦诗家中，有一张长约2米的莫高窟总立面图，标注着每一个洞窟的编号，并用不同的颜色区分洞窟状态。为了方便随时查看，图被贴在家中进门处的墙面上，刚好与樊锦诗的视线平齐。按照这张图，樊锦诗走遍了南区、北区的735个洞窟。走的洞窟越多，她就越焦虑，几乎到了寝食难安的地步。“莫高窟独一无二，如果真的消失了怎么办？”

能否让莫高窟以更多的方式呈现和永存？

一开始，樊锦诗想拍照片，但照片放久了会褪色。偶然间她看到有人用电脑展示图片，于是就来了灵感：壁画是不是也可以转化为数字图像，实现另一种形式的“永生”？经过不断琢磨，她决定把以莫高窟为代表的敦煌石窟，包括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肃北县五个庙石窟、瓜州榆林窟和东千佛洞的彩塑、壁画的历史信息，利用数字技术永久地保存下来。

“数字敦煌”计划开启了。

看着一张张清晰的数字图像，樊锦诗第一次觉得，科技真是个好东西！

“永久保存、永续利用”的数字敦煌，成为“与时间赛跑”的典范。经过30多年的探索，敦煌研究院形成了一整套集数字采集、安全存储、有效管理等多项不可移动文物数字化技术规范和标准，建立起系统的“数字敦煌”资源库。依靠科技为莫高窟“延年益寿”，有了更多可能。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持续加大投入，运用先进技术加强文物保护和研究”“要运用科学技术提供的新手段新工具，提高考古工作发现和分析能力，提高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能力”。

保护和发展文化遗产事业，必须适应时代发展，与科技紧密融合。

樊锦诗的目光看向更广、更远处：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科技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我国在这方面起步晚、底子薄，面对数量巨大、种类繁多、环境不同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文物，还有诸多共性与关键技术难题尚未解决。

怎么办？只靠自己肯定不行，靠研究所里的同事也不够，她必须利用一切机会，于更高处发声。

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后，樊锦诗一直很看重这份荣誉与责任。采访时，记者看到她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标有“全国政协”标签的蓝色文件夹，装着她履职期间的资料。

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樊锦诗联合39位委员联名递交提案，呼吁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科技工作，被全国政协确定为重点提案。同年8月，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联合科技部、国家文物局在敦煌研究院召开提案办理协商会进行提案督办。

2017年，她继续提交提案，建议尽快启动实施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利用科技创新专项，设立文物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以促进文物科技保护建议提案落地。

这一次，樊锦诗找到了82位委员联名。

有的委员是樊锦诗到小组讨论会场拿着提案争取来的，有的委员则是主动找到樊锦诗，希望为文物保护工作出力。

樊锦诗感动且欣慰，因为她知道，委员们支持的背后，是对敦煌莫高窟的热爱与关心。

这件提案再次被全国政协确定为重点提案。在多方推动下，提案中的意见建议在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科技部等印发的《“十三五”国家社会发展科技创新规划》《国家“十三五”文化遗产保护与公共服务科技创新规划》中得到体现。

殷殷嘱托时时回响，多年呼吁终变现实。看到相关政策的出台，最高兴的，莫过于樊锦诗。

“保护是第一位的”

11月的敦煌气温已近零摄氏度。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内，早上第一场数字电影《千年莫高》的放映厅却座无虚席。

参观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是第一站。观看两部20分钟的数字电影，对莫高窟文化有一定了解后，游客才能乘坐摆渡车前往洞窟实体参观——“总量控制、网上预约、数字展示、实地看洞”的旅游开放新模式，从2014年数字展示中心正式对外开放至今，已经实行了整整10年。

如果从樊锦诗提出建设数字展示中心开始算起，已经超过20年。

1979年，莫高窟正式对外开放的那一年，游客不过1万多人次。到了1998年，游客数量达到20万，并仍在快速增长。

游客多了本是好事，莫高窟的价值需要在保护、研究和弘扬中得以发挥，这是传承和弘扬敦煌文化的必由之路。但作为研究者和管理者，樊锦诗的第一反应却是警觉与担忧——对于历经沧桑、脆弱异常的洞窟来说，过多的游客将是不能承受之重。

