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统一战线史上，王尽美是兼具标志性与开创性的人物。他是中共一大代表，也是国民党一大代表，是山东党组织的缔造者和早期领导者。1921年至1925年间，他以“尽善尽美唯解放”的毕生志向，在齐鲁大地上躬身践行第一次国共合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统一战线的落地与发展，留下了完整而扎实的实践轨迹。

王尽美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左二为王尽美）

求索：从中共一大到国民党一大

1921年7月，23岁的王尽美以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他将本名王瑞俊改为王尽美，写下“贫富阶级见疆场，尽善尽美唯解放”的诗句，立下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的誓言。

同年秋，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王尽美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会。会议通过《关于共产党与民主革命派合作的决议》，号召远东各民族和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同资产阶级民主派联合起来，组成民主联合战线。

此次赴苏行程中，王尽美找到了一个旅伴：时任山东省议会秘书长王乐平。他是资深同盟会员、国民党党员，原本已计划赴美参加华盛顿会议，在王尽美的耐心说服下，转而改变行程，与他一同前往莫斯科参会。

二人并肩赴苏的日子里，王乐平实地接触了共产国际的革命主张，目睹了苏俄的革命实践，为国共两党日后的合作埋下了珍贵的种子。

1922年5月，王乐平从莫斯科回国后，特意转道上海，向孙中山详细汇报了此次苏联之行的观察所得，重点建议采用“俄国之组织方法”整顿国民党党务。孙中山对这份建议深以为然，并明确要求他重点推进与共产党的合作，为国共合作搭建了上层桥梁。

7月，王尽美赴上海参加中共二大，参与制定党的纲领和章程。会议第一次明确提出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同时第一次提出“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的方针，将“民主联合”从理论构想确立为党的正式政策。

王尽美现存于世的唯一一张正面单身照，背面手书“二三年九月摄影于北京 瑞俊”。其时，他正在参与营救二七罢工中被捕的同志。

1923年10月，王尽美与邓恩铭、王翔千等人以个人身份集体加入国民党，成为山东第一批“跨党党员”，率先将中央的战略决策在地方层面落地，为山东国共合作的全面推进迈出了关键一步。

1924年1月，王尽美作为山东省三位推选代表之一，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亲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会议期间，他近距离聆听孙中山的演讲，见证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的诞生，还应李大钊的邀请，就国共合作地方实践的相关议题发言。

从广州返回济南后，王尽美向同志们传达国民党一大精神时直言：国民党一大虽有进步，但对党员登记“并无政治条件作标准”，也未宣布严格的“组织纪律”，所有老党员全部吸收，因此国民党“必然还是个组织散漫、纪律松弛的政治集团”。

在与王乐平堂侄王蔚明的多次深谈中，他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统战思考：反帝反封建是国共合作的共同基础，这是两党携手的前提；国民党成分复杂，合作过程中必然会有摩擦与斗争，共产党人必须在坚持原则的斗争中求团结，不能一味妥协；国共两党本质不同，合作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未来难免走向分裂，共产党人必须“向最坏处设想，向最好处争取”，始终保持自身的独立性。

这些思考，在当时国共合作的“蜜月期”里，显得尤为清醒而有远见。

破局：筑牢山东国共合作根基

王尽美在山东推进国共合作的工作还未开局，便遭遇了一场足以让革命工作陷入停滞的危机。

他在《山东地方报告》中详细记录了这段经历：“自一九二三年十月六日正式地方会后，党务及一切活动方面均有发展希望，不意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三日突有吴案之变，引起当地重大反感，在济南的同志几乎逃亡殆尽！幸此案已作结束（以军法判处四年十个月徒刑），周围反感渐消，又因民校（国民党的代称）改组后进行顺利，于无形中促起本党同志自动地加倍努力，竞争作工，原状已复。”

文中提及的“吴案之变”，发生在1923年底：负责中共济南地委工作的吴容沧，被当局逮捕入狱。这一事件在济南引发不小的震动，导致济南的共产党员几乎全部撤离，山东地方党组织的工作陷入全面瘫痪，刚刚有起色的革命活动遭遇重创。

面对这样的危局，王尽美没有丝毫退缩，而是迅速调整思路，将国共合作作为破局的核心抓手，一步步推动山东革命工作重回正轨。

他首先前往北京，参与了由李大钊主持的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组建工作，并出任工人部助理。这一任职，让他打通了与国民党中央的联系，为山东的国共合作争取到了中央层面的支持，也为后续工作的开展争取到了更多资源。

返回济南后，王尽美第一时间组织召开中共济南地委和团济南地委联席会议，一方面积极稳定党内同志的思想情绪，另一方面系统分析了在山东开展国共合作的利弊条件。

他在会议上明确指出，困难是客观存在的：山东虽有百余名国民党员，但组织极其涣散，呈现出“有上层无下层”的局面，党员严重脱离群众，且成员构成复杂，国民党地方组织的改组阻力极大。

