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是山西阳明堡。1939年正值抗日的紧要关头，祖父将我们全家老小安排到西安，他只身坚守在抗战前线。在我的记忆中，祖父很少回家，不知多少日子才能见他一面，但他仍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一九五四年周玳（后排左）、张俊夫妇（后排右）与孙辈合影

祖父的家风

祖父在我小时候，就培养我要有勇敢的精神。我一岁时母亲过世，怕奶奶娇惯，祖父有空就回来给我讲故事，教我做打仗的游戏，培养我独立的人格。

大约在我5岁时，祖父回到西安，不知从什么地方给我买了一支红缨枪，实际是大木杆上系了根红绳，类似拐杖，但做得很精致，我非常喜欢，这是我童年的主要玩具。祖父手里握着一把大刀，坐在院里的椅子上，让我拿红缨枪往他大刀上打。这枪几乎与我一般高，我前后左右地跑动就是打不到他的大刀上，我虽然满头大汗，但毫不气馁。祖父坐着岿然不动，只是手里的大刀左一下右一下，我就是打不上他，却也没哭，硬是不服输。祖父看到我累得不行，说休息一会儿再打吧！他进屋后跟奶奶说：“这娃长大后错不了。”

这句话我印象挺深刻，那时我不懂“错不了”这话是什么意思，问奶奶什么是“错不了”。难道没打到爷爷就错不了吗？奶奶只是得意地笑笑不说什么，我也不再追问。我想可能是好话，否则奶奶怎么会得意地笑呢！

我们家住在西安的那些日子里，有一件事情让我始终难以忘怀，就是祖父每天都要“拜日”。每天早上太阳初升和晚上夕阳西下的时候，祖父都要领着我站在院子里，面对着太阳毕恭毕敬地鞠躬行礼，双手作揖、神情虔诚、反复再三，并要我跟着他一起拜。我不知这是在做什么，只是敷衍地跟着他比画两下。我好奇地问祖父为什么要拜太阳，他说你长大了慢慢会明白的。

直到我老年以后，一次去代县文庙拜孔圣人，看到文庙大院里有两通高大的石碑，是周氏祠堂的石碑，其中有一块竟然是我爷爷亲自撰写的碑文。仔细读过之后，我心中几十年的疑问终于解开了。碑文记载，我的曾祖建菴公是一位淳朴本分的庄稼汉，一生“谨守祖训，竭力务农，胼胝终年不以为苦，好种树，村南森林蔽天，公所植居多，五台闫公赠以功同树人匾额”“晚年尤自虔先，日出拜之，将入复拜，虽风雨无所间，意谓日者万物之本，不忘本农家意也”。

原来，先辈们一直秉承着祖先农耕文明的家风，崇尚自然，敬畏神灵，恪守着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祖训，视太阳为万物之本，以农为本、勤苦耕耘。祖父求学时，曾祖曾教导说：“学犹农也，无荒于植、无逸于时则获。”祖父供职军旅，曾祖再诲之曰：“军犹农也，无惰于作、无忽于职则精。”读到这里，我的眼睛湿润了。祖父就是在这样一种淳朴的家风陶冶中成长。

留在北平

抗战期间，我家住在西安鼓楼东大街丰阜里。那时，记得大人们常说的一句话“逃难”。我更不懂什么是“逃难”。大约我8岁那年，有一天，祖父回来也说“逃难”这两个字。我立刻问：“爷爷我们也要逃难吗？”他说：“我们已经把日本打败了，不用再逃难了。我们先去北平住些时候，过些日子还回来。”他与大人们说什么也不必带，只带些细软就行了。

我们在西安有两处比较大的院子，人住得满满的，东西也多多的。家里人忙乱地收拾，将东西归置得挺整齐。

1948年冬，我们全家要去北平。我穿着一件小红花的棉袍，里面穿着毛衣毛裤。也不知飞了多长时间，北平到了。第一眼见到爸爸来接我们，我连蹦带跳地窜到他身上，爸爸一把抱起我，挽着奶奶走向他开来的吉普车。我坐在副驾驶位上，这是我第一次坐汽车就要坐副驾驶，直到现在快80岁了仍愿意坐副驾驶。

我坐在汽车里，眼睛不够用地东张西望。车窗外比较黑，只看见路灯还一明一暗地闪过。虽然看不清外面的景色，嘴里还不停地问这问那。首先问祖父为什么不来接我，他在北平吗？去“逃难”了吗？爸爸不断打断我的问话，说：“前面快到金銮殿了，过几天一定带你去故宫看看。”我又插话：“什么故宫？”爸爸说：“故宫就是金銮殿，西太后住的地方。”因为我们在西安的家里有慈禧太后的照片，所以我知道“西太后”。

汽车开了一会儿就到了新家，东单麻线胡同一个二层的小白洋楼，家里布置得特别好，很舒适，沙发、茶几、台灯等一应俱全，完全是西洋式风格。后来我才听大人们说，这里以前是京剧大师梅兰芳的夫人的住宅。

第二天，在我的一再要求下，爸爸开着汽车带我去西单旧帘子胡同看望祖父。我好像很久没见到祖父了，他仍是原来的可亲的样子，只觉得脸上多了点说不清的沧桑感。这是我现在的回忆，但当时祖父似乎也没什么心思与我多说什么。

又不知隔了多久，祖父从外面匆匆回来与家人私语，大意是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北平城，快快收拾东西，我们一起去台湾。家里又开始乱起来了。好像刚过了半天，祖父急忙跑回来说：“赶紧卸下东西，我们不去台湾了。”

成为政协委员

北平和平解放了。

那年我在东单麻线胡同小学上一年级。学校早已停课，我家住学校对门。校长好像是地下工作者，不知他有什么本事，很快召集好全校的学生及教职员工，扛着红旗、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东单的大街上，欢迎解放军进城。我站在横排队伍的前面指挥大家唱歌，唱的是什么歌已记不清楚，只记得解放军排着整齐的队伍从崇文门城外走进来。

北平和平解放后，祖父将两个大学生儿子、一个大学生女儿及外甥孙子送往南下工作团，随解放军去解放全中国。因为南下也需要地方干部做工作，他们是大学生，有文化、有知识，肯定对解放全中国是有用之人。

1949年，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那时祖父已年过花甲，没什么具体工作可做。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各方面很困难，祖父将山西、包头等地的房产、工厂农田全部捐献给国家，又将东单麻线胡同的小洋楼和西单的四合院两处房产全部变卖，买了1万份公债。抗美援朝时，祖父将这1万份公债及家里剩余的金条首饰统统捐献给国家买飞机。作为一位起义将领，老人家尽其所有，用实际行动支援了抗美援朝。

1953年，周恩来总理问楚溪春：“周老现在怎么样了？”楚溪春答道：“他目前还没有工作，在家赋闲。”周总理很快将我祖父安排到中央林业部任专员，以后又成为山西省政协委员。祖父一直关心国家大事，并撰写了多篇文史资料。

我对祖父的印象是：扬在脸上的自信、埋在心底的善良，将军身上的傲骨，才会有生命里的坚强。

从1948年到1966年，祖父在京的18年里，我很少去他家，也没有再与他一起生活过。

（作者系周玳孙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