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19岁以下网民有2.09亿，而中小学生成为互联网高频使用群体。不法分子利用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敬畏公职人员、社会阅历浅、反诈意识薄弱等弱点，频繁冒充公安人员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受害群体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从全国案发态势看，冒充公安人员针对未成年人电诈呈现高发多发、覆盖面广、案值偏高、危害深重的特点。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17—2021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网络诈骗案件10.3万件，其中冒充公检法类诈骗占7.18%。上海统计数据表明，25岁以下青少年受骗案件占比达15%，受害低龄最小仅7岁。北京市公安局2025年通报，冒充公检法诈骗平均案损高达23万元，涉案金额大、追赃难度高。近年来，湖北武汉警方已侦破数百起专门针对中小学生的冒充公安电诈案件，社会负面影响持续扩大。

多起典型案例暴露冒充公安人员恐吓诈骗案的恶劣行径。上海一名13岁初中生在游戏社交平台结识网友，对方冒充公安民警，谎称其游戏账号被盗、牵连家人涉嫌非法资金流转进行恐吓，且不得告知家长。孩子在远程诱导下修改支付密码，被骗5万元。

另一起案件中，广州曹某等3人以赠送游戏皮肤为诱饵吸引未成年玩家，受害者稍有迟疑便出示伪造的警官证件和警用装备，利用未成年人对公安身份的敬畏心理，胁迫开启屏幕共享，套取账号及银行卡信息，先后作案6起，涉案金额达13万元。

更值得警惕的是，冒充公安诱导未成年人沦为“工具人”。湖北麻城15岁少年小莫被线上高薪兼职诱惑，不法分子冒充公安民警，编造“协助警方联络、传递信息可赚取酬劳”的谎言，诱导他参与涉诈通讯中转、情报传递等辅助活动，转发诈骗短信1000余条，非法获利1000元。

一次贪念，毁掉孩子的未来，扭曲了他们的价值观，也给人生埋下长久隐患。

深究乱象根源，在于多方治理短板叠加、责任落实不到位，给诈骗分子留下可乘之机。司法打击方面，对冒充公安围猎未成年人的诈骗犯罪从严惩处不足，跨区域跨部门协同办案衔接不畅，案件侦办、资金止付、追赃挽损效率不高，对诈骗全链条震慑惩戒力度偏弱。未成年人自身层面，涉世未深、不熟悉公安正常执法流程，易被恐吓话术裹挟盲从，个人信息保护意识欠缺，泄露验证码、支付密码后又隐瞒家长，错失止损良机。

同时，家庭监护存在明显缺位，部分家长疏于监管孩子上网行为，未启用手机青少年模式，支付账户与密码保管随意，缺乏冒充公检法骗局专项反诈引导；学校反诈教育不足，以简单通知、标语宣传为主，缺少专题授课和情景实战演练，未把“公检法从不线上办案、不索要密码、不恐吓转账”纳入核心安全教育；网络平台风控存在漏洞，对“公安”“涉案”“冻结”“屏幕共享”等高危关键词识别不足，对未成年人陌生私聊、屏幕共享、私下转账等行为管控宽松，涉诈账号和引流信息处置滞后，未能从源头筑起技术防护屏障。

精准遏制此类诈骗蔓延，笔者建议政法机关、学校、家庭、平台协同发力，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常态化治理体系。

一是开展专项严打，强化全链惩戒震慑。严格落实《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开展冒充公安侵害未成年人电诈专项打击活动，紧盯话术制作、线上引流、资金洗白等上下游环节，实行全链条溯源打击、集群清零。对此类侵害未成年人的案件要以高压态势斩断犯罪链条。

二是深化反诈宣教，提升青少年识骗避险能力。将冒充公检法反诈知识纳入中小学法治安全教育必修课，普及公安执法基本常识，通过主题班会、案例讲解、情景模拟等方式，帮助青少年认清诈骗套路。完善校园机制，搭建家校协同共治平台。学校常态化开展反诈警示教育，建立校园涉诈风险排查机制，定期向家长推送反诈预警信息。

三是细化家庭管护，织密居家反诈防护网络。督促家长履行家庭教育促进法监护主体责任，开启青少年防护模式，妥善保管支付密码、银行卡和验证码，合理设置消费限额。畅通亲子沟通，引导孩子遇到陌生办案恐吓及时求证求助。

四是压实平台责任，筑牢网络源头防控关口。督促平台升级未成年人反诈风控模型，强化高危关键词智能识别、弹窗预警和自动拦截。完善未成年人账号分级保护，从网络前端压缩诈骗滋生空间。

未成年人是国家和家庭的未来，唯有凝聚全社会共治合力，补齐司法惩戒、校园宣教、家庭管护、平台管控短板，常态化普及反诈知识、从严打击涉诈犯罪、健全长效治理机制，才能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筑牢坚实安全屏障。

（作者系第十二、十三届武汉市政协委员，湖北律协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主任、民建武汉市委会社法委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