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熟悉的全国政协常委柯麟，大都是他手握手术刀救死扶伤的医者形象，但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他的另外一面不时显现在人们的视野：从上海的秘密据点到澳门的慈善医院，从智锄叛徒到护送群英，从转运战略物资到筑牢爱国阵线，柯麟以21年的隐秘坚守，书写了一段将杏林春暖与暗战霜寒融为一体，在救人与救国的双重使命中坚守一生的红色传奇。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后不久，柯麟（右）和陈赓在广州合影。

沪上风云：白衣天使除奸

1927年，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神州大地陷入血雨腥风。大批共产党人惨遭捕杀，革命形势跌入谷底。在这生死抉择的时刻，年轻的柯麟于1928年冬天来到危机四伏的上海。

他是一名医生，与贺诚携手，在四川路延安里创办了一家很普通的诊所：达生医院。

凭着两位年轻有为的医生精湛的医术与谦和的品行，达生医院很快在上海医界声名远扬。

但这所医院的内部却很不寻常：达生医院成为党内同志的安全庇护所。徐向前、关向应、杨尚昆、叶剑英等革命先辈，都曾在此接受诊疗，在敌人的严密搜捕下获得片刻安宁。

这里还是党中央政治局秘密接头、召开重要会议的核心据点，承载着守护党的中枢、传递绝密情报的重大使命。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常来此“就诊”。

柯麟与贺诚在楼下佯装接诊、严密望风，楼上则是关乎革命前途的激烈商讨，一明一暗，一静一动，医者职业与革命使命紧密交织。

然而，平静的表象之下，危机悄然降临，一场惨痛的背叛，让柯麟迎来了隐蔽生涯中的首次严峻考验。

1929年8月，彭湃、杨殷等5位重要领导人，因中央军委秘书白鑫的叛变出卖，在上海新闸路经远里不幸被捕，最终壮烈牺牲。周恩来当即下令中央特科全力追查，务必铲除叛徒，告慰烈士英灵。

彭湃是柯麟的革命引路人，是引领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学长，挚友遇难，柯麟悲痛万分，更对叛徒的卑劣行径恨之入骨。

白鑫叛变后，被国民党特务严密保护，行踪诡秘难寻，特科多次侦查均无果而终。关键时刻，陈赓想到了柯麟——白鑫与柯麟曾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共事，素来信赖柯麟的医术，却对其共产党员身份一无所知，且此时白鑫正身患疟疾，极有可能上门求医。

这是锁定叛徒的唯一突破口，柯麟临危受命，开启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守株待兔”。

不久，白鑫果然在特务护卫下前来就诊，柯麟不动声色地为其诊治，始终镇定自若，不露半点破绽，暗中却派人通知特科。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日，柯麟院长在镜湖医院庆祝新中国成立大会上讲话。

白鑫生性多疑，未等特科赶到便匆匆离去。陈赓判断，白鑫病情反复，定会再次求医，嘱咐柯麟坚守岗位，静待时机。

十几天后，白鑫再次致电柯麟，邀请他前往法租界某饭店出诊。柯麟明知身陷险境，仍毅然赴约。饭店内特务环伺、戒备森严，他从容诊疗，巧妙周旋，成功探得核心情报：白鑫藏身于法租界霞飞路特务头子范争波的公馆，且即将逃往意大利。

这一关键情报，为锄奸行动锁定了最终时机。

1929年11月11日，在白鑫准备潜逃的当晚，中央特科红队按计划果断出击，成功将叛徒白鑫击毙，为彭湃、杨殷等烈士报仇雪恨。此次行动震动上海，国民党当局随即展开大规模搜捕，达生医院被迫关闭，柯麟身份暴露，不得不紧急转移。

在组织的安排下，柯麟告别上海，先后辗转奉天（今沈阳）、厦门、香港，一路颠沛流离，始终坚守革命使命。最终，他奉命奔赴澳门，开启了长达十余年的濠江潜伏生涯。

1938年春，澳门中国青年救护团教职员暨第一期毕业同学摄影。

濠江潜行：孤岛护航救群英

1935年，柯麟奉潘汉年之命抵达澳门，还是以开设私人诊所为业。

当时的澳门，作为葡萄牙殖民地，虽未被日军直接占领，却成为各方势力角逐的“孤岛”，特务密布、暗流涌动，斗争形势极为复杂。柯麟深知，要在这片土地站稳脚跟、开展工作，必须依托合法身份深耕细作，而历史悠久的慈善医院——镜湖医院，成为他践行使命的最佳阵地。

镜湖医院是澳门平民就医的主要场所，规模狭小、设备简陋、医护力量薄弱，却承载着底层民众的健康希望。柯麟主动前往医院义务行医，为穷苦百姓看病问诊，分文不取；他发现院内护士渴望提升专业技能，却无人指导，便主动开设义务课程，传授医护知识，很快赢得全院医护人员的信任与敬重。

