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维克

《 人民政协报 》 （ 2026年05月06日 第 12 版）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徐悲鸿《九州无事乐耕耘》

▲方增先《粒粒皆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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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孔维克

主讲人简介：

孔维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民革中央画院院长。

编者的话：

“五一”国际劳动节，是致敬劳动、礼赞劳动者的日子。劳动，不仅创造了人类社会，也孕育了灿烂的文化与艺术。在中国画的历史长河中，劳动者形象始终是艺术家们关注与创作的主题。本期讲坛邀请孔维克先生讲述古今中国画中的劳动者形象，让我们在欣赏丹青之美的同时，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传承奋斗精神，共赴时代新程。

一到“五一”，我们自然而然地想起有关“劳动”的话题。从人类学的角度看，是劳动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并且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人类通过有目的地制造工具、协作狩猎和耕种等劳动，大脑才得以进化，双手才变得灵巧。从本质上来看，人类劳动是有意识、有目的的生命活动。从经济学角度看，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人类社会所有的财富都是在劳动中凝结而成。

艺术是生活的反映，在古今中外的艺术作品中，劳动及劳动者也始终是艺术家表现、赞美的主题。

中国古代绘画中的劳动者

传达农耕社会的古韵

劳动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绘画题材中的一个重要选题。从原始狩猎岩画，到承载着一定主题的汉代画像石及墓室壁画，我们都可以看到劳动的场面；从隋唐以来至近代流传的大量绘画作品看，也有着大量的反映宫廷和市井劳动者形象的传世名作。

中国古代劳动场面绘画与当时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既折射出当时社会的真实状况，也反映了不同阶层对劳动的复杂视角。从统治者的角度看是“治世蓝图”与“劝诫工具”，这类画作往往是官方旨意及宫廷画家所作，如南宋楼璹的《耕织图》等作品。而文人士大夫与劳动相关的“精神寄托”与“社会关怀”也在古画中予以展现，如文人笔下的渔、樵、耕、读等题材，则是他们在官场失意后，向往的田园理想，以此寄托淡泊名利、超凡脱俗的情怀。在古代，也有一些关注当时生活的作品，如石涛的《采菊图》便是文人理想的生活范本。品其意涵，宋元时期的渔樵多代表隐逸，往往画得人小景大，强调场景气息；明清则更偏向世俗生活，画面人大景近主体突显，寄托了他们安居乐业的美好愿望。

中国绘画中的劳动题材作品还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切片”与“无声主角”。纵观这些流传后世的大量古画，无论画家的初衷如何，他们的画作都从客观上记录下了古代科技、经济和社会的真实细节，如农具的演变、纺织技术等，成为后人研究古代科技史的珍贵图像史料。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不仅展开了12世纪的中国都城市井风貌，也描绘了当时中国的劳动者群像，细致刻画了船夫、脚夫、挑夫、小商贩等各色人物。他们忙碌的身影，构成了北宋都城汴京繁华的市井烟火气，这些劳动者是历史舞台上“沉默的主角”。

在中国古代绘画中，劳动的景象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作为点景点缀、寄托文人隐逸情怀的渔夫、樵夫；二是作为画面主角、被细致描绘的农夫、织女、市井工匠；三是各种劳动者的场景。大家可以从以下几幅具有代表性的名画中管窥古代有关劳动的瞬间及背后的故事

