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核心任务是集中力量推进156个重工业项目建设、奠定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据时任陈嘉庚秘书的张其华在其所著《陈嘉庚在归来的岁月里》中记录，陈嘉庚先生自1955年8月2日起，历时97天、行程2.5万里，先后赴东北、西北、西南、中南等地区，历16省（市、自治区）55个城镇，围绕重工业发展、铁路基建和民族经济文化等方面，对“一五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考察。陈嘉庚先生自旧中国的积贫积弱中走来，新中国的盎然生机让他极为震撼、满怀喜悦，在向中共中央如实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建议后，于1955年9月27日在《中国新闻》杂志上发表《桑梓喜讯与东北见闻》，向海外侨胞们报告：“到处都是忙于建设，一片新兴景象，人民生活蒸蒸日上，展望未来，极为兴奋，祖国工业化指日可待。”

1955年9月，陈嘉庚在延安窑洞前回忆15年前与毛泽东会晤的情景（居中为陈嘉庚）。

东北地区：

重点工业基地新兴景象

陈嘉庚在东北考察了26天，先后赴沈阳、长春、哈尔滨、佳木斯、牡丹江、图们、吉林、抚顺、鞍山、大连等城市。他看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年时间里，东北面貌已大大改观，许多工厂已兴建完成或正在兴建。最让陈嘉庚兴奋的，是新建工厂设备的高度机械化、自动化，不少已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许多城市扩大了新市区，变消费城市为现代化工业城市；原先偏僻荒凉的地方，如今已成为现代化新兴城市。东北已建成全国重点工业基地，东北的丰富资源，已由国家开发利用。

陈嘉庚先生在东北参观了20多个新建工厂，他惊喜地看到：这些工厂规模非常大，工厂里有高度机械化自动化的最新式设备，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劳动力。辽宁第一机床厂经过七条流水线便生产出一台精密复杂的车床；黑龙江量具刃具厂生产的钻头，最小的细如绣花针；佳木斯铜网厂的钢丝可以拔到0.5毫米。他最感兴趣的是大型轧钢厂的钢轨生产，只需数分钟时间，一块自热钢炉中“自动跳出来”的钢坯即可经自动轧钢机轧成长条钢轨，自动切成规定尺寸的钢轨，自动进行矫正、铣头、镗孔，整个生产过程中，工人不必花费多大努力：仅少数人在操作室通过电钮操作即可，搬运重达七八吨的钢轨则由电力起重机代劳，大型轧钢厂改建成自动化后，产量比原先增加2/3以上，工人数量减少一半以上。

祖国建设的规模与成就，让陈嘉庚先生倍感鼓舞，倍增信心。特别是在参观第一汽车厂建设时，他了解到，汽车厂自1953年动工建设以来，成千上万的工人夜以继日不停地施工，以便按期投入生产。他感叹，新中国成立前工业落后，国家贫困，技术人才缺乏，如今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有如此巨大规模的建设、复杂精细的兴建技术、现代化的装备和宏大规模的工厂，如果不是有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我国人民的伟大气魄和坚定决心，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兄弟般的援助，是绝不可想象的。

陈嘉庚在考察沿途看到大批未经加工的原木络绎不绝地运入关内，他认为这是一种浪费，并建议在产地设立锯木厂和纸浆厂，先将木材四周的废料、毛木锯去，既可供纸浆厂做原料，运输费用又可减半。林业部开始没有接受，认为木材加工后再运出，要增加一次火车上下的搬运费，得不偿失。陈嘉庚又进行深入调查，亲自发信，由同行的中侨委副主任庄明理找原铁道部了解东北至关内的木材运输费和装卸费价格，经认真核算后，得出不但不增加费用，反而因木材重量减半、每吨可节约运费10元的详细报告。他于9月2日向周恩来总理写信专门汇报，后建议获采纳，决定在东北靠近木材产地设立锯木厂。

西北地区：

重工业基地大建设和民族经济文化发展

在甘肃，陈嘉庚考察了西北重工业基地兰州，在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中，甘肃有8项，大部分集中在兰州。陈嘉庚到达时，兰州市正大规模平整土地，将兰州市从140平方公里扩大到450平方公里。大批技术人员从东北、中南各地前来支援。正在动工的有大型炼油厂、石油机械厂、机器制造厂、电厂以及河堤、桥梁、道路。在热火朝天的施工工地上，陈嘉庚一边听介绍，一边看工人们以冲天干劲投入到大建设的热潮中。

新疆给陈嘉庚的第一个印象是多民族和睦相处，经济文化迅速发展。他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庆典上致辞，高度称赞中央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政策。他说：“我相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后，新疆各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将更加发展，新疆各族人民将以更高的热忱与全国人民一起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而奋斗。”在访问维吾尔族家庭和哈萨克族牧民帐篷时，当地少数民族非常热情，用表情和动作表达对汉族的亲善，以手势表示政府好，还将家里最好的水果、茶砖等拿来招待。

