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大批留学海外的爱国青年知识分子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义无反顾回到社会主义祖国的怀抱，为新中国民族经济的振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开创，在各行各业作出了历史永远不会忘记的重要贡献。

在这股浩浩荡荡的归国热潮中，经历最曲折、最广为人知、影响最大的非钱学森回国莫属。

钱学森一家回国途中的合影

“回到国内来”

1949年5月14日，受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南方局之托，中共地下党员、时任中国科协香港分会负责人的香港大学心理学教授曹日昌致信钱学森：

听好几位留美的同志提到您，可惜我们没有见过面。近来国内的情形想您在美也知道得很清楚，全国解放在即，东北华北早已安定下来了，正在积极的恢复，建立各种工业，航空工业也正着手。北方工业主管人久仰您的大名，只因通讯不便，不能写信问候，特命我代为致意。如果您在美国的工作能以离开，很希望您能很快地回到国内来，在东北或华北领导航空工业的建立，尊意如何，盼赐一函，一切旅程交通问题，我都可尽力协助解决……

当时，曹日昌并不认识钱学森，信件是寄给留美中国科协美中区负责人、芝加哥大学副研究员葛庭燧，请他转寄；5月20日，葛庭燧将曹日昌的信寄给钱学森，转达即将解放的祖国召唤他返国服务，领导新中国航空工业建设的殷切希望。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在对待华人留学生归国一事上也表现出强硬的态度，设置各种障碍加以阻挠，致使留美生回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加之冷战背景下麦卡锡主义在美国肆虐，钱学森等旅美中国科技工作者以及留学生回国问题充满了包括政治迫害在内的诸多困难，而钱学森回国问题则成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个案。

自1950年6月6日被联邦调查局“约谈”开始，钱学森被困美国长达5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在异国他乡虽然以一己之力与一个国家进行艰难抗争，但并非孤立无援，得到了来自祖国和国际正义力量的大力帮助与声援。

1950年9月24日，针对美国“近来无理拘捕我国航空力学专家钱学森博士、原子物理学家赵忠尧教授及学习理工的学生二人的事件发生”，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李四光分别致电联合国大会主席安迪让、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书记克劳瑟博士，提出控诉：“对于美国政府这种摧残学者、蹂躏人权、蛮不讲理的行动，表示无比的愤怒”，同时“向美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立刻恢复他们的自由”。

当天，针对美国政府扣押我旅美科学家和学生的恶劣行径，九三学社发表声明进行抗议，并向他们提供声援。第二天，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主席郭沫若致电世界和平大会主席居里博士，吁请号召全世界科学家谴责美帝无理拘捕钱学森博士等暴行，并要求立即予以释放。电文指出：

此等蹂躏人权、摧残科学家的暴行，已激起中国科学界及中国人民的普遍愤怒。请你和贵会号召全世界科学家对美帝国主义暴行加以谴责，并要求立即释放被捕之科学家。

1953年1月18日，外交部收到来自捷克斯洛伐克以“报部关于钱学森情况打听无下落”为题的电报。电报称：“钱学森，陈天声和英共方面打听无下落，他们希望告知钱现在何处（大概有个线索）有助于他们继续查清，并协助其回国。”由此可见，在此期间，党和国家一直在关注钱学森的处境。

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七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稼夫致函政务院副总理陈毅，报告钱学森信函有关情况，希望我政府设法争取其回国。

1955年6月15日，钱学森致信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且与其父钱均夫为世交的陈叔通，请求祖国帮助其回国。求援信发出后，“绕道”比利时（收件人为钱学森夫人蒋英的妹妹蒋华），于7月7日首先寄达钱学森父亲钱均夫手中。7月11日，陈叔通将钱学森信函交中国科学院统筹外事工作的副院长竺可桢。次日，竺可桢致函中科院分管科学事业组织领导的副院长张稼夫。信中写道：

昨天陈叔老交来被美帝扣留的在加州的我国留学生加州理工学院航空工程教授钱学森和他父亲均甫先生的信各一封。叔老的意思是希望我院能设法通过外交部使钱学森回国。院里应该如何拯救钱君，使他能脱离虎口，请你设法。

7月17日，张稼夫致函政务院副总理陈毅，报告钱学森信函有关情况，希望我政府设法争取其回国：

据竺副院长说钱是研究火箭的专家，从美国报纸上看出美帝是把钱当作航空工程的权威而扣留的现将信件送上，请考虑由外交部情报司对此人情况加以了解后，考虑是否有必要设法争取其回国。

7月21日，陈毅在来函上批示：“汉夫同志，请外交部想办法协助。”

“设法护送至穗”

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美国代表是美国驻日内瓦大使尤·亚力克西斯·约翰逊、美国外交部中文官员拉尔夫·克劳夫和爱德文·马丁、美方中文翻译罗伯特·艾克佛，中方代表是驻波兰大使王炳南及其助理。会谈第一项议程就是关于双方平民的回国问题。8月2日，王炳南大使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以钱学森这封信为依据，与美方进行交涉和斗争。

尽管会谈开始时美国大使约翰逊矢口否认美国政府扣留了任何中国公民，并不肯提供在美侨民和留学生的情况，但当王炳南大使拿出钱学森的信并当场宣读以后，约翰逊猝不及防、无言以对。美国政府（司法部移民归化局）不得不于8月4日匆忙签署同意钱学森离开美国的通知，同时撤销美国司法部1950年8月23日签署的不准钱学森离开美国的命令。

