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首次以德文单行本形式在英国伦敦出版，之后，又出版了英文版、法文版、俄文版、意大利文版、波兰文版、丹麦文版、日文版等。《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版，是陈望道依据日文版、参照英文版翻译，于1920年在上海出版的。《共产党宣言》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

▶▶▶ 《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贯穿《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共产党宣言》正是以唯物主义历史观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为依据，以独特的辩证思维、精湛的理论分析和深刻的批判精神阐释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制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定。这些基本规定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其一，尽快发展生产力。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物质前提。所以，《共产党宣言》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其二，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取而代之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恩格斯后又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特征的预测非常慎重，而且其理论在不断发展，但他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一点却非常坚定，从来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其三，在分配方式上实行按劳分配。《共产党宣言》没有明确提出按劳分配原则，但蕴含着按劳分配的思想，这一思想后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得到明确表述。具体地说，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劳动成为人们占有生产资料和获得产品的根据；同时，由于还存在着社会分工，劳动主要是一种谋生手段，劳动能力是个人“天赋”的权利，所以，劳动者所创造的产品在做了各项社会扣除之后，必须以他们各自付出的劳动量为基础进行分配，即实行按劳分配。

其四，在政治上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人民民主。所以，《共产党宣言》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马克思后又指出：必须建立一种“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

其五，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共产党宣言》明确提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重要命题。1894年，意大利社会党人卡内帕请恩格斯为《新纪元》周刊题词，即用一段话来表述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对此，恩格斯从《共产党宣言》中找出这段话，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并认为除了这一段话外，“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马克思后又指出，共产主义就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

▶▶▶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当代中国实践

科学社会主义的这些基本原则，是马克思、恩格斯依据社会发展规律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规律制定的。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企图在这些基本原则之外另谋“出路”是不可行的；同时，科学社会主义不是教条，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理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同时，科学社会主义也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没有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完全证实了科学社会主义这一观点的真理性、预见性。正是依据科学社会主义这一基本原则，在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多次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首要任务”“主要任务”“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并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坚定不移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当代，社会主义求得发展和强盛的根本出路就在于，依靠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接力探索、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

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生产资料公有制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否定公有制就等于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只能根据现实的生产力选择、创造公有制的内容、范围和实现形式，而不能否定公有制。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结构比较复杂，应当也必须允许多种所有制存在。但是，在这种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结构中，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支柱，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基础。在当代中国，“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在公有制经济中，每个社会成员都是生产资料所有者的一员，但是，这并不等于要把公有财产量化到每一个人。我们必须明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本质上就是“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是“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因此，每个社会成员只有同其他社会成员联合成一个整体，才能获得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地位。占有主体的这种整体性、社会性决定了公共所有的财产权不能在个人之间任意分割、自由交易，任何试图把公共所有的财产权量化到个人身上的做法都会对社会主义公有制构成侵犯。

按劳分配原则用劳动代替资本，使劳动成为占有产品和获得收入的根据，为实现共同富裕、社会公平奠定了制度基础；用劳动的尺度代替需要的尺度，承认劳动者个人能力的差别以及与此相关的个人利益的差别，为社会主义经济提供了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同时，随着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这一所有制结构的形成，在分配方式上就必然要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更重要的是，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应该也必须随着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变化而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必然使全社会范围内的按劳分配只能通过市场机制和价值形式，以迂回曲折的形式间接地加以完成。因此，当代中国的实践正在寻找一种现实可行的，既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又体现按劳分配本质的劳动计量方式，从而把按劳分配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起来。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中国应当也必须成为“政治上自由”的“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1950年，在新中国刚刚建立之际，毛泽东又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平静的河流，应当有领导指引方向。但是，人民应当有对社会上发生的一切事情直接作出反应的直接可能性。”这就是说，毛泽东已经自觉意识到人民民主应从概念转化为实际生活这一重大问题。在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使“政治生活民主化”，更重要的是，“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可以说，实施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聚焦点。当代中国的实践始终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这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更加切实、更有成效地实施人民民主，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

从《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出确立“有个性的个人”，到《共产党宣言》提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再到《资本论》提出“自由个性”和“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贯穿科学社会主义的一条红线就是人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人深刻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这一基本原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解放个性，这也是民主对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建立社会主义社会，“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当代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距离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仍有漫长历史过程，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就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当代中国，不断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正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现实中的具体实践。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科学社会主义

当代中国实践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并没有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质上是同科学社会主义一致的。按照唯物主义历史观，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三大形态，前资本主义社会在总体上属于自然经济，资本主义社会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形式，而共产主义社会则是产品经济；自然经济造成人对“人的依赖性”，商品经济形成了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而与产品经济相适应的则是人的“自由个性”。商品经济是从自然经济到产品经济、从人的依赖性到自由个性的“必然过渡点”，具有不可逾越性。问题在于，中国社会恰恰没有经过完整的商品经济形态，没有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同时，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又存在着商品交换的内在根据，在这个意义上，市场经济是内生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

当代中国实践的重要特征和重要意义就在于，市场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重重大的社会变革在同一个时空中进行，构成了一场史无前例、波澜壮阔、极其特殊而又复杂的社会变革。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现代化和社会主义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关系，市场经济、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由此都具有了新的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守正创新的社会实践，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革。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

从历史上看，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并没有提出具体方案。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认为社会发展具有内在规律，并以此为依据制定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又意识到社会发展的复杂性、随机性和不确定性，因而拒绝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方案进行详细论证，提供“预定看法”。这本身就是科学社会主义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

科学社会主义是“科学”，而不是启示录，它没有也不可能提供有关当代社会一切问题的答案。科学社会主义最具生命力的不是它的具体论断，而是它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基本规定的揭示及其科学方法论。我们要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本性”期待它做它所能做的事，而不能要求它做它不能做或做不到的事。

（作者杨耕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部委员、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