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在近现代历史上，形成了颇多的知名大家族，祖居宁波鄞州沙村的沙家是其中之一。

沙家五兄弟中有四位是共产党员，笔者有幸认识沙家老四沙文威（即史永同志）近40年，期间各种因缘际会，我们交往颇为密切，直至他去世前，我们都未中断联系。

史永同志（右二）离休后同全国政协机关的几位离休同志在一起。

“小老乡沙发上请坐！”

1962年初，年仅24岁的我从中国作家协会机关调入全国政协机关工作，组织上让我到学习委员会办公室工作，担任由学委会办公室直接管理的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唯一的小组秘书。

当时史永同志主持机关工作，重点分管学习委员会办公室和由14个工作组组成的综合办公室的工作。

我们之间行政层级相差很远，可没想到，在我到这个岗位上工作了几个月之后，他就通知我，单独去他办公室。

我进了他的办公室，一见我就操着一口浓重的宁波口音对我说：“小老乡沙发上请坐！阿拉宁波人，你是江山人？！”他说着就从办公桌走过来，坐在我对面，拿着我手写的材料，指出有几个字看不大清楚，我回答后，他又让我把原话复述一遍。他听后即说：“你文字能力不错，写材料简练、明确、准确，这是主要的，但字迹潦草，有的看不清楚，这要改正。字写得好不好不重要，但书写公整、清楚，让人家看着节省时间，更不会看错了，误会了讲话人的意思。”

随后，他又对我说，你才20多岁，旧中国的事没有经历过，最多有点印象。当然你是大学生，书本上的历史知识看过不少，应当知道，政协直属学习组的成员，都是比较高层次的爱国民主人士，在旧中国各有影响，在今天也仍有影响，他们过去都同共产党合作过，是共产党的朋友，但他们都来自旧中国，岁数有不少比我还大，从旧社会能不带来旧思想、旧意识，以至旧的生活方式？因此都需要通过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这一点包括共产党员也不例外。对待爱国民主人士，我们党是有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大的问题领导层直至中央会把握的。你们是统一战线工作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你们的任务是服务好，认真办事、做事，及时反映各种真实情况，为党的政策贯彻落实好作出自己的贡献。

年轻时代的史永同志，即沙文威。

我听了这番话，当即表示一定努力工作，克服自己的不足和缺点。我正要起身告辞，他又笑着说再坐一下，聊点别的。他先问了我本人和家庭的基本情况，就把话锋一转，说：“我解放前长期在南京、上海、重庆等地做党的地下工作，我又是浙江人。你们江山出了戴笠、毛人凤、毛森，一批国民党特务头子，也从江山带出去许多小特务。解放前我认识不少江山人，更重要的是我是专搞情报工作的，你们年轻人没有这种经历，做情报工作是绝密的，但在进行方式方法上多种多样，有时常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正因为此，我才认识一些江山人。解放初期镇压反革命，军统特务是重点，他们罪恶深重，被枪决了不少，我想打听一个人，你是什么时候离开江山的？”

我万万没有想到史永同志突然提出这个问题，即回答说：“我是1955年到上海复旦大学上学，才离开家乡江山的。从1949年到1955年，我在江山读了6年中学，认识的人很有限。”他停了一会儿，回办公桌写了一个条子，递给我看，问道：“王学素，这个名字你在江山听说过吗？”

我一看字条，差一点大声回答！总算冷静下来，说：“真是巧了！本来我不知道这个名字的。大概是1951年我在江山私立志澄中学（今江山二中）读初中，一天午饭后休息，我们好几个男孩子听见学校围墙外传来一阵阵不停的哭声。因为好奇，就爬墙头往外看，一打听是一名军统特务上午枪决了，遗体拉回家中，停在校围墙外，挽联上写着王学素的名字，而王的家紧挨着我们校院墙外边。我的记忆没有错，怎么？史永同志认识他？”

听了我的话，史永同志停了一会儿，才缓缓地对我说：“这就同我前面讲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关。王学素是国民党军统特务，我认识。在南京解放前夕，他已开始为我们做工作。镇压反革命时被处决了。人已死，说别的也没有多大意义了。”

我临走时，史永同志关照我，他问王学素的事，对谁也不要说。

两年“同吃同住同劳动”

干校时，史永同志和我一起编入二连（政协）二排一班，而且住一个宿舍（共12人），有了两年的“同吃同住同劳动”生活。

史永同志解放前从事隐蔽工作20多年，曾因收集到重要情报获得过中央的嘉奖，而且浙江宁波沙孟海、沙文求、沙文汉、沙文威、沙文度五兄弟也颇有知名度，是宁波诸多知名大家族之一。但是，由于史永同志一心为党长期做隐蔽工作，严格保密成了习惯，再加上沉默寡言的性格，同他长期在一起工作的同志，也从来没有听他讲过地下斗争的故事，当然更没有人主动询问他。