但有利条件同样突出：一方面，共产党人长期扎根基层，拥有丰富的下层群众工作经验，能够快速动员群众、凝聚力量；另一方面，在山东，共产党与国民党人之间的合作有良好的传统。陈独秀曾函约王乐平在济南建党，王乐平虽未应约，却推荐了进步青年王尽美、邓恩铭，为山东党组织的诞生牵线搭桥、作出重要贡献。再就是一些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已经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成为跨党党员，多人在王乐平创办的平民学会中担任分会会长的职务，熟悉情况，有利于开展工作。

基于这样的分析，联席会议作出核心决策：帮助王乐平以平民学会为基础，以组建下层组织为重点，建立和发展山东的国民党组织。

1924年4月，在共产党人的全力协助下，国民党山东省临时党部很快在济南成立，王尽美、王翔千当选为执行委员，直接参与国民党地方党务的领导工作。随后，青岛、烟台、青州、潍县等地的国民党临时支部也相继建立，形成了覆盖山东主要城市的组织网络。不到一年时间，在山东的国共合作组织体系便从无到有、从上到下全面搭建完成，国民革命运动在齐鲁大地上逐步铺开，呈现出蓬勃生机。

为了巩固合作成果、培养革命力量，王尽美精心挑选了李耘生、刘俊才、丁君羊、李宇超等一批优秀的党、团员，将他们充实到国民党各级党部的重要岗位上。

合作过程中，摩擦与分歧在所难免。山东最早的女共产党员王辩在回忆录中曾提及，当时在国民党地方党部的选举中，因党、团员工作得力，群众基础扎实，常常能让己方人员高票当选，有一次甚至引发了王乐平的不满。

面对这样的情况，王尽美始终保持清醒和耐心，反复引导党内同志顾全大局。他告诉同志们，国共合作的核心是反帝反封建，不能因一时的选举得失影响全局；在坚持党的核心原则的前提下，要保持工作的灵活性。随后，他主动协调，在选举中让渡部分名额给国民党左派，既化解了矛盾，也维护了合作的根基，展现出卓越的政治智慧和统战能力。

一九二四年一月王尽美（一排左起第一人）参加国民党一大。

聚力：反帝旗帜下的统一战线协同行动

1924年8月，王尽美以国民党山东省临时党部为平台，联合山东工商界、教育界、学生界等各界团体，发起成立了“山东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将反帝斗争推向高潮。他亲自起草《山东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宣言》，向全省人民发出号召：“爱国的同胞都参加此种运动，一致与我们向帝国主义战斗！盖今日之势，不奋斗以求解放，只有投降帝国主义为永世奴隶；二者将何所择，惟在我国民之自决！”

随后，王尽美以《辛丑条约》签订日为契机，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活动。1924年9月8日，《申报》刊发济南电讯，详细报道了此次活动：“今日在公园开反帝国主义大同盟会，到会者三十一公团约万人，人执一旗。”这场活动不仅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山东的嚣张气焰，也极大地振奋了民众的精神，生动展现了国共合作领导下的群众力量。

除了直接的政治斗争，王尽美还将目光投向了文化思想领域，发起了影响深远的非基督教运动。需要说明的是，这一运动的发起，并非反对基督教本身，而是针对当时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攫取在华利益、推行文化侵略的现实。王尽美曾明确表态：“基督教本身，自有其相当的价值。唯充当了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那便使我们不能不极端反对了！”他的主张，清晰地区分了宗教本身与帝国主义利用宗教的行为，既坚守了反帝立场，也避免了对宗教本身的否定。

1924年12月，王尽美联络各进步团体成立“济南非基督教大同盟”。为了取得最好的宣传效果，他特意选择在1925年新年期间组织力量开展针锋相对的街头讲演。此时各基督教会集中开展“布道”活动，群众参与度高。

当时的王尽美已身患肺病，身体十分虚弱，但他依然拖着病体，与基督教徒在街头展开了连续3天的公开辩论。他逻辑缜密、言辞恳切，层层剖析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文化侵略的实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围观市民讲解国家危亡的形势，赢得了市民的广泛认同和支持。激烈的辩论耗尽了他本已虚弱的体力，辩论过程中，他当场口吐鲜血，被同志们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这场斗争最终取得了显著成效。1925年3月27日的《民国日报》专门报道了此事：“济南非基督教同盟成立以来，对于该项工作，非常努力……两方对垒讲演于西关药王庙前。本来信仰基督教之人数尚少，所以听非基督教者人数甚多，而基督教方面，遂大失败。”这场胜利是国共两党在文化战线上协同作战的生动典范，进一步扩大了统一战线的影响力。

燃尽：生命最后征程的星火燎原

1924年11月，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抱病北上，共商国是。行前，他发表《北上宣言》，明确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政治主张，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推动中国走向民主、独立。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一场席卷全国的国民会议运动就此展开。

为推动山东的国民会议运动深入开展，王尽美与王乐平等人前往北京，参加了由李大钊主持的国民会议促成总会成立大会。会后，王尽美等人专程赴天津，拜访了病中的孙中山。

孙中山对王尽美等人在山东开展的工作深表赞赏，对他们推动国共合作、动员群众的努力给予了高度肯定，并以个人名义委任王尽美为“国民会议特别宣传员”，亲手授予他盖有“孙文之印”的委任状。

