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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履踏江源 良策兴高原
——全国政协常委刘同德探寻生态保护与富民发展共生之路

全国政协常委刘同德(右二)在刚察县调研乡村振兴。
青海省坐拥“中华水塔”、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核心区位,90%国土划入生态管控区域,守住绿水青山是刚性政治任务,可青海省内的县域如何破解“保护受限、发展受制、群众吃亏”的困局?带着这份时代考题,全国政协常委、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革青海省委会主委刘同德的脚步奔走在青海广袤高原之上,扎根一线摸实情、听民声、找症结,调研全省重点生态功能区,直面产业链条短、生态价值难变现、东西协作浅层化等一线真问题,结合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互助土族自治县、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三地鲜活产业实践,为高原生态县域高质量发展开出务实良方。
让高原守护者共享生态红利
经过多轮下沉基层走访、常态化一线民情调研,一组组客观详实的数据、一个个真切具体的民生场景,直观凸显出青海生态保护与地方经济发展之间的深层矛盾:青海全域面积达72万平方公里,近九成国土空间被纳入禁止开发、限制开发区域,生态红线占比超四成,严格的生态管控要求极大压缩了地方产业发展空间;作为长江、黄河、澜沧江发源地,全省三江流域出省断面水质常年稳定保持Ⅱ类及以上,水质优良率连续多年实现100%,每年为下游地区稳定输送900亿立方米清洁源头活水。
巨大的生态公共效益背后,是地方发展与民生增收的双重短板:青海县域财政自给率仅为11.7%,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七成。“青海人民默默守护‘三江源’中华水塔,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为国家生态安全作出巨大牺牲,作为高原生态守护者,理应分享生态保护带来的发展红利。”这是刘同德最真切、最深刻的调研心得。
如何打破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发展桎梏,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双向共赢?地处祁连山腹地的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交出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高原生态县域破局答卷。
刘同德告诉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该县率先完成全民所有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依托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摸清全域生态家底,创新推出多款生态金融产品,初步打通生态资产变现通道。”这次实地走访也让刘同德更加坚定,单一的财政补助远远不够,必须搭建纵向、横向、市场化三位一体的完整生态补偿体系,真正破解“保护者吃亏”的难题。
刘同德细细分析着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破局的“门道”:该县构建起涵盖森林、草原、湿地、河流的全要素动态监测体系,编制完成包含3大类、19个二级类、82个三级类、200余个四级类的生态产品目录清单,彻底算清了“生态家底账”。依托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成果,该县创新推动生态数据向信贷数据转化,让沉睡的资产变成流动的资本。同时,通过推出“生态贷”“活畜抵押贷”“异地借牧贷”等专属金融产品,累计为261户经营主体授信2934万元,投放金融贷款超36.4亿元,有效破解了生态产业融资难瓶颈。
立足青海兼具西部欠发达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区、高寒高原生态功能区三重属性,结合调研发现的共性难题,刘同德提出三项针对性政策建议:一是加大国家纵向生态转移支付扶持力度,补齐生态县域财政收支缺口,缓解地方生态管护、民生兜底双重财政压力;二是完善健全黄河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协调下游受益省份通过资金补偿、对口协作、产业转移、人才培训、共建园区、购买生态产品和服务等多种方式,反哺源头保护地区;三是支持青海开展草原碳汇、森林碳汇交易试点,允许青海县域将碳汇指标通过国家平台进行交易,构建全链条转化机制,彻底畅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价值转化路径。
让高原“劣势”变发展优势
互助土族自治县平均海拔2600米,年平均气温仅3.4摄氏度,曾被视为农业发展的“禁区”。刘同德告诉记者,这里昼夜温差可达15摄氏度以上,有效抑制了病虫害滋生,纯净的雪山融水灌溉与无工业污染的土壤,富含钾、钙等微量元素,构成了天然的“无菌车间”。
据了解,互助土族自治县依托得天独厚的冷凉气候与洁净环境,摒弃传统粮食作物种植的老路,转而深耕罗马生菜、羽衣甘蓝、宝塔花菜等适宜高原生长的特色品种,不仅规避了高温障碍,更利用长日照、大温差优势,造就了蔬菜“低纤维、高营养、零污染”的卓越品质,成功将曾经的“冷劣势”重塑为核心竞争力。