唐代张萱《捣练图》，作品表现了唐代宫廷仕女劳动场景，生动描绘了宫女捣练、织线、熨烫的全过程，人物姿态优雅，将日常劳作升华成了极具美感的生活画面。北宋王居正的《纺车图》，画面上纺车忙碌着，一位年轻村妇怀抱着哺乳的婴儿，坐在纺车前操作，稍远处一位老年村妇站立为之牵线。画面右侧绘有一个嬉戏的儿童，两位村妇之间则点缀一只小犬正在撒欢地玩耍，背景描绘着随风披拂的柳树枝条及其几段又粗又硬的树干，表现了古代农村妇女的艰辛，也真实记录了宋代纺车工艺及底层生活的沧桑感。南宋李嵩《货郎图》，作品以细密的线条生动表现了流动商贩劳作的瞬间，描绘了一位货郎挑着琳琅满目的日杂百货，引来孩童好奇围观的情景。画面古朴沉着，是宋代钱塘风土人情的真实反映。元代程棨《摹楼璹耕作图》，是推广农业技术的“连环画”，完整记录了从浸种、耕耙、插秧到收割、入仓的全过程，不仅展现了宋代农人的集体劳作，也包含珍贵的古代农具资料。明代戴进《春耕图》，具体收藏地不详，为著名浙派绘画作品，展现了田园牧歌式的劳作场景。画中既有弓背扶犁的农夫，也有田间送茶的孩童，还有树下休憩的男子。作品充满生活情趣，寄托了画家对五谷丰登的祈愿。明代周臣《渔乐图》，是古代渔民生活全景图，画中渔夫们正进行扣鱼、撒网、垂钓、捞虾等多种作业，人物神态自然生动，展现了江南水乡渔民在劳作中寻找乐趣的淳朴性情。除了以上这些画，还有南宋李唐的《村医图》（医疗场景）、清代佚名《制瓷图册》（手工业场景）等也是很有代表性的作品。

中国古代表现劳动者及劳动场面的绘画，对我们今天的最大启发在于：要通过这些古画，超越对劳动的抽象赞美，去关注劳动背后具体的人，同时，从古至今展开这帧丹青画卷，也可以让我们了解先人用智慧和劳动所创造的辉煌历史，从而使我们尊重每一种创造价值的活动，并用真实、真诚的方式去记录展示我们的时代，将劳动者的形象化为美的符号，建立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

当代中国画中的劳动者

彰显主人翁的自豪感

五四运动以来，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对“劳动者”和“劳动”的定义进行了一次革命性的重构，劳动者成为光荣的、创造文明的国家的主人翁。新中国成立后，劳动者的范畴扩大，凡是通过自身体力和脑力付出，为社会创造价值、不占有他人劳动的人，都是劳动者。

新中国成立后表现工农兵、基层劳动者形象的美术作品，更是成为美术创作的主流，被誉为主旋律式的作品，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以及改革开放时期和新时代以来都推出了一大批代表这个时代的经典力作。

其实，近代以来随着西风东渐，中华传统文化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在各个领域都进行了吸纳融合式发展。就中国人物画来讲，传统的线描及平面的表现手法，更多适合于表现古人造型和服饰，而面对当代生活中劳动者形象，显得有些苍白，亟须艺术创新，对传统表现技法进行现代化的改良与转型，于是“徐蒋体系”应运而生。上世纪40年代，徐悲鸿关于中国画的改良理论与蒋兆和的具体绘画实践相结合，创新发展出一种能够表现当代人物的绘画新样态，也产生了一系列示范性的新样本，如徐悲鸿的《愚公移山》《巴人汲水图》，蒋兆和的《与阿Q像》《卖小吃的老人》，尤其《流民图》等，开一代创新人物画先河。新中国成立后，徐悲鸿、蒋兆和二人都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传承推广自己的绘画主张，徐悲鸿作为中央美院院长、中国美协主席，有力地推动了这一体系的发展。从中央美院到浙江美术学院及广州美院、西安美院等全国各地的美术院校，这一理论又化为了不同的学术理解和具体实践，催生了以方增先为代表的浙派人物画、以杨之光为代表的岭南画派人物画、以刘文西为代表的黄土画派人物画，以叶浅予、黄胄、周思聪为代表的北派人物画等。改革开放以来，第三、四代人物画家如雨后春笋，似星河灿烂，在五年一届的大型美术作品展览，以及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工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美术创作工程等大型创作平台中，推出了一大批有着鲜明时代印记的可以传至久远的中国画力作，其中一大部分是表现劳动者和劳动场景的中国画作品。

