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位淡出公众视野三十余年的老艺术家，因为一次盛大而静默的捐赠，重新进入美术界视野。耄耋之年的李行简，将毕生积累的261件代表作及667幅单页速写、42本速写集无偿捐赠给母校中央美术学院。这不仅是一份沉甸甸的馈赠，也像一把钥匙，重新打开了二十世纪中国画现代转型中一段渐被尘封的历史，即以李可染为核心的“李家山水”及“苦学派”的传承谱系。李行简的从艺之路，正如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此次捐赠展的主题“峰高无坦途”所揭示的那样，不见捷径，唯见笃实足印。他的艺术人生不事喧哗，却以长久的沉潜，呈现出一种“朴素的深刻”与“沉默的坚持”。

绿荫白练（国画）97×60cm 1977年 /李行简

一、 锚定精神坐标为河山立传

理解李行简，必须把他放回二十世纪中叶中国画革新的历史语境中。1954年，李可染、张仃等前辈画家以“写生”为突破口，为中国山水画开辟出一条现代转型之路。这不仅是技法层面的调整，更是一场涉及观察方式、思维逻辑与审美体系的重塑，其精神内核可以概括为“苦学派”所强调的信念：“山川乡国情”。

高粱红了（国画）48×47.5cm 1963年 /李行简

1958年，李行简考入中央美院国画系，恰逢“李家山水”教学体系初创。作为李可染亲自授业的首批弟子之一，他不仅是这一历史进程的亲历者，也是“苦学派”精神最坚定的承续者之一。他的“守正”并非保守，更不是停留于形式模仿，而是一种方向上的笃定：在艺术理想上，秉持“为祖国河山立传”的艺术抱负，使作品始终具有庄重、堂正、浑厚的格局；在创作方法上，坚持“对景创作”的信念，不把写生降格为素材搜集，而是把它当作眼、手、心共同参与的艺术修炼；在治学路径上，则恪守“学到手再变”的次第，“以最大的功力打进去，再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拒绝任何取巧与躐等。

谈笑凯歌还（国画）160×159cm 1976年 /李行简

李行简始终强调素描的基础意义，认为它不仅是造型训练，更是一种观察方式和思维方法的培养，这一点，也使他与李可染的艺术观念保持了高度的一致。笔墨方面，他深入研习李可染的积墨法，在墨色与线条上形成了苍润朴茂、沉静老辣的特点。也正因此，他常被视为最接近李可染笔墨精神的艺术家之一。事实上，这样的“接近”并不意味着缺乏自我，恰恰说明他对师门“正脉”的理解并非停留于表面，而是建立在长期苦学和深度内化之上。

万寿山昆明湖览胜图（国画）96×183cm 1982年 /李行简

从这个意义上说，李行简的“守正”并非后来才形成的姿态，而是在“李家山水”草创之初便已植入其艺术生命的精神基因，并使其在此后艺坛风尚更迭、观念纷纭的背景下，始终能够保持一种不迎合、不盲从的学术定力。

二、 用沉默足迹丈量苦学路径

“守正”如根，深植于传统文化的厚土；“苦学”如履，是山水画家用脚步丈量大好河山的日课。此番捐赠中最撼动人心的，莫过于那3000余幅速写与写生稿，它们是李行简数十年间默默行走千里江山的忠实印记。它们并非散落的草稿，而是一部以汗水与光阴撰写的“视觉日记”，是其“沉默的坚持”的见证。

雨中小巷（国画）69×69cm 1980年 /李行简

捐赠的3000余幅速写，揭开了李行简艺术世界的“后台”。首先，它们折射出一种惊人的劳作强度与近乎宗教的虔诚。在“碎片化”“短平快”成为常态的今天，回望这位老艺术家以“匠人”般的赤诚，对一树一石、一街一巷进行反复观察与刻画，其精神令人肃然。这是一种将简单之事做到极致的坚持，是用最朴素的方法，一点点处理，一笔笔琢磨的漫长修行。其次，它们完整展现了“苦学派”对景创作的全链条与核心方法。从写生现场的迅捷捕捉，到画面细节的深入推敲，再到构图的反复经营，观者在展厅中得以清晰目击一件作品如何从自然的胚胎，经由艺术家的眼、手、心，逐步孕育成形。再者，速写是李行简锤炼“观看之道”的修炼场。他强调素描所培育的，是一种“看见”的能力。有学者指出，李行简的观看“颇具机心巧思”，切入点别致，能超越既定框架，窥见常人所忽略的形式关联与诗意刹那。其《桅樯林立》等作品，在光影、色彩与细节上的精妙处理，正是这种深邃观察力的明证。

蜀中万县鸡心桥一带景色（国画）96×58cm 1986年 /李行简

“峰高无坦途”乃李可染先生激励弟子之箴言，它既是李行简此次捐赠展的主题，亦是其钟爱的一方自刊印章，同时也是李行简艺术人生的真实写照。这条“坦途”的缺席，恰被展厅中陈列的数百幅作品折射出的踏实足迹铺就。李行简平日里沉默寡言，专注笔墨耕耘而与世无争。因为他笃信，艺术创作离不开日复一日的时光打磨，更离不开那份匠人般的虔诚与敬畏。这份“沉默的坚持”，在捐赠作品展中让观者不仅能观看其艺术峰峦的景致，更能追溯到那条清晰而充满启示的攀登路径。