凭借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与极强的组织能力，柯麟逐步成为镜湖医院的核心力量。1938年，他联络避居澳门的医学界同窗好友，成立镜湖医院西医顾问团，为医院发展夯实人才基础；1946年，在工商界进步人士与全院同仁的支持下，柯麟正式出任镜湖医院院长。他锐意改革，突破当局限制，争取到中国医生的外科手术权，完善科室建设、更新医疗设备、健全管理制度，将一家简陋的平民医院，打造成为澳门规模最大、医疗水平最高的现代化医院。

成功的事业背景，为柯麟的秘密工作构筑了坚固的掩护堡垒。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日军大肆搜捕滞留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与文化界名人，妄图摧毁中国抗日文化力量。中共中央紧急部署，展开一场举世瞩目的文化名人大营救，澳门作为未被占领的安全区域，成为营救行动的关键中转站，柯麟临危受命，扛起西线营救的重任。

那段时间，柯麟的镜湖医院来了很多特殊的患者：夏衍、范长江、梁漱溟、金山、蔡楚生、司徒慧敏等大批文化精英与爱国人士，从香港突破日军封锁，辗转抵达澳门。柯麟将他们伪装成病患安置在镜湖医院，或秘密安置在安全民居，提供食宿、保障安全，同时避开日军与特务的严密盘查，制定精准转移路线。

柯麟利用自己在澳门的广泛人脉，打通交通关节，协调船只与通行凭证，分批将营救人员经中山、肇庆、梧州护送前往桂林大后方。此次营救历时近200天，跨越千里封锁线，全程无一人被捕、无一人牺牲，被誉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除了护送文化名人，镜湖医院还组织医护人员组建青年战地救护团，培训救护技能，派遣骨干奔赴东江纵队、珠江纵队抗战一线，冒着枪林弹雨救治伤员；同时秘密筹集药品、医疗器械等急需物资，突破封锁线输送至抗日根据地，为前线抗战提供坚实的医疗保障。

在澳门潜行的岁月里，柯麟始终坚守初心，一边悬壶济世、守护百姓安康，一边秘密斗争、践行革命使命。他把镜湖医院打造成一座堡垒，在乱世孤岛中搭建起生命通道，用仁心与担当，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仁心聚力：统战筑魂固根基

隐蔽战线的斗争，不仅是情报与行动的较量，更是人心与力量的凝聚。柯麟在澳门十余年的潜伏生涯中，始终将统一战线工作作为核心任务，以高尚的人格魅力、赤诚的爱国情怀，团结澳门工商界、知识分子、社会名流，打破各方隔阂，凝聚爱国共识，为澳门爱国爱澳社会氛围的形成，奠定了坚不可摧的根基。

在澳门社会，马万祺与何贤是极具影响力的工商界领袖。马万祺早年身患早期肺结核，多方医治无效，病情日渐加重。柯麟得知后，每日坚持上门诊治，精准研判病情，及时推荐当时刚研发问世的特效药链霉素，亲自审阅药品说明、指导用药剂量，安排护士上门护理，最终帮助马万祺彻底痊愈。

这份救命之恩，加之柯麟无私奉献、一心为民的品格，让马万祺深受感动。随着交往的深入，两人发现他们的理想信念高度契合，从此马万祺与柯麟结成一生至交，全力支持柯麟交给自己的各项工作。

经马万祺引荐，柯麟结识了何贤。何贤在澳门商界与社会各界声望卓著，国民党特务曾多次怀疑柯麟是共产党员，威逼利诱，警告他远离柯麟。

但何贤目睹柯麟的所作所为：他放弃私人诊所的丰厚收入，将大部分时间投入镜湖医院义务服务；担任院长却拒不接受薪金，坚守慈善初心；面对穷苦百姓，分文不取、悉心诊治，用仁心换得民心。柯麟“以有限生命为广大人民造福”的信念，深深打动了何贤，他不仅公开为柯麟辩护，抵制国民党特务的威胁，更成为柯麟的挚友与坚定支持者。

柯麟始终以仁心待人、以大义动人，把党的温暖传递给每一位爱国人士。他悉心照料叶挺将军家属、彭湃烈士母亲等革命先辈与爱国人士的医疗健康，用医术彰显党的关怀；他推动镜湖医院改革，争取中国医生在澳权益，维护民族尊严，赢得澳门华人广泛拥护；他秘密改组澳门中华总商会，创办澳门医学会、中华民主妇女联合会等进步社团，将爱国力量注入澳门社会各领域，让工商、教育、妇女等各界组织，逐步掌握在爱国进步人士手中。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举国欢腾。彼时的澳门，仍受澳葡当局管制，国民党特务活动猖獗，无人敢公开悬挂五星红旗，爱国氛围受到压制。柯麟无惧风险，挺身而出，于10月10日在镜湖医院组织庆祝新中国诞生大会，亲手升起五星红旗；11月20日，又在平安戏院举办盛大庆祝活动，号召澳门同胞心系祖国、拥护新中国。

这一系列爱国壮举，在澳门引起轰动，极大激发了澳门同胞的爱国热忱，让五星红旗在濠江上空高高飘扬。

柯麟的共产党员身份也随之公开，标志着澳门爱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柯麟的感召与引领下，马万祺、何贤等澳门爱国人士，始终与祖国同心同向，成为澳门爱国爱澳力量的中流砥柱。

