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明是一位极少有的多才艺术家，他的雕塑、绘画、诗与书法理论都将传世……他的文章、他的诗、他的雕塑，都是千锤百炼，敲打出来的。

—杨振宁《在秉明葬礼上的讲话》

我和秉明在不同的社会条件和不同的人际关系中走不同的人生之路，我们各自支付掉自己的青春、中年、直到齿危发秃的老年。他从雕刻、绘画、文艺分析一直跨入书法，他于无讲解的文艺领域任性驰骋，而似乎又永远离不开哲学的思辨。我说他对艺术只恋爱，从不考虑结婚，他认为我这样评语对他是贴切的。

—吴冠中《铁的纪念—送别秉明》

熊先生学贯中西，知识渊博，又穿越哲学与艺术的通道，从高处、深处阐述艺术创作与艺术鉴赏的原理、论点以及分析、表达方法均有自己的特色，我认为在当代中西文化艺术研究当中，像熊秉明先生这样传统深厚、知识全面并能跟随时代前进步伐的人，为数寥寥。

—邵大箴《悼念熊秉明先生》

少 女（雕塑）47.5×11.5×19cm 1955年 /熊秉明

熊秉明（1922—2002年），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位重要代表，也是20世纪海外华人中具有代表意义的雕塑家。他是数学家熊庆来之子，是与赵无极、朱德群等齐名的法国华裔著名艺术家。他在哲学、文学、艺术理论、书法、雕塑方面都有所成。我们今天研究熊先生的雕塑艺术，一是因为他在雕塑方面有着卓越的艺术成就，而雕塑在他的艺术世界中占有很大的分量；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自25岁赴法读书就一直在国外从事研究和创作，他的视角自然是融汇了西方的哲学逻辑和思想精神，但同时又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学养，这种中西文化的融合交汇是如何在他的雕塑上得以呈现？在浸润了西方的文化哲思之后再自彼岸反观我们的传统文化，又是一种怎样的理解和升华？它对当代的雕塑创作又有怎样的意义？

熊秉明从哲学的轨道驶入雕塑艺术的道路，哲学代表着人类理性的最高形式,艺术代表着人类感性的最高形式，在某种程度上二者是矛盾的，他自己也曾说过，“常感到哲学与雕刻的相互牵制”，但是哲思也给他的艺术作品镀上了一层带有思想深度的迷人光辉。

骏 马（雕塑）47×45×22cm 2000年 /熊秉明

熊秉明1947年赴法国巴黎大学攻读哲学，中西哲学的对比给了他更深入准确地把握西方文化的机会，也为他形成自己的艺术特色奠定了一定的基础。1948年他赴巴黎艺术学院专攻雕塑，此后一直在国外从事研究和创作。

巴黎高等美术学院的教授纪蒙是他最初的雕塑老师。纪蒙的雕塑风格在写实范畴之内，但他在教学上却反对解剖式的写实雕塑。他认为一个年轻的雕刻家，应该分两个步骤加以培养：第一个阶段是间架结构的训练，第二个阶段是表现活泼生命的训练，此后应进入创造，寻找自己的风格，这点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无人能教。他要求学生注重三维空间中的体面关系，塑造形象的结构，捕捉表现对象的生命，这是对西方造型体系精髓的提炼。根据纪蒙的指导，熊秉明在形、神、韵方面逐步深入，形成了自己的理解，并在最后一个阶段将西方的形与东方的神韵巧妙融合，创造出一种空灵、神奇、意境无穷的艺术，这其中绝不是百分之几的“西方”于百分之几的“东方”的科学“配比”，而是完全融合内化，重新创造的结果，只不过我们在其中读出了相得益彰的艺术来源罢了。而一个艺术家是否杰出，也正是要看此时他对滋养自己“茧房”的破除程度和“破茧化蝶”的艺术高度。

跪 牛（雕塑）35×67×26cm 1969年 /熊秉明

熊秉明的雕塑创作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到中期，大多是运用写实手法创作的人体。他精准地把握住人体的比例、结构和动作，并且显示出“宁方勿圆，宁拙勿巧”的美学原则。他从西方古典和现代雕塑中寻找语言去抓捕肌肤上闪烁的光芒，于无数细节中去探取人物生命的光彩。这一时期他雕琢出的是有血有肉的生命意象。

第二阶段是50年代中期后以焊接方式做的动物雕塑。当时在国际上，抽象艺术已经逐步形成现代主义的新趋势，他用敲打的铁片构成不同的空间关系，并突出了“虚空”部分的价值。美术评论家范迪安先生说这里的“空”并不是“无”，而是“有”的暗示，让人用视觉去填补和感知“空”中的那些面。但与西方抽象艺术不同的是，他没有落入纯粹抽象的境地，而是又升华出一个新的境界，那就是他的第三个阶段，1960年以后重新用“雕”或“塑”的手法塑造具有大体面和大体快的形象，如骆驼、立马等，一个典型例子就是以水牛为主的系列。他反复推敲造型，塑造成具体写实的形象，既浓缩了西方古典中凝重、饱满的“雕塑感”，也包含有中国艺术传统中的宏阔的“雕塑感”，形成了中西精华因子的完美结合。