接受委任后，王尽美如同上紧了发条的钟表，开始了生命最后阶段最剧烈的“燃烧”。从1924年底到1925年初，他拖着被肺结核严重侵蚀的身躯，几乎一刻不停地奔走在胶济铁路沿线，足迹遍布山东各地。

在济南，他发表《国民会议的意义及其与各界人民关系问题》，深入解读国民会议的主张，动员各界群众参与其中。此时，中共中央、团中央发出关于《开展促成国民会议的方针》，强调国民会议及其促成会运动“是我们的党建筑社会的基础之一大时机”。

遵照这一指示，王尽美以国民会议宣传员的身份，在胶济铁路沿线各县市开展国民会议的宣传活动，帮助青州、潍县、淄博等地进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组建工作。1925年1月7日，山东国民会议促成会正式成立，王尽美被选为委员，与王乐平、李郁亭分管总务，为全省运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随后，王尽美赶往青岛，为了方便与各界群众接洽，他在1月11日的《大青岛报》上刊登了一则《尽美启事》：“敝人此次来青，因无适当住处，致与各界接洽诸多不便，殊深抱歉。现与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处商妥，每日下午二时至五时，假李村路二十九号神州大药房内三层楼上该会会所，招待各界。如有以国民会议事见询者，请届时驾临为盼！”

在青岛的日子里，王尽美白天接待各界来访群众，耐心解答大家的疑问，动员群众加入国民会议运动；晚上则熬夜组织会议、起草文件，常常忙到深夜。他的肺病已到晚期，咳嗽不止、身体虚弱，但他从未停下脚步，始终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

在他的积极推动下，青岛37个团体的50余名代表，于1925年1月17日召开大会，正式成立青岛国民会议促成会。王尽美在会上发表《青岛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宣言》，深刻剖析当时的国内时局，提出了实现民主政治的十条最低限度主张，为青岛的国民会议运动指明了方向。会后，他又先后在中国大舞台电影馆、胶澳中学、青岛大学等地连续开展演讲，将国民会议的主张播撒到青岛的工商学各界，持续扩大运动的群众基础。

曾任山东省副省长的余修，在回忆录中记录了王尽美当时在青岛“福禄寿”剧场演讲的场景：“1925年，正是海岛上春寒料峭的时候，青岛中山路南头，一座名叫‘福禄寿’的剧场里，坐满了工商学各界的人士。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有一位身躯颀长、方面大耳的青年人，快步走上讲台。他年约二十七八，穿一身灰布长袍，笔挺地站在讲台上，用锐利的目光，扫视全场听众的兴奋面孔。而他自己的脸上也充满激昂的表情。等欢迎的掌声落下来，他便开始了滔滔不绝的讲演。这位讲演者就是王尽美同志……”这一幕，成为王尽美留给世人最后的、也是最光彩照人的形象。

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王尽美往返于济南、青州、潍县、高密、青岛、淄博等地，动员群众、建立组织，推动各地国民会议促成会相继成立。一时间，国民会议运动在山东遍地开花，形成了不可阻挡的燎原之势。

1925年3月1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王尽美作为山东10余个地方的代表，抱病前往参会。然而，会议期间，传来了孙中山先生逝世的噩耗。王尽美全程参加了北京的追悼活动，随后立即返回山东，筹划全省范围的孙中山先生追悼活动。

1925年4月，王尽美在与邓恩铭等人共同领导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第一次同盟大罢工期间，因长期劳累、积劳成疾，彻底病倒。为了不给组织和同志们增添负担，他主动提出回家乡养病。同年7月，他的病情急剧恶化，被送入青岛病院治疗。

即便躺在病床上，王尽美心里依然牵挂着正在进行的工人罢工和革命事业。每当有同志前来探望，他第一句话总是询问罢工的进展情况，勉励同志们一定要坚持斗争。

1925年7月，国民党山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济南举行，邓恩铭、王翔千、王辩等10余名共产党员出席了会议。大会通过了《本省党务须谋平均发展案》《秘密工作方法案》等议案，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其中有6名共产党员进入领导序列，这样的合作力度，在当时全国各省中位居前列。

这场大会，是在山东的国共合作高光时刻，而这一切，都离不开王尽美此前的奔波与铺垫。遗憾的是，此时的王尽美已经病入膏肓，未能出席这场他倾注了大量心血的会议，未能亲眼看到丰硕成果。

1925年8月19日，这位年仅27岁的共产主义战士，在青岛病院与世长辞。临终前，他向青岛支部的负责同志口述遗嘱：“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

“遗语不及私，肝胆为摧崩！”“尽美为革命剧战受重创而死，与战殁于疆场者意义相等。”王尽美以短短27年的生命，践行了自己“尽善尽美唯解放”的誓言。

（作者王军系王尽美同志之孙，王尽美革命事迹教学基地顾问，长期致力于王尽美革命史料挖掘整理与红色精神传承弘扬；季彩凤系王尽美革命事迹教学基地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