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实践与认识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概念，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认识不是头脑中固有的，而是立足于实践的产物。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动力、目的和检验标准，认识对实践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推进理论创新是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而不是坐在象牙塔内的空想，必须坚持在实践中发现真理、发展真理，用实践来实现真理、检验真理。”“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新时代党的民族理论的创新成果，更是对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各民族共同开拓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的实践总结，中华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已经形成了客观存在的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客观存在在人脑中的反映，在数千年的交流互鉴、并肩奋斗中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和感知不断深刻和清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实践始终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和前提。

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建设的新的伟大实践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发展创新的动力。新时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对新的风险挑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更加深入人心，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识不断深化。各民族在现代化建设、抗击疫情、脱贫攻坚中，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共同体实践，推动形成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两个主线”的民族工作指引，成为党的民族工作经验的最新总结。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大意义的强调，以“两个主线”的重要指导指引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进一步成为全党全社会各族同胞投身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内在动力和方向指引，并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念融入法律和国家制度之中，体现了认识对实践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多元”与“一体”的辩证关系

“多元一体”理论为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结构和过程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费孝通曾指出：“中国各民族是客观的存在，实际生活中产生的整体认同意识也是客观存在，用‘多元’与‘一体’来概括，这是名与实的辩证关系，不能离开这个哲学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的社会集体认同，共同体凸显的一体性不仅是各民族在国家框架下的最高政治身份，也是多元民族文化的最大集合。同属中华民族是各民族的最高身份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高于各民族意识，共享的中华文化也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一体”包含“多元”，“一体”统帅“多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不是忽视民族差异的同化主义，也不是消解政治共识的多元文化主义，更不是空洞想象的一体，其追求的是多样性的统一，各民族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发展都能在“一体”的共同体集合中得到维护和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调要朝着增进共同性的方向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对“一体”的着重强调并非要消灭民族差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充分尊重、包容和欣赏各民族的独特语言、风俗和信仰，“多元”的民族实体和文化给予中华民族共同体活力，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文化根基。

“一体”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根本目标和前提，没有以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为底线和前提的建设实践，就不会有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口支援等举措都是为了增强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夯实“一体”的社会经济基础。“多元”的民族要素和文化赋予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重要资源和实践抓手，各项举措要充分考虑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发展实际和特殊性，不能搞“一刀切”也不能“大水漫灌”，而是要因地制宜、“精准滴灌”，确保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既能共享发展成果，也能实现自身的进步和繁荣。“多元”和“一体”的关系内嵌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价值与路径之中，二者相互依赖、辩证统一，推动共同体从精神和实践层面同步向前。

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

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是唯物辩证法中的重要理论构成，揭示了事物内部的运行逻辑和组织结构。整体以部分为存在条件，部分是整体的组成机理，整体决定部分，部分影响整体，二者对立统一。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各民族之间存在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中华民族的强盛壮大是各民族繁荣发展的前提和保障，而各民族的发展都与中华民族的整体发展息息相关。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五十六个民族的机械拼凑，而是富有生命且自发的“有机团结”，共同体发展的动力和成就要大于各民族发展之和。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组成部分，是心理和精神层面的共同体建设。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求不仅仅是心理层面的认同和归属，还强调了从社会、制度、经济、生态等全方位的嵌入和熔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于共同体建设的始终，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关键组成，对共同体发展的方向起着决定性作用。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强国建设中的效用，激发每个个体的发展活力，为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最强大的系统基石。

（作者系北京社会主义学院讲师、中国民族政策研究会理事 艾易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