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需要回首，回首不是止步不前，而是为了更好地前行。

8年前，在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时期，我先后三次去湘西采风，三次都去了花垣县的十八洞村，见证了这个村寨的巨变。今天，再度回首那段采风的日子，脑海里总是浮现出那些为扶贫工作付出巨大辛苦和牺牲的驻村干部，也对“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有了更深切的感受。采访过的面庞像幻灯片般一帧帧打开，依然那么亲切，那么熟悉。记得湘西州的领导告诉我，有的驻村干部因突发疾病倒在所住的寨子，有的因山路崎岖导致车祸牺牲在扶贫的路上，有的长时间没有回家，无法照料患病的亲人，这些事例让我这个有过扶贫工作经历的人感同身受，泪水湿润了眼眶。记得在永顺县高峰村，我站在万马归朝那处连绵的群山前，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想到那些献出宝贵生命的扶贫干部，他们的初心被鲜血所染红，他们的生命像漫山的红杜鹃一样与山川同在。

我曾经在辽西扶贫一线工作过，对扶贫干部的工作和生活有着深刻的体验。我认识的某市市直机关的一位扶贫干部，她已经到了接近退休的年龄，家庭负担也不轻，但她仍然报名投身到驻村扶贫一线。在村里，她兢兢业业一干就是3年，她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难，跑项目、搞活动、帮助村民推销农产品，深得村民爱戴，她花白的头发在村民中成了一个标志性符号。我问过她，年轻干部下乡扶贫可以丰富履历阅历，有利于未来发展，你这般年龄下来驻村，三四年后就退休了，这个选择是不是有点亏？她说了一句让我回味许久的话：把心摆正，做什么事就不亏。这句看似简单的话道出了一个哲理，那就是心正则行端，行端则不悔。确实如此，共产党人的初心从来不是空泛的概念，而是体现在具体行动上，体现在手上、脚上。很多时候，老百姓看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点一滴、一举一动，喊破嗓子不如干出样子是对这句话最好的诠释。这位驻村女干部已经退休多年，我有时还能看到她在微信中分享的驻村生活日记，可见对她来说，那段艰苦却不平凡的工作经历给村庄、群众带来了实惠，也丰富了自己的精神生活。

扶贫干部的付出深深感染了我，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我有责任为他们画像、立传，将他们的初心、他们的付出用文学的方式呈现给更多的读者，留给历史，留给未来。于是我创作了反映脱贫攻坚题材的长篇小说《战国红》。在创作这部作品时，我对自己有个要求：不要写成程式化或某种类型化作品，一定要让这些身在基层的扶贫干部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甚至有欢乐也有苦恼。我写了省直部门一位57岁的处长陈放。陈放的祖父当年在辽西参加抗日义勇军，负伤后得到当地一户贫苦百姓的救助活了下来，伤好后重返部队。新中国成立后，祖父成为一名领导干部，上世纪60年代初，祖父回访当年战斗过的辽西时，发现当地群众生活仍然很贫困。他问村里一个孩子有什么愿望，这个孩子说愿望是能吃上面包，因为他从没吃过面包。百感交集的祖父在地摊上买了一个红玛瑙材质的面包扣带在身上，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孩子的心愿，一定要让辽西的孩子早日吃上面包。祖父去世前，辽西很多地方依然未能脱贫，祖父把这枚面包扣给了陈放，留下的遗言是“辽西不富，死不瞑目”。陈放接过了祖父的面包扣，在辽西的柳城村驻村3年，和当地的农民一道，让一个贫困村变成了富裕村，这里的孩子不仅能吃上面包，而且享受到了优质的教育资源。不幸的是，陈放因公牺牲，村民在埋葬他的时候，在墓穴里意外挖出了战国红玛瑙矿，战国红这个意象最终浮出水面。战国红既是村民的致富梦，又是陈放祖孙两代共产党员为村民谋幸福的初心，还是驻村扶贫干部鲜血化碧玉的生命写照。

《战国红》能感动读者，不是因为我写得多么好，我深知感动读者的是小说中几个主要人物身上体现出来的温度，让这些人物的生命变得可以触摸，可以共情。而这些不是我的虚构，皆来自生活中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我只是在大量真实事例的基础上做了一定的文学加工而已。今天再看这部作品，我体会到一个作家在为时代讴歌的时候，应该做到不拔高、接地气、有血肉。不拔高就是不要主题大于内容，由读者自己走进故事里去品味、拼接、还原，这个过程是读者接受审美感染、领悟精神力量的过程。接地气就是真正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从生活的大地中吸纳最具时代感的新鲜气息，从而让作品别开生面，亲切可人。有血肉就是要在塑造人物上下功夫，用心用情用力写好“这一个”，既避免高大全式的脸谱式描绘，又不要陷入纯粹的自然主义写作而淡化了文学的引领作用。

为初心赋予生命的血肉，既照亮自己，又会温暖别人。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滕贞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