三、 于师门法度中觅自我心性

长久以来，“李家山水”及其传人常被诟病“大树底下不长草”，认为弟子风格过于趋同。李行简因其继承的完整性，一度亦被此种刻板印象所笼罩。然而，本次捐赠作品展的系统性呈现，使我们刷新了认知。李行简并非李可染风格的简单复刻者，他是在深得师门精髓后，逐渐幻化出独属自身艺术个性的一位画家。

庄严祥和的乐山大佛（国画）84×50.5cm 2003年 /李行简

他的“新”与“变”，是一种“化古”之后的自然生发。在审美意境上，他于李可染“黑、满、崛、涩”的雄浑画面结构中，化入了“轻、雅、逸”。 在《峨眉山老洞遇雨图》《雨中小巷》《多少楼台烟雨中》等作品里，他找到了自我心性的本真流露，于雨雾空濛、清雅迷离的诗意间，展露出一种与师门凝重风格相映成趣的灵动。在图式语言上，他实现了从秩序重构到松动化境的悄然转变。有分析认为，李可染的“满”在于对自然秩序的强烈重构，而李行简的“满”则消解了山水主体与背景间严苛的界限。其构图常借助物象的偏置，营造画面内部的呼吸与对话，使山水从被审视的客体，升华为可游可观的场域。在光色运用上，他经历了从“外光”到“内光”的演进。早期作品可见岭南画派影响下丰富的外光表现，至后期，则更注重一种观念性、情感性的“内光”表达，光与色转化为摇曳的笔墨意趣和内心诗境的呈现。

舍南舍北皆春水之二（国画）83×50.5cm 1984年 /李行简

李行简在八十年代后对“用线”与“留白”的深耕，引导学子向石涛、龚贤等更悠远的传统大家汲取营养。其教学时常启发学生：“你看这块山像不像石涛？所学技法可否用上？”这表明他的“变”，有着清晰的学术自觉。他的艺术演进轨迹，与李可染晚年回归写意精神的路径，形成了一种跨越时空的深层呼应。

四、 以无偿捐赠映照赤子情怀

李行简艺术人生的终章，亦是最撼动人心的一幕，莫过于始于2024年这场酝酿已久的慷慨捐赠。作为他的亲属与后辈校友，我们既是这一夙愿达成的参与者，更是这段心路历程的见证者。这绝非一次孤立的艺术作品移交，而是这位沉默寡言、随遇而安的艺术家，用毕生积累完成的“苦学派”精神从“独善其身”向“兼济天下”的升华。

刚分的柴禾（速写）27.4×39cm 1972年 /李行简

这份捐赠，首先是一份毫无保留、极致纯粹的赤子真诚。李行简主动向中央美术学院提出无偿捐赠，并恳切嘱托“作品都在这里，请你们来选”，其对母校的信任与托付，令所有这个项目的参与者与亲属均为之动容。年届耄耋的他，未假人手，与夫人亲力亲为，将数千幅速写一页页扫描、整理，其严谨与执着，令人感慨。其次，捐赠构成了一部无比珍贵的“学院标本”与“教学化石”。如此完整、系统、巨量的从习作到成品、从速写到创作的资料汇集一堂，在美术史上堪称罕见。它完整记录了一位中央美院自己培养的艺术家全链条成长的轨迹，为研究“李家山水”的教学理念、方法论与传承谱系，提供了无可替代的第一手实体文献。

此次捐赠行为本身，在某种意义上重新定义了艺术的价值维度。它让李行简从一位“画家”，蜕变为一位艺术薪火的传递者与学术公器的铸造者。他将个人毕生心血，毫无保留地注入母校的学术长河，以期滋养后世学人。这份“沉默的荣耀”，通过捐赠展而获得了最为洪亮且深远的时代回响。

综上，李行简以其“守正”的根脉、“苦学”的足迹、“化古”的智慧与“奉献”的胸怀，为我们勾勒出一位新中国培养出的艺术家的完整肖像。在喧嚣的时代，他选择了沉默守护艺术的纯粹；在变革的浪潮中，他坚持以朴素抵达深刻的艺术境界。他的艺术人生启示我们：中国画的现代转型，不仅需要轰轰烈烈的开创，更离不开默默无闻的传承与耕耘。艺术的高峰，从来无坦途，唯有以真诚为履，方能通往“为祖国河山立传”的永恒路径。事实上，“朴素的深刻”与“沉默的坚持”，正是对李行简艺术人生最为真实的写照。

（作者系李行简亲属，现为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院博士）

李行简

1937年出生于湖北武汉，山水画家、美术教育家。1954年考入广州美术学院附中，1958年进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深造，师从李可染，专攻水墨山水，1963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画系山水画室主任、研究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李可染艺术基金会常务理事。

创作以写生为基础，画风质朴自然，在继承李可染雄浑厚重风格的同时融入清新明快的时代气息，形成独特的艺术语言。代表作品包括《秋红时节》《江城春雨》《大江东去图》《江船朝发》等，曾参与1998年香港回归一周年庆典巨幅国画《锦绣中华》创作。

多次在中国及世界各地举行个人画展，众多作品被中国美术馆、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日本福山美术馆等海内外多家美术馆、博物馆收藏。先后出版《李行简山水画集》《李行简画集》等五种个人画集。

责任编辑：杨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