陈嘉庚考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时了解到，建设兵团在人烟稀少的荒芜地开垦种植623万亩地，首种棉花便创造奇迹，成为全国高产地区，小麦创全国高产。1955年上半年有优质牲畜53万头，提供大批羊皮、畜皮、乳品和肉类。工业有木工厂、铁工厂、拖拉机修配厂、面粉厂、榨油厂、加工厂和即将动工的十万纱锭纺织厂。建筑队承担完成石油、金属、钢铁、水泥、机器、纺织等17个工业企业建筑工程和20万平方米非生产性建筑工程，修建9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的农场生活用房，自建12平方公里的石河子新城。

石河子新城年降雨量仅100多毫米，但建设兵团利用天山融雪造渠引水，兴建6个大水库，9项渠道工程，灌溉面积达310万亩，还帮助解决100万亩民田、牧场用水。

陈嘉庚还参观了农八师23团农场，这是一个有全面规划的机械化农场，开垦时先划出东西南北大道，再划出多条整齐平行的行走车辆小道，开凿出干渠、分干渠、支渠、斗渠、农渠等水渠，又划了林带、耕地。陈嘉庚高度赞扬建设兵团在生产中所起的重大作用，称赞他们既发扬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又是团结和帮助少数民族的榜样。

在独山子石油公司第一矿区，陈嘉庚看到新盖的职工宿舍结构虽简陋，但都建有厨房、厕所、浴室等设施，周全实用又很节约。他还以步代尺，在每间屋内来回测量多次，查阅有关资料，让张其华绘出简单图样，自己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并附上这些资料作为推广，同时分寄给各大中城市的领导，作为将来建住房的参考。

西南地区：

铁路基建与民族工作

宝成铁路是陈嘉庚对西南地区考察的第一个重点。他认为，宝成铁路建成，将促进南北物资交流，提高四川丰富的农副产品价格，加速改变这个“天府之国”的面貌。铁路从陕西宝鸡到四川成都，全长678公里，依托川陕公路施工，在高山峻岭、悬崖峭壁上开筑。陈嘉庚一行从宝鸡分乘三部小车沿川陕公路出发，5天后才抵达成都，亲身感受到川陕公路的坡陡、路险、弯急，不禁感叹古人常说“蜀道难”“益州险阻”果然不假。

出宝鸡的42公里路程中，40%是山洞；广元南段400多公里有大中小桥梁近700座；隧道之多也是其他铁路没有的；有的地方一线沟通，两旁壁立，羊都无法通过。陈嘉庚沿途经常看到施工现场一面是湍急的江河，一面是陡峭千丈的高山，铁道兵战士用吊索吊在半空悬崖上打石眼，插上铁条，搭下木板作临时栈道，条件极端困难，还决心提前一年完成这条历史上未曾修通的险路。陈嘉庚联想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冰天雪地开垦荒地，创造高产田，帮助边疆少数民族发展农牧业，他连声称赞：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才具有不怕艰苦牺牲的精神和铁的纪律，才能承担完成如此艰难任务，这在任何国家军队都是不可想象的。

从成都到重庆，陈嘉庚沿途又参观了彭县石棉厂、内江两个糖厂、自贡两个制盐厂和隆昌炭黑厂。

在重庆，陈嘉庚可谓是故地重游。1940年他率领南洋华侨慰劳团在重庆住了1个多月，发表了著名的《西北观感》演讲，如实介绍了延安解放区的生活和澄清了所谓共产共妻、百姓惨苦的传闻，也因而激怒了蒋介石。如今的重庆让陈嘉庚的印象大为改观，以往供达官显贵专享的公馆、娱乐场所已成为劳动人民的公园和疗养所，重庆176万人口中，工人及其家属占90多万人，整个城市建设已具有现代化大都市气魄和规模，正从一个消费城市改造为西南最大的工业城市。

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发展是“一五”计划12个方面具体任务之一，而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发展得好不好，首要便是少数民族政策执行得好不好。因此，在云贵两省，陈嘉庚重点考察了民族工作。10月，陈嘉庚来到贵阳，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周林向陈嘉庚介绍了贵州的发展情况：“贵州农业生产年年增产，原因是1952年各族人民完成土地改革后，开展了互助合作运动。现在农业生产合作社达31000多个，占全省农户30%强。这些农业社，有90%增产20%，有10%减产或不增产，主要是受了自然灾害的缘故，虽然如此，社员仍愿留社，否则受灾更大。不论区乡百姓都看到农业社的好处，少数民族同样积极要求合作化。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贵州省人民委员会和全省干部都相信这个指示在全省必将胜利实现！”

陈嘉庚说，贵州过去被称为“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但如今在贵州境内考察后看到，贵州已逐渐富裕起来了，农民穿的衣服不再像从前那么破烂，人民生活显著提高。沿途经过贵州西部的盘县、普安、晴隆、关岭等县时，看到道路整修得很平顺，陈嘉庚不禁称赞：“我在国内走了许多公路，但在公路养护、管理、平整、舒适方面，贵州是做得最好的”。