谈及互助土族自治县县域经济的实践经验,让刘同德禁不住夸赞的是,冷凉气候资源是青海特色优势资源,互助县找准定位、转化优势,让高原“冷资源”变成“热产业”。该县蔬菜种植实现了从房前屋后“小打小闹”、技术落后、品质不一的粗放种植,到依托冷凉蔬菜产业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华丽转身。如今,互助冷凉蔬菜已形成涵盖100余个品种的“家族谱系”,有直供港澳的高端精品,有传承百年的地方特色,有引进改良的稀有新品,实现了由“靠天吃饭”向“知天而作”的根本转变。
“产业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富民增收,所有产业布局都要围绕群众增收发力。”刘同德表示,一颗颗高原小菜苗,已然成长为助力群众增收的金色产业,互助冷凉蔬菜产业为高原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持久绿色动能。面向未来产业升级,他建议:一是支持青海示范园优化业态边界,着力培育光伏﹢生态农牧、生态文旅﹢高原康养、清洁能源﹢绿色算力三大高原特色新业态。对“板上发电、板下种草、板间养羊”的立体化产业模式,给予项目资金倾斜;二是加大高原冷链物流政策倾斜力度,提高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比例,重点扶持物流产业园搭建产地预冷、冷藏运输、终端配送一体化全链条冷链体系,补齐生鲜农产品外运流通短板;三是实施差异化国债扶持政策,放宽青海生态县域利用超长期特别国债更新改造设施农牧业项目申报门槛,灵活优化项目打捆申报、单体投资规模等硬性评审要求,适度提高国债资金补助比例,减轻地方财政配套压力。
让“飞地模式”持续赋能高原产业振兴
“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要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促进区域联动发展。这为进一步深化东西部协作明确了前进方向。
复盘多年东西部协作帮扶成效后,刘同德表示,在国家东西部协作体系框架下,江苏对口帮扶青海,10年来,江苏青海两地坚持高位推动、双向联动,不断创新协作模式,健全工作机制,协作层次、协作领域不断拓展深化,成果突出,成效显著。但实践中也存在制度设计有待完善、产业协作深度不足、刚性约束不强等问题与短板。
如何破解上述难题?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飞地经济”的成功探索,恰好为协作模式转型提供了最优答案。
谈及以前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刘同德这样描述,守着“高原之宝”却难换“真金白银”。
为什么这样说?刘同德进一步解释道,该县位于青藏高原腹地,平均海拔超3500米,拥有696.71万亩优质草场和11.85万头获国家有机认证的牦牛。然而,受限于高寒缺氧、交通不便及加工技术薄弱等客观条件,长期以来当地牦牛产业深陷“卖原料、附加值低”的困境,珍贵的牦牛皮、骨常被视作“边角料”低价处理甚至丢弃,非常可惜。如今的班玛县,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创新探索“牧区初加工﹢园区深加工﹢全国大市场”的“飞地经济”新模式。
在刘同德看来,班玛县的成功缘于:首先,针对牧区有资源无技术、有产品无市场的痛点,主动跳出县域看发展,将产业链后端延伸至省会西宁,构建起“资源在班玛、加工在西宁、市场在全国”的跨区域协作体系。这一模式有效破解了偏远县域人才引不进、企业留不住、物流成本高等瓶颈,实现了“飞出地”资源输出与“飞入地”要素集聚的优势互补。其次,针对传统牦牛皮胶加工中腥味重、营养流失等技术难题,政企研三方联动开展技术攻关,依托专利技术与科学精细化工艺,成功攻克关键壁垒,构建起特色鲜明的产品体系。曾经被牧民视为累赘、每张仅值几十元的牦牛皮,经过清洗、蒸煮、浓缩、定型等全自动化工序,蜕变为高纯度的牦牛阿胶、胶原蛋白肽等高附加值产品,一盒成品售价可达数百元,实现了从“论斤卖”到“论克卖”的质的飞跃。
“展望未来,还需继续深化东西部协作机制,让东西部协作与对口支援从‘单向帮扶’走向‘双向共赢’。”刘同德针对目前东西部协作存在问题提出建议:一是进一步完善“飞地”制度设计,健全完善协作省份双方的利益分享机制,在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税收分成、用地指标和碳排放指标核算等方面作出制度性安排,破除要素流动壁垒,大力发展“东部企业﹢西部资源”“东部市场﹢西部产品”“东部研发﹢西部制造”等多种协作方式,鼓励和引导东部企业在西部建立面向国内大市场的产业链协作,开展多层次、多类型的飞地合作,推动产业有序转移。二是突出产业合作重点,构建共建共享发展格局。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打破单向帮扶思维,推动协作模式向“共建园区、共育产业”转型,推动受援地与支援地产业深度融合、协同发展,切实解决西部产业园“有园无企、有企不活”的问题。三是推进市场化导向的消费帮扶。以市场为导向,推动对口帮扶协作地区国家级、省级产业化龙头企业结对共建,把短期应急式的采购帮扶转变为长期化品牌共建、常态化市场对接,推动西部特色产品稳定扎根东部市场,从而有效推动产业合作提质增效。(记者 李元丽)
编辑:位林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