游客尽兴与洞窟保护如何得兼？时任敦煌研究院文化弘扬部部长李萍说，樊院长白天想、晚上想，吃饭的时候也想，有时候深夜有了想法就会给她打来电话一起讨论。

学考古出身的樊锦诗身上有着学术研究者特有的认真。“人多或者人少不是我们一拍脑袋说出来的，要经过认真研究。”她与国外相关研究机构进行合作，开展“莫高窟游客承载量研究”项目，对洞窟的温度、湿度、游客接待量、洞窟病害等指标进行反复测量、试验，精准掌握游客进入洞窟前后的环境变化。

就这样研究思考了整整两年，结合“数字敦煌”的基础，一个大胆的想法逐渐成形：建设游客服务中心，让游客在中心的虚拟漫游厅观看典型洞窟的展示，之后再前往洞窟参观，用电影和实地参观相结合的方式，减少游客参观时间。

2003年，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樊锦诗联合其他24位委员提交了提案《建设敦煌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的建议》。2004年，她专门在《人民政协报》撰文《为了敦煌久远长存——敦煌石窟保护的探索》，持续为莫高窟的保护开放鼓与呼、推与促。

提案得到了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全国政协将其列为当年的重点督办提案，并组成专题调研组，赴敦煌莫高窟进行了实地调研，提出了翔实的报告和建议，得到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的批示。经过前期艰苦探索和多次论证，提案提出的建议项目由中央批准立项，并于2008年底开工实施。2019年，该提案还被表彰为全国政协成立70年来100件有影响力重要提案之一。

从提出到立项，一直到数字展示中心建成，都不乏质疑之声：“游客是来看洞窟的，你安排去看电影，大家会愿意吗？”

樊锦诗却始终坚信自己做的是正确的事。为了莫高窟的保护，也为了游客的体验，她能做的，就是把数字展示中心建设得好一点、再好一点。

数字电影中有一部是球幕电影，为了看到拍摄完成后的效果，她专门前往北京，在缩小版的球幕中看了一遍又一遍；数字展示中心入口处原本是两部数字电影的名字，“千年莫高”“梦幻佛宫”，樊锦诗觉得不够大气，改成了“人类敦煌”“千年莫高”；文化弘扬部团队没有相关运营经验，她就联系上海世博会场馆负责人，让团队赴上海学习……

到了正式开放前一天，樊锦诗和工作人员进入中心前，她让大家先在地毯上蹭干净鞋上的土，“这是我们10年的心血，别弄脏了。”

中心正式开放后，樊锦诗就在人群当中一遍一遍地看电影，既看电影，也看观众反应。最后她终于放下了悬着的心——这个模式得到了观众认可，是可行的。之后，莫高窟管理与旅游开放的创新模式，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认可，称其是“极具意义的典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放在第一位，同时要合理利用，使其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方面充分发挥作用。”

如果将保护与开放比作天平的两端，那么樊锦诗这数十年都在找寻天平的平衡点。她在所有场合始终强调的一句话就是，“保护是第一位的”。

20世纪90年代，莫高窟差点被“打包上市”；后来，又有人提出要将莫高窟与周边景点“打包”建成大景区……如今回忆起这些事，樊锦诗只是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都被我‘顶’回去了”。

2009年敦煌至格尔木铁路初步设计方案中，敦煌段线路将会穿过莫高窟的建设控制地带和一、二类环境控制区。樊锦诗知道后，经过一番慎重思考、深入调研，向第十一届全国政协提交了关于改变敦煌至格尔木铁路设计方案敦煌段的提案。提案得到高度重视，有关部门对提案中的建议予以采纳，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对于莫高窟，樊锦诗有着深沉的爱，更有一种历史责任感。她说，保护应在利用之前。针对敦煌石窟的具体问题做学术研究，过几年做也可以，交给下一代研究也行。但是如果保护不好，就会酿成不可挽回的后果。石窟保护是头等大事，她不担心得罪人，只担心自己无力保护莫高窟。

有人委婉地说她执着，她听到了只当作是褒奖——永久保护、永续利用，个中辛苦千难万难，不执着哪能做得到？

樊锦诗至今还记得一个细节——座谈结束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向外走时，又回头向她叮嘱：“保护才是第一。”

短短六个字，责任如千钧。

“保护才是第一。”既是对包括樊锦诗在内一代又一代敦煌人的肯定，更是对未来的期许。

“敦煌石窟的保护，是永远没有尽头的事业。”樊锦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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