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前回老家，又见到当年的两位老朋友。

大概早年离家的人，尤其是渐入老境之后，一到清明，总要回故里扫墓祭祖的。因此，这些年来，我们仨早早就会电话联系，提前约好时间，留出见面相聚的机会。

三人年龄各相差一岁，1976年我20岁时，老丁21岁，刘兄22岁。如今我已年届70岁，离开家乡44年，老丁49年，最短的刘兄也有30多年。

上世纪70年代，城里人的刘兄高中毕业成为一名下乡知青，农村户口的老丁和我成为回乡知青，我们同在相山公社的不同生产大队。一两年后，刘兄成为所在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我成为本村的党支部书记，老丁成为公社水利员。在这之前，我们已经都是公社团委委员。

几十年来已经形成习惯，回到老家后，我们会找一家特色餐馆，先泡上一壶茶，再开一瓶家乡的酒，便天南地北地聊起来。

回忆当年农村岁月，是必不可少的话题，也最能让人兴奋和动情。正是20岁左右的年龄，精力充沛，豪情满怀，身上有使不完的劲。挖沟修渠、运石垒田、翻地打垄、插秧施肥、除草喷药、割麦扬场、拉车扛包——无论寒暑，披星戴月地干，从不惜力。手上磨出了泡，肩膀勒出了血印，身上晒脱了一层皮，也在所不惜。劳动一天精疲力尽，又困又乏，睡上一觉，第二天又满血复活，继续投入战斗。

山坡修梯田的红旗漫卷，抢收抢种誓师大会上青年突击队的铮铮誓言，民兵训练场上整齐的脚步和此起彼伏的口号声，生产队之间相互拉歌比赛的热闹场面，还有国庆节全市庆祝大会后游行的彩车和锣鼓，都历历在目。

相山公社一共有6个生产大队，每个大队都有下乡或回乡的知青进入党支部班子，还有不少担任生产小队干部，给农村工作带来新的动力和活力。如何调动广大社员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粮食产量，超额完成全年生产任务；如何开展多种经营，增加队里收入，改善群众生活水平；如何发挥知识青年的作用，活跃村里的文化生活等等，都是我们整天琢磨的问题。

也正因如此，我与老丁和刘兄的交流越来越多，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我们一起探讨平整土地，改善土壤灌溉条件，变旱田为水田，把原先的玉米地改种水稻；我们商量引进优质品种，使小麦增强抗强风和暴雨的能力，提升亩产产量，都收到很好成效。我们针对知识青年有文化、敢想敢干，却又缺乏农村生活锻炼的特点，讨论如何发挥他们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如何加强引导，虚心向群众学习，与农民打成一片。

尽管个人之间关系密切，所处岗位和职责不同，既有相互学习、探讨和鼓励，也常有竞争和比试的意味，谁都不甘落后，追求严要求、高标准。还记得，一次修挖南湖排水沟，各大队选派一支队伍，我和刘兄各自带队参战，一干就是一个多月。每次阶段性工程验收，身为公社水利员的老丁也一丝不苟，直到完全合乎标准才罢休。直到50年后的今天，说起这一段往事，三人还不免会心一笑。

工作之外，偶尔也像今天这样，聚到一起喝上两杯。酒是本地的高粱大曲，再炸上一盘花生米，拍两条黄瓜，最好的时候有几块猪头肉；也曾相约爬上相山的最高峰。这是最放松的时候，吼上一段样板戏，朗诵几句自己编的顺口溜；也臧否人物，指点江山，佩服懂生产、会管理、刚正儒雅的公社主任，对夸夸其谈、虚头巴脑的人则嗤之以鼻。

刘兄出身军人家庭，肩宽腰直，声音洪亮，走路带风，一身浩然气。在我们看来，他是天生的军人材料，如果参了军，没准成为将军。虽没能成为一名军人，后来他先后招工、提干、下海，成为深圳一家全国性保险企业的高管。

老丁知识渊博，思想活跃，语带锋芒，尤其是他的文字功夫让我佩服。1976年底，我负责出一期墙报，正为稿子凑不齐发愁时，看到老丁推着一辆旧自行车走来，便求他帮忙。我递过几张稿纸，他稍做思考，掏出笔趴在自行车座上，半个小时左右，一篇千把字的文章便出手。1977年恢复高考，老丁率先考取大学，毕业后长期在省出版系统工作，先后担任多家出版社的总编辑，被誉为省内出版界的大咖。退休后依然带博士、著述不断，闲暇时善作诗词、散文。每读到他的诗文，都令我倍感亲切。

酒酣茶后，我们相约第二天到年轻时期挥洒过汗水、燃烧过激情的那片土地上走走。

当初的农田、水渠、打麦场、大队部，还有村庄，已今非昔比；我们更从血气方刚、怀揣梦想的小青年，变为七旬老人。再回首，更感念那一段生活经历给予我们的滋养、抚育和力量，使我们懂得奋斗的价值、劳动的乐趣、实践的重要，更明白敬畏自然、尊重乡亲、感恩生活的意义。这一切都成为一种财富，融入血液中，化为能量，塑造了我们的一生。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任启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