简要介绍一些表现劳动者形象的代表性画家及其经典作品，这些作品也奠定了当代中国人物画的基本面貌。

《九州无事乐耕耘》（1951年），是徐悲鸿的代表作之一。作品以农耕为主题，讴歌和平年代的劳动，画面内容描绘了农民在和平年代辛勤劳作的场景。画中，在一棵粗壮强健的老柳树下，三位农民正辛勤地耕耘。左面近景一身体健壮的中年老农扶着老黄牛拖拉着新式双铧犁在耕地。与之相背处，中间偏右的中年农妇在锄地，右面远处一老农在掘土。耕种土地的农夫，自然流露出战后人民对新生活的满足和对未来充满希望的美好愿景。徐悲鸿为此曾深入山东临沂水利工地为劳模写生，其笔下的《任继东像》也是珍贵的劳动者肖像。我曾于2008年在山东策划过“与悲鸿同行”画展，邀请30余件徐悲鸿先生作品来鲁与山东画家作品一起展出，并邀请悲鸿先生夫人廖静文女士出席开幕式。有一位来自临沂的老乡保存了一幅历时半个多世纪徐悲鸿先生为他画的速写，请廖先生签名，感动了现场的所有人。

方增先与《粒粒皆辛苦》（1955年）。他在敦煌考察归途中目睹农民收割后拾麦穗的场景，结合自身成长经历，联想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古诗意境‌‌，产生了创作一幅画的想法，歌颂劳动者对粮食的珍视，弘扬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体现对劳动人民的尊重‌‌。作品近景实写老农拾穗动作，远景虚写运粮马车，通过虚与实、丰收与节俭的对比深化主题，以‌传统水墨线条‌为主，融合西方素描的结构造型与中国传统笔墨线条，强调人体比例与动态准确性，‌‌人物面部、手部细节刻画精准，衣纹用焦墨写成，虚实相生‌‌，有意识地弱化明暗对比，消解‌块面与体积感‌，强化造型与线条的表现，达到以西润中的效果‌‌，这幅画成了浙派人物画的奠基之作。‌‌方增先在1964年又创作了进一步推进这种探索的《说红书》。他对中国人物画如何与传统笔墨相融合进行了深度思考，主张中国人物画的创作发展要跟中国的环境、现实、文化、历史相结合，并强调画人物是“画”而不是“描”，要将传统的线、点、皴、擦、染等技法融于人物画的笔墨表现中，最终形成自己的一套观念和体系。《说红书》在美术界产生巨大反响，被视为浙派人物画风格最成熟的作品。他后来画的表现北方农村生活的《艳阳天》插图，把浙派人物画推向了更加成熟的境界。

刘文西与《祖孙四代》（1962年）。该作基于其多次深入陕北农村的采风，积累了大量速写素材提炼而成。画面以粗犷笔墨塑造祖孙四代陕北农民形象，左侧红衣青壮年与背景拖拉机象征农业机械化革新，右侧佝偻老人与孩童形成代际对比，右下生活用具强化场景真实感。四代人不同姿态隐喻与土地关系的变迁，背景黄土高原烘托地域特色。作品融合现实主义手法与地域风貌，成为20世纪60年代水墨人物画深入生活的代表，奠定了“黄土画派”艺术风格的基础。此外，《知心话》‌（1976年）、《沟里人》‌（1982年）‌、《解放区的天》‌（1984年）、《山姑娘》‌（1984年）‌、《黄土情》‌（1989年），都表现了陕北黄土高原劳动人民的情感与生活‌‌。尤其2004年至2017年，历时13年创作的巨幅长卷《黄土地的主人》，由《黄土娃娃》《陕北老农》《米脂婆姨》《绥德的汉》《高原秋收》《安塞腰鼓》等13个章节组成，工笔重彩与水墨写意结合，焦墨干皴刻画皱纹，强化黄土高原劳动人民的阳刚气质‌‌，全景展现改革开放以来陕北人民的生活变迁‌‌。

黄胄与《洪荒风雪》（1955年）。作品灵感源于1954年他随西北军区辎重车队到拉萨进行采访偶遇勘探队的经历，最初定名为《柴达木的风雪》，展现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勘探队员顶风冒雪的乐观主义和奋斗精神。画面以仰视视角产生纪念碑式的效果，采用西画满幅构图与传统水墨技法结合，通过洒矾技法表现风雪环境，人物动态生动，棕褐色驼身与雪地形成鲜明对比。勘探队员弹奏冬不拉、手持测量杆的细节，传递出建设者无畏艰辛的豪迈情怀。画家在骆驼旁添加了一条狗，也平添画面的生动性。该作于1957年获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国际青年美术竞赛金质奖章，成为新中国美术中融合写实与写意的经典之作。黄胄是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极具影响力的画家，他长期深入新疆、西藏、青海等边疆地区写生，以少数民族生活为题材，创作出《洪荒风雪》《庆丰收》《赶集》《姑娘追》等代表作，‌‌打破了传统文人画的孤高趣味，转向表现劳动人民与边疆建设者，赋予中国画‌乐观、豪迈、激扬的时代精神‌‌‌。