隐秘航线：暗运物资援建国

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政权节节败退，新中国的曙光即将降临。但国民党残余势力与外国反动势力相互勾结，对解放区实施严密的经济封锁与物资禁运，药品、器械、工业原料、军用物资等极度匮乏。澳门凭借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突破封锁、转运物资的关键通道，柯麟再次扛起重任，在隐蔽战线上开辟秘密航线，转运大批急需物资，为全国解放与新中国建设搭建起坚实的后勤生命线。

抗战时期柯麟医生与夫人陈智英女士合照。

1948年，柯麟遵照党中央指示，与周恩来、陈毅派遣的专人密切协作，开辟苏北解放区至澳门的海上秘密航线。这条航线穿越国民党海军的层层封锁，将解放区的大豆、花生、中药材等特产运往澳门出售，换取解放区急需的西药、布匹、纸张、精密仪器、五金器材等战略物资，源源不断输送至前线，有力支援了北方解放战争的推进。

1949年11月，“两航起义”爆发，中国航空公司与中央航空公司大批员工毅然起义，回归祖国怀抱，大批航空通讯器材、雷达设备等关键物资滞留澳门。美国与国民党当局闻讯后，疯狂向葡澳当局施压，妄图冻结、抢夺这批物资，扼杀新中国民航事业的萌芽。

叶剑英致信柯麟，命令他务必排除万难，将这批关乎新中国空军建设的关键器材安全转运广州。

任务艰巨，刻不容缓，柯麟立即联络何贤、马万祺，三人连夜赶赴澳督府交涉。凭借多年积累的声望与人脉，他们成功说服澳葡当局同意器材出境，但对方要求必须在48小时内全部运离，避免节外生枝。

时间紧迫，柯麟现场统筹协调，组织人员连夜清点装箱、调度船只、装卸货物，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最终，2477箱航空通讯器材全部安全装船启航，顺利运抵广州，为新中国雷达装备建设与民航事业发展，奠定了关键基础。

广州解放后，为顺利进军广西、解放海南岛，前线急需大批军用物资与医药用品。柯麟再次受命，联合马万祺等爱国人士，紧急采购200吨大米、50吨玉米、50桶汽油及大批药品、工业原料、弹药等物资，疏通澳葡当局关系，突破封锁阻挠，确保物资顺利出境，全力支援解放大业。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施全面封锁，军用物资极度紧缺。柯麟又与弟弟柯平、何贤、马万祺携手，突破层层封锁，将汽油、雷达等关键军用物资从澳门秘密运往内地，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

在转运物资的隐秘斗争中，柯麟始终身处险境，面对国民党特务的暗杀威胁、敌对势力的百般阻挠，他从未退缩半步。他凭借在澳门深耕多年的信誉与人脉，周密部署、灵活应对，一次次圆满完成组织交付的任务，用隐秘航线搭建起祖国的“后勤生命线”。

杏林丰碑：丹心坚守照千秋

从1928年加入中央特科，到1949年公开共产党员身份，柯麟在隐蔽战线上坚守了21年，足迹遍及上海、奉天、厦门、香港、澳门，历经无数生死考验，始终服从组织安排，毫无怨言、绝不退缩。

1951年，柯麟出任广州中山医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主持中山大学医学院、岭南大学医学院、光华医学院三校合并，奠定华南医学教育的坚实根基。他提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三基”教学目标，倡导“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密的方式”的“三严”精神，培养大批优秀医学人才，成为中山大学医科的“一代宗师”。

他始终心系澳门医疗事业，镜湖医院一直保留其院长职务，他服务镜湖50余年，始终拒不接受薪金，只尽义务、不谋私利；他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医院公益服务，仅靠私人诊所的微薄收入维持家用，即便生活拮据，也绝不占用医院一分一毫。有一次，他发现家中尿布印有“镜湖医院”字样，当即严厉斥责家人，要求立即送还，坚守公私分明的底线。

柯麟晚年担任原卫生部顾问（正部级），并在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期间，长期任医药卫生组组长，为促进国家卫生教育事业，尽了极大的努力。

1991年9月23日，柯麟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新华社发表讣告，称他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著名医学教育家”，并评价他：一生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艰苦朴素，严于律己，高风亮节，深受广大干部群众尊敬与爱戴。

如今，澳门镜湖医院内矗立着柯麟的雕像，中山大学内建有柯麟楼、设立柯麟奖学金，他的精神始终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医者与革命者。柯麟的一生，是医者与革命者完美融合的一生。他以杏林为掩护，在隐蔽战线上披荆斩棘，智锄叛徒、护送群英、转运物资、筑牢统战，用忠诚与担当书写红色传奇；他以仁心济世，在医学领域深耕不辍，培育人才、造福百姓，成为一代医学宗师。

悬壶暗战二十载，丹心映耀濠江潮。柯麟以白衣为甲、以丹心为炬，在暗夜中坚守信仰，在风雨中践行使命，他的传奇故事，永远镌刻在中国革命与医学发展的史册之上，成为永不磨灭的精神丰碑。

（记者 李冰洁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