1953年1月7日，外交部还致电广州外事转香港新华社转吴荻舟，询问钱学森归国一事，指出：

留美航空力学专家钱学森，我曾争取其回国参加建设工作。1951年他因欲回国被美国当局软禁。1952年12月26日法新社台北消息称美帝已决定驱逐钱学森出境。其近况如何不详。请注意钱之行踪，如钱过港时，望设法护送至穗。（张现民《钱学森年谱﹝上﹞》第95页）

1953年1月7日，外交部致电广州外事转香港新华社转吴荻舟，询问钱学森归国一事。

“火箭专家回到红色中国”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离开美国。

轮船航行期间，外交部于9月21日以他父亲钱均夫的名义向其发去电报：“知你回国，甚慰。望小心保重，沿途勿登岸。政府将派人去边境车站接你。”

9月22日，外交部、新华社联合致电新华社香港分社，要求派记者陪钱学森入境，电文指出：“留美学生钱学森博士9月17日乘‘克里夫兰’轮离美，抵港当在10月上旬，请注意他抵港日期并于抵港时派人接洽并陪他到深圳。”

9月27日，国务院致电广东省人民委员会，请协助迎接钱学森回国。电报称：“在美国之科学家钱学森，已经美帝释放，于本月17日由加利福尼亚动身返国，约于下月初经香港入国境。科学院特派朱兆祥同志偕钱家属去接，希予协助并对钱与其家属之食宿宾馆招待。”（张现民《钱学森年谱﹝上﹞》第109页）

为争取钱学森回国，外交部不但时刻关注、全程跟进，对各种可能出现的不利状况都做了预判。

著名华裔作家张纯如在《蚕丝——钱学森传》中写道：“（钱学森是）整个谈判过程中（中方）提到的第一个或许也是唯一一个有名有姓的具体对象”，以至于数十年后，参加会谈的美方代表、时任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在接受张纯如电话采访时也承认，“钱学森……是用来交换美国在华滞留人员的‘关键筹码’。”

周恩来总理曾在评价中美日内瓦会谈时指出：“中美大使级谈判历时15年，没有实质效果。但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是值得的，有价值的。”而对阻扰其回国的“麦卡锡主义美国”而言，钱学森可谓价值非凡，“一人能抵五师兵”。

在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看来，“钱学森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一颗明亮的星”，当年让这样一位在美国成长起来的“火箭专家回到红色中国”，“是美国所做过的最愚蠢的事情之一”“是一个世纪悲剧”。诚如时任加州理工学院校长杜布里奇所言，“钱学森回国，绝不是去种苹果树的”，绝不仅仅是在自己的祖国延续个人学术生命。

1949年5月14日中国科协香港分会负责人曹日昌写给钱学森的信（葛庭燧手抄件）

“科学的旗帜”

当年，曹日昌致钱学森信件，葛庭燧在附信中写道：

“吾兄在学术上造诣之深及在国际上之声誉，如肯毅然回国，则将影响一切中国留美人士，造成早日返国致力建设之风气，其造福新中国者诚无限量。”

他的判断极有预见。

一时间，“回到祖国去”成为海外爱国知识分子共同的心声。

钱学森历经千辛万苦回到祖国的艰难历程及其中的感人故事，以及他的回国对其他旅居海外爱国知识分子所起的触动和示范效应，远非一般科学家所能比拟。据统计，1952~1954年归国留学生共计280人，其中留学美国归国者116人（另有统计数据显示，1949年8月至1954年12月，自美回国的学人总数高达937人）。

根据文献记载，从1949年8月至1955年11月，共有1536名高级知识分子从海外回国参加建设，掀起了海外留学人员第一波归国热潮。到60年代中期，回归祖国怀抱的旅居海外专家、学者和优秀留学人员达2500多名。钱学森在其中可谓一种特殊的存在，他既是归国科学家群体中的一员，也是个体层面引发海外科学家归国热潮的重要推动因素，具有独特的示范性和引领性，是独树一帜的中国科学符号。1956年初开始，国家进一步加大了引进海外学人的力度，并拓展了工作方式与渠道。

钱学森回国是科学报国和科学家精神的经典教材，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科学家以科学才智和报国热情投身国家科技事业洪流。同时，就钱学森本人而言，在以技术领导人身份投身“两弹一星”研制历史伟业过程中，他不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从国家科技事业发展和人才队伍建设需要出发，积极向国家建言，争取并吸纳海外优秀科技人员回到祖国，成为为国揽才的积极倡导者。

1967年3月8日，钱学森致函聂荣臻，建议继续争取在美国的华裔科学家回国工作。信中说：

中国科学家在美处境有困难及他们对祖国和毛主席的热爱也是真的；最近即有学空气动力学并在美工作了多年的钱寿华（年51岁）回到祖国。几天以前，我也接到一个叫黄启杰的来信，说想回国工作，他现年30岁，是搞船舶水动力学的（我已把信转呈给刘华清副主任，请示如何处理），是否仍应抓紧争取留美中国科技人员的工作？

3月10日，聂荣臻在信上打了一个勾，并嘱刘长明转告钱学森：“把信重写一下送呈主席”。

1955年9月18日，美国《洛杉矶时报》以“喷气推进科学家回到红色中国”为题，报道钱学森一家回国的消息。

钱学森曾获评“感动中国2007年度人物”，组委会在致钱学森的颁奖词中写道：“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学术研究部副部长、副研究馆员，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生导师，中共一大纪念馆·上海大学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