改革开放以来，不少画家也都关注工农业建设的题材，蔡超、蔡群兄弟无疑是其中备受关注的画家之一。蔡超是中国当代水墨人物画的重要代表，尤其在‌工业题材‌领域具有开创性地位。他们兄弟俩自20世纪80年代起深入工地写生，将中国传统笔墨与现代工业场景相结合，塑造出一系列具有强烈时代精神和艺术感染力的作品。如‌以钢铁构件象征国家工业支柱，展现工人阳刚、坚毅的精神气质的《顶梁柱》‌（1993年，与蔡群合作），1994年入选第八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展，用水墨表现高空吊装场景，强调人与机器的共鸣。体现“工业时代的诗意”的《吊装》‌（1994年），入选“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发表五十周年”全国美展并获银奖，2000年入选“百年中国画展”。通过俯瞰或仰视视角表现工人在巨型结构中的作业姿态，强化工业空间的宏大感的‌《钢筋铁骨》‌（1993年），获全国首届中国画展银奖。其他还有‌《天地间》‌《臂膀》‌《大桥建设图》‌等作品。蔡超一生致力于对‌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艺术记录‌，用‌传统水墨语言‌表现‌现代工业题材‌，强调‌劳动者的精神力量‌与‌国家建设的时代主题‌，在‌构图、笔墨、造型‌上大胆创新，形成“见笔见墨见精神”的独特风格‌‌。

新时代以来，有不少年轻人物画家把目光聚焦于普通劳动者，创造了一系列的朴实、典型的劳动者形象。如果说前辈画家多关注集体农作，当代画家李传真、李玉旺等则将目光投向了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及消防员。作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国画院副院长，李传真近20年专注于为劳动者“立传”。她的作品以巨幅尺寸和粗粝笔触，直面民工、留守老人等群体的真实状态，代表作包括《工棚》《暖阳》等。李玉旺是山东画院专职画家，其中国画《使命》于2019年获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金奖，作品《筑梦》2024年又获第十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铜奖，并登上《美术》杂志封面。《使命》描绘了五名消防员在完成灭火任务后的瞬间：他们脸上沾满灰尘与擦伤，神情疲惫却透露出沉着与坚毅，安静地伫立在硝烟未烬的火场，等待着下一个指令，旨在呈现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平凡英雄，探讨“平凡时代英雄何为”的命题，其独特之处在于没有选择激烈的救火场景，而是捕捉了灾后整装待命的平静时刻，从而强化了真实感与内在力量。作品《筑梦》则把我们身边那些默默无闻的农民建筑工推到了艺术前台。他花了五年时间，多次跑到建筑工地采风，和工人们交流，收集素材，所以人物塑造特别生动。两幅画‌‌在艺术语言上都采用工笔重彩技法，画家借鉴中国传统山水画和壁画的语言，构建了“丰碑式”构图，使这些劳动者群体如山峦般巍然屹立，将英雄气概与中国山水画中“山”的精神意蕴相共鸣。‌‌

近年来，一大批当代新生力量新锐突起，创作者也在不断拓宽边界。美术学院的师生也从课堂走进现实生活的表达，如清华美院师生的作品开始关注南仁东（天眼之父）、青藏铁路建设者及运河工人等，力求以“丰碑化”的肖像，反映波澜壮阔的时代，致敬当代英雄。

当代中国画中的经典劳动者

形象是艺术史上的丰碑

随着时代的变迁，当代中国画中的劳动者形象成为绘画题材的主角。他们之所以会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象征传之后世，成为艺术史上的丰碑，主要在于他们在当代精神、艺术创新、情感共鸣以及时代符号这四个维度上实现的突破性价值。