我们同屋住的12个人，有4个是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史永同志级别最高，而且是全时段做隐蔽工作的。另外三位是局处级干部，都是部队出身的。其他人包括我在内的6位同志，都是解放后参加工作的一般干部。另外两位，排长是通讯员（司机），副排长是打字员（干部待遇）。大家都在做同一件事：在湖北沙洋汉江畔种稻子。白天劳动，一日三餐，晚上睡觉，都在一起。

尽管当时史永同志历史问题还挂着，并没有下达结论，但到了干校，已无人过问此事，他也成了“自由人”了。不仅如此，由于史永同志年已七旬，又有高血压病，繁重的下田体力劳动怎能挺得住？他自己从来不提，干不了就慢慢干，但大家看在眼里，不少人提出，经排长报连部，连部又报告校部军代表，得到照顾：免除下田干重活，每天负责分发全干校各连队的报纸和信件。

自此，史永同志常露笑脸，与大家更加融洽相处。后来由我领头，得空就到河湖逮鱼捉鳖，12个人在屋里打“平伙”，喝沙洋水（当地白酒），吃小灶，他也参加了。在此情况下，当司机的排长带头提出，请他讲点地下斗争的故事，他还是摇头，说：“都过去了，还讲这些干吗！”一连几次，他都没有答应。

忽然有一天，军代表向他正式宣布：你的历史问题上边批下来了，维持过去组织上作出的结论，没有叛变的问题。

自此，史永同志更加笑容满脸。就在这一天的晚上屋里又打“平伙”，吃着喝着，排长又提出要求。史永同志这回抿抿嘴，笑了笑，说话了：“今天我高兴，大家也为我高兴，我就破个例，讲一个我搞情报工作时，亲身经历的故事。”

那天天气很冷，野外刮着呼呼的北风，屋里有炉子取暖，大家紧紧围着他，静听他一口宁波话讲述故事。有记录癖的我悄悄拿起笔，事后我又数次向他发问，记录下一篇史永同志当时的自述。

史永：大哥安排我进入国民党军委机关

解放前，我连续做党的地下工作20多年，先后在浙江、上海、四川、南京等地工作，的确有不少惊险而成功的故事可讲。我要讲的事，是我亲自做成功的，没有牺牲一个人，敌人最终花了很大力量也没有查出来，实际上是我一个人做成功的一件有分量的情报工作。

在讲这件事之前，我得讲一点我们沙家五兄弟的简要情况。我们家在浙江宁波鄞州沙村，书香门第，在宁波也是大家族之一。解放前，我的大哥沙孟海是国民党的人，文化底子深，书法名气大，他先做国民党名人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的秘书，后来蒋介石把他要到身边，在蒋的侍从室工作，不是大秘书，准确讲是大文书。

蒋看他有文化，更欣赏他的书法，又是宁波同乡，要用他。凡蒋介石包括红白喜事在内的各种文字书写应酬，都由他包办代理。同时又让我大哥主持编纂规模宏大的蒋介石的家谱和族谱，深得老蒋的信任。

但我大哥的4个兄弟都是共产党员！我的两次入党，都受到我的二哥三哥的影响。但我同他们不同的是，他们的党员身份是公开的，二哥沙文求在广州起义中牺牲自不必说，弟弟沙文度奔赴了延安也同样，就是三哥沙文汉，长期做地下党的领导工作，也是今天这里，明天那里，东躲西藏，在国民党军统局榜上有名。只有我一个人的中共党员身份是极其秘密的，从头到尾都是单线联系，前期是潘汉年，后期是刘长胜。

当1949年4月南京解放，5月份我以中共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的身份公开露面时，除了若干我在国民党机关工作的旧同事，最大吃一惊的就是我的大哥沙孟海！我补充这些，是与下面我要讲的小故事有关的。

1937年淞沪会战失败，南京沦陷，东南沿海大片国土被日寇占领，国民党政府迁到重庆。根据党组织指示，通过我大哥的关系，我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机关谋到一个差事，是总务部门最低级别的办事员，只分管两个处的办公室物品采购和日常生活及清洁卫生等服务工作。首先要取得处长、科长及全体员工的信任。

实际上，许多工作人员中有留洋回来的、名牌大学的，我的学历也是最低的。我这个人性格内向，一天不和别人说一句话也可以，对政治问题我从不作任何评论，对同事们的高谈阔论也从不表态，佯装不懂。做好自己的事，为他们服务好。没事就看书，问同事借书，到图书馆借书，除假日外，每天晚上下班后都在办公室看书，同事中有约我出去吃喝玩乐时，我都婉拒。久而久之，从领导到同事，都公认我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大小伙子。在他们的平日谈论中，也可以听到一些动向性的情报，但非常有限，且不完整。