对于长期以来民族之间形成的隔阂，陈嘉庚尤其担心帝国主义煽动边境少数民族，制造民族仇恨和边境纠纷。他认为，民族工作在云贵两省是复杂但又必须做好的艰巨工作，并提出几条较深的体会：

（一）两省均提出“民族团结”“团结对敌”的口号。团结，包括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以及本民族内部的团结。只有团结一致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才能对付帝国主义和民族扩张主义挑起的民族仇恨和边境纠纷。

（二）民族政策最重要的是民族平等、友爱、互助。不管大小民族，一律平等对待和友好互助。现在各级自治政府、各个农业社都有不同民族干部共同工作，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建立自治组织。

陈嘉庚通过听取介绍、交谈，实地考察和参加少数民族举行的文艺晚会，认为云贵两省民族工作卓有成效。云南已建立4个民族自治州，6个民族自治县，400多个民族自治区。自治组织的关键是培养民族干部。两省通过各级民族学院、民族训练班及各种形式培训大批民族干部，仅贵州近几年就培养了8000多人。陈嘉庚先生在《1955年考察报告》序言中写道：“由于政府推行正确民族政策，少数民族与汉民族融洽相处，共享生活在祖国大家庭乐趣。对政府各种政策均极力拥护，现在致力于生产建设。”

一九五五年十月一日，陈嘉庚身着新疆人民赠送的民族服装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大会（前排左一为时任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右一为陈嘉庚）。

1955年8月，陈嘉庚参观兴建中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前排居中为陈嘉庚）。

中南地区：

兴建重工业城市与指导橡胶种植

在湖北，陈嘉庚考察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重点项目较多的地区武汉，已着手兴建或在筹备中的有三大钢铁基地之一的武汉钢铁公司、第二汽车制造厂、第二拖拉机厂、重型工具厂、纺织厂等，陈嘉庚判断：武汉将成为一个重工业城市。

陈嘉庚还重点考察了在建的长江大桥、汉水铁路桥和汉水公路桥工程，参观了防汛大堤、大冶钢铁厂、正在开工的武汉钢铁公司等。陈嘉庚在湖北前后停留了4天，所见之处一派欣欣向荣的热烈场面，他确信：不远的将来，祖国定将走上工业化道路。

在广东，陈嘉庚参观了华侨新村和华侨投资的麻纺厂、广东造纸厂、芝麻厂、顺德制糖厂、船舶修造厂。原准备停留广州3天，省长陶铸再三挽留后多考察了2天。陶铸深知被誉为新马“树胶大王”的陈嘉庚有丰富的橡胶种植经验，特邀请他到海南岛考察指导。11月24日陈嘉庚飞往海南岛，考察国营南阳胶园、西联胶园和华侨投资的新民公司。回广州后，他向陶铸介绍了世界橡胶生产、发展和市场前景，并从技术管理上对海南岛种植橡胶提出建议：

（一）橡胶树的种植，必须清除周围的茅草杂树。胶树致命的虫害是白蚁，杂草不除，白蚁容易滋生；杂草又会争水分、肥料，影响胶树成长；杂草丛生妨碍工人的操作和管理，减少割胶数量。因此杂草必须除净，代之以开沟种藤来保持水土。海南岛胶园的管理人员由于认识不一致，任杂草灌木丛生，不利于胶树的生长。

（二）疏密问题。根据马、泰、印尼等国的经验，一般亩种20株左右为宜，最多不超过25株。海南岛有一部分同志主张35至45株，显然太密了；胶树必须枝叶茂盛，承接露水面广，才能充分满足树木成长之需。

（三）洁净问题。胶碗脏，则影响质量。割胶工人须携两个桶，一盛胶汁，一盛清水。割胶后胶碗用清水洗净，洗后覆盖。海南这方面注意不够，胶碗脏，胶汁倒完又没有把碗洗净和覆盖。有人称海南某些胶质不好，原来是盛器不干净。烟胶的分号就是以洁净为依据的。

（四）工人管理问题。南洋每个工人管70亩，海南只管40亩，并且未能管好。所谓管好，一要除草，二要防治白蚁。

（五）胶树不宜太早割胶。一般要在离地3英尺处、树干达20英寸时才能开割，还未成熟就开割，胶树会损伤或夭折。

陶铸高度重视陈嘉庚意见，并将野草除净和疏密问题下达给有关部门加以实施。

11月30日陈嘉庚结束考察返回厦门集美。

1956年2月10日，陈嘉庚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言，全面概括了此次考察的感受和体会，他说：“我在去年8月至11月间访问了东北、华北、西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南和中南等16省、30余名城……工厂栉比、街道宽直、高楼大厦耸立、交通畅达、清洁美丽，大大改变了往昔的面貌。工农业生产更是突飞猛进，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亦有相应的发展。人民生活普遍提高。这一切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证明：社会主义使祖国富强、人民幸福，社会主义是适合中国国情的。”

（本文作者系致公党贵州省委会秘书长、致公党中央党史研究与党务工作委员会委员、贵州省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副会长、贵州省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会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