线条鹤（雕塑）93×20×50cm 1994年 /熊秉明

这件作品《扁肚牛》就体现出很强的立体感和整体结构，结构严谨、形象。它的青铜材质本身就给人一种厚重、朴实的特殊感受，再辅以身体上粗糙起伏的脉络，好像使人联想到水牛的劳苦和默然的承担与奉献。同时作品又体现出很强的中国画意象。首先在具有几千年农耕历史的中国，牛的形象被人们赋予了任劳任怨、吃苦耐劳、坚忍和奉献的品格。对牛的表现作品有很多，中国绘画中常常出现，例如齐白石的《柳牛图》、李可染的《牧牛图》等等。我们可以发现这尊雕塑也有很强的写意风格。正如雕塑家吴为山在《雕塑的诗性》中提到的，“‘写意’，先有意，而后写之。”，“写意”作为中国古已有之的核心艺术语言贯通于中国的诗书画印塑等诸多艺术门类，成为中国文化的审美特质和表达精髓。熊秉明在雕塑创作的探索中，创造性地形成了写意雕塑的风格面貌。这种写意雕塑已经跳脱了形式的羁绊，成为一种结合了中国传统哲学理念和美学观念，通过艺术创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表现。

扁肚牛（雕塑）18×45×21cm 1997年 /熊秉明

其次，水牛在云南人的心中具有独特的文化意义，水牛是云南出土的古滇青铜器上常见的艺术形象之一，这个题材的选择也体现了他对祖国和家乡的深切眷恋和忧思，是一泓浓浓的乡愁。用他的话说“作水牛是因为我觉得它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和中国人共同经历过悲苦沉重的日子，在泥泞里踏出生命的希望来。”

好的雕塑作品不仅在于美感的传递，更具有启发人们思考的哲学意义。熊秉明就通过充分掌握和发挥雕塑艺术的特点，来表现他对大自然、对人生的态度和观点。在他的水牛的系列中，深藏着一种隐隐约约的悲切之感。《跪牛》就是如今立于南京大学的《孺子牛》的雕塑原型，无疑是他对国家背负种种苦难和屈辱但仍要倔强奋起的传神表述。雕塑家钱绍武先生在评价熊秉明的水牛时说：“从干裂破碎的泥块中看出哀伤和愤怒来，看出衰颓和抗争来。”细观水牛雕塑，这种悲切并不是哀怨，不是对同情的渴望，不是一味被动地沉浸其中的无法自拔，而是表达了生命的顽强的态度和一种倔强的抗争。

第四阶段是80年代后以线造型为表现语言的作品，尤以铁条立鹤为代表。作品中从具象中抽离出来的线条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我们会怀疑这种影响是否来自中国画。中国传统艺术中强调线的运用，通过线条来勾勒和概括艺术形象。熊秉明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谈到过这个问题，“在我之前，中国文化里酝酿着这样的形式，不过我同时采用了西方某些抽象雕刻的做法。”所以他的《线条鹤》只用了几根线条便将仙鹤在人们观念中的形体特征描画出来，这些弧线和直线守望呼应，顾盼有情，气韵流动，充满空灵之感和东方的诗意美学，充分表现了中国写意艺术的自由之境。我们也同时看到了“虚无”，正是在这种虚无之中，这只由几根坚硬而有弧度的铜线焊接而成的仙鹤恍惚间开始引吭高歌，振翅飞翔。我们是否还发现了中国书法中的线条呢？那一根根看似简单却蕴含了生命力量的线条，是否有蚕头燕尾的影子？是否像力能担水的扁担似的一横？仿佛简单的笔画从书法中抽离出来再次有机组合一样。

一只生动的鹤，去除颜色，去除羽毛，去除血肉，去除一切外在的形式，不断地挖掘再挖掘，只剩下一个结构，一种精神，是内在中的内在，是精髓中的精髓。熊秉明通过不断地简化再简化，将一只鹤的造型彻底解放出来。他说，和传统的线相比，“我的线又有一点不同，因为我的线不是一个轮廓线，用来做出一个轮廓，而是用线来替代形体。”所以这种简化是更加彻底的决绝的简化。这应是受到西方艺术流派的影响。贾科梅蒂削减了表现对象的物质性，他塑刀下的人物细削瘦长，形似枯槁，二战的战火不仅烧焦了人们的形体，也烧灼了他们的内心世界，他运用了抽象、变形、夸张等多种手法。而熊秉明则走向了更加极致的尽头。他把具象性的雕塑发展成表现性的抽象雕塑，再发展成符号化的意象雕塑，就像吴冠中所说的，“其道也，是从东方渗入西方，又从西方再回到东方。”熊秉明的作品溶渗了中国传统精神和西方现代元素，在以东方传统为根基创作的抽象形态，是中西艺术在精神和理念上的交融。熊秉明既拓展了西方对东方文化的理解，也对中国当代雕塑的发展起到积极的引领和参照作用。

我以为他的作品特色可以用以下四点概括，写意情怀，书写况味，哲学情思，诗意乡愁。纵观熊秉明的雕塑作品，他将书法的抽象造型观念、线条的构成要素与中国画的写意手法融入创作中，又兼取西方艺术中的现代元素，取得了与西方雕塑既相似又不同的形式效果，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色，塑造了一种别开生面、开阔空灵的艺术境界。他的作品中充满了中国人的情感和气质，恰如杨振宁所说：“熊秉明用他的作品展示了中国人坚忍卓绝、自我牺牲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中国不会创造出今天的奇迹。”所以他也是中国精神的歌颂者。

人在年少时，总向往外面的世界，但当见识够了外面的风景，踏够了异邦的小路，便总想要回来。熊秉明以毕生的智慧、勇气和实践，完成了他人生的回归。

(作者系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杨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