我做总务工作，办公室里的每个人的办公桌和文件柜等都是我经手购买摆放的，我就把所有购买的桌柜都配了两把钥匙，我手上留一把。在办公室里，有好几位“特”字号人物，即军统特务秘密安插在办公室工作，处科级都有，名单是地下党组织告诉我的。他们秘密安插军统特务，一是为了防止共产党打入重要机关工作，二是为了监督国民党自身出现异己分子。根据需要和指示，我利用晚上在办公室看书的时机，打开他们的办公桌和文件柜，常常可搜集到各种有用的情报。使我没有想到的是，在1940年夏天，我居然在一位处级“特”字号办公桌里，搜寻到并手抄了一份十分重要的情报！

史永：周恩来谈判时使用我的情报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1937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一致对外，打击日寇。在两年的时间内，情况较好，战绩增多。但国民党蒋介石反共本性不变，自1939年始，又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一直到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的发生，彻底暴露了蒋介石的本性。但在这之前，蒋介石在重庆，背地里磨刀霍霍布置反共，表面上还继续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八路军驻渝办事处谈判抗日事宜。

党组织指示我，要设法搞到国民党蒋介石内部指示的反共绝密文件。

十分凑巧，当晚我打开一位处级“特”字号人物的办公桌翻找，压在最底层的一份绝密文件，就是蒋介石手令发给军统特务高层的，内容是命令加强清查混进军政机关的共产党，抓住一个就可以就地处决，先斩后奏，以突出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文字很短，我立刻在现场抄了一份，将文件放回原处。

那时为了使我这类的隐蔽很深的情报工作者不被觉察，不许可我们拥有相机。传递情报都是手写，或见面口头汇报。次日，我这份情报先送到中共长江局，马上就到了周恩来手里。几天后周就约见蒋，谈判国民党制造摩擦，揭露蒋介石下发绝密文件布置就地秘杀共产党人，即当场披露我抄写的文件内容，蒋矢口否认，但神色有异。谈判结束后，蒋介石大发雷霆，非要查出是哪里失密的，无论何人，一律格杀勿论！

我知道周恩来同志谈判时使用了我抄写的文件，是不久后组织上秘密口头传达表彰我才得知的。但我在办公室一直留意观察这位处级“特”字号人物的动静。头几天没有什么，进办公室照样轻轻吟唱京剧段子，他是一个京戏迷。但不久，吟唱声没有了，常常铁青着脸，今天找这个谈话，明天找那个谈话，就是没有找我谈话。我琢磨肯定有不高兴的事情发生了。我自然装没有任何觉察，做我的事情，看我的书报。

有一天是星期天，我去一个宁波老乡还兼亲戚家串门，他与我大哥要好，同我关系也很熟。他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一个处长，也是“特”字号的人物。但我知道他的特殊身份，他当然不知道我的身份。

那天在他家吃午饭，还喝了点老酒，饭后就拉我两个人坐在沙发上聊天。他让我靠近他，轻轻对我说：“老沙，不得了啦！共产党都打进我们的内部了！”我说：“什么事这么严重呀，我可没有听说。”他更轻地对我说：“你一个小办事员，怎么会知道？老蒋亲自下令的绝密文件都被共产党盗走，给了周恩来，这怎么得了呀！这种要杀头的事，国民党还有人敢干吗？百分之一百是共产党打进了我们内部的重要部门，盗走的。”我说：“您说得对，那肯定是共党干的，国民党谁有这么大的胆子。”他像是一下子悟过来不该说这类事，又关照我：“我刚才说的事，你可不能跟别人讲啊！”我即说：“那当然，你还不信我吗？”他便笑着说：“信！我还信不过你这个三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的书呆子吗？”

我回到自己的单位后，好长时间没有动静，慢慢我们那个处级“特”字号上班进门又开始哼京戏了。我是当事人，没有任何人怀疑过我，自然这成了国民党的无头案。

抗战胜利后，我又随着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机关，转回南京，一直到1949年南京解放，我以中共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的身份公开出现，我的那些没有跑到台湾去的机关同事能不大吃一惊，包括我的沙孟海大哥……”

沙孟海（1900—1992），史永同志即沙文威的大哥，20世纪中国书法大家之一。旧中国曾任教育部长朱家骅秘书，经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推荐，调入侍从室工作，先任蒋介石文墨应酬工作，后负责蒋介石家谱的纂写编辑工作。新中国曾连任杭州西泠印社社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文史馆馆长、浙江省政协委员等职。

史永同志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全屋子鸦雀无声！是的，在北风呼呼的湖北沙洋的广袤大地上，在这间砖木结构自建的拥挤的房间里，听着这位寡言少语的老同志，讲着当年在党的隐蔽战线亲自完成的不为人知的战斗故事，除了肃然起敬，还能再说什么呢？

尾声：岁月无情。上世纪60年代初的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几乎都已走进历史。连最年幼的我也已是望九之年，我所敬重的史永同志等老前辈们，后人将永远记住他们的贡献！

（本文作者自1962年至2004年在全国政协机关连续工作40余年。曾任人民政协报副总编、高级记者，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办公室巡视员、副主任，是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届北京市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中国著名人物传记和传记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