首先，划时代的题材转向，体现了当代精神。在传统中国画中，劳动者（如渔、樵、耕、读）多为文人的隐逸符号，并非真正主角。当代经典作品之所以能流传，首先因为它们完成了从“文人雅趣”到“人民史诗”的题材革命。它们首次将底层农民、工人、矿工等劳动群体作为绝对主角，赋予了平凡劳动以崇高感，如《粒粒皆辛苦》《矿山新兵》《一辈子头一回》《沟里人》等作品精准捕捉了新中国建设初期的社会巨变，劳动人民改地换天，成为用图像记录历史的“艺术档案”。

其次，开创性地进行笔墨艺术语言的创新。艺术创造的成功，仅有创作选题是不够的，经典作品必须在艺术语言上解决“如何用毛笔画现代劳动”这一难题。一个时代的笔墨精神在于是否开创了新的审美范式。“徐蒋体系”的应运而生将西方素描的造型能力引入中国画，解决了用传统笔墨手段描绘当代劳动者骨骼、肌肉和劳作动态时的“准确性”问题。“新浙派”在这一体系的影响下，又实现了笔墨的突破，以方增先、李振坚、周昌谷为代表的画家，创造性地将西方结构素描与写意花鸟画的笔墨结合，既画出了当代人的生动形象，又保留了中国画的“书写性”，这种技法创新成为后世教学的典范。叶浅予、黄胄、周思聪等人物画家各自进行的成功探索，将中国传统的笔墨语言及西方的造型意识、结构性处理相融合，创造了体系性的笔墨语言及各种风貌不同的人物画样态，共同推进了当代中国人物画的发展。

再则，真实的人民情怀是情感共鸣的关键。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些经典人物画作品能打动人并流传，是因为画家真正深入百姓生活，笔下饱含的真情实感。为劳模画像，徐悲鸿为创作《九州无事乐耕耘》，曾深入山东水利工地，为劳动模范当场写生。这种从泥土中生长出的形象，具有超越时代的感染力；为时代立传，刘文西画了一辈子陕北农民，他对黄土地和劳动人民的深厚情感，让《幸福渠》等巨制充满了可信的温暖与力量，而非空洞的宣传；为百姓传情，黄胄为画好新疆姑娘，深入新疆各地采风画了上万幅速写。

更重要的是，时代符号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国家叙事。经典作品往往与国家文化战略紧密相连，其流传也得益于国家机构的系统性收藏与展示，绝大多数经典劳动者题材画作都被中国美术馆、国家博物馆等机构收藏，并通过长期陈列、重要展览的反复展示不断强化其地位；教科书式传播，这些作品近几十年来是美术院校教学的重要范本，通过教材、学术研究反复被解读，成为几代人的集体记忆。总之，经典的美术作品之所以流传，绝非偶然。因为这些作品在内容上，为一个伟大的建设时代留影；在形式上，解决了中国画转型的核心难题；在情感上，凝结了艺术家对祖国大地和人民群众的赤诚之爱。

通过了解和欣赏这些古今描绘劳动者题材的绘画，我们能够深化对劳动价值的认识。古人通过《耕织图》确立了“农为国本”的道统。今天，我们通过大量美术作品让大众认识到无论是农民、工人，还是程序员、外卖员，每一种诚实、创造性的劳动，都是社会运转不可或缺的一环。劳动是美的，给人以浪漫化想象，我们在赞美劳动时，还要关注劳动者真实的生存状态、权益和尊严。古今艺术家也都是艺术的劳动者，他们艺术创作成功的共同规律就是接地气、动真情，优秀的作品无论是古代的《清明上河图》等，还是当代的现实主义作品都证明，最有生命力的艺术，永远源于对真实生活的深刻观察和真诚表现。这些艺术作品还会给我们以启发，即重视图像作为历史的证据。这些画作告诉我们，文字历史之外，图像是同样重要的历史依据。今天，我们所拍摄的照片、视频，在未来也都会成为后人解读我们时代的重要史料。我们如何记录当下的劳动者，定义了我们对于这个时代的理解。

当代各行各业劳动者们成为画家们讴歌的主角，而艺术的劳动者画家，同样也是文化建设的主角。让我们一起以“劳动”的名义，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共同努力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