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无私奉献的光辉一生，是矢志不渝追求革命真理、为党和人民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他深厚真挚的为民情怀、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廉洁奉公的政治本色，为我们诠释了共产党人正确政绩观的深刻内涵，树立了永远学习的光辉典范。

1961年春，周恩来在河北省武安县伯延公社调查农村食堂问题时，向当地的老农了解情况。

“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

无论是戎马倥偬的革命年代，还是日理万机的建设时期，周恩来都倾尽心血关注人民疾苦，为群众排忧解难，彻底地实践了他“活着要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的夙愿。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政务院的工作千头万绪，周恩来以忘我的状态投入到各项工作中。即便这样，他依然牵挂着人民的“小事”。1954年的一天下午，周恩来放下手中的工作，叫上秘书何谦和警卫员赵行杰，打算一起去乘坐公共汽车。原来，他听到有群众反映，北京市公共汽车拥挤很厉害，上下班要在路上浪费一两个小时。周恩来决定亲自去看一看。他轻装简从，没有向保卫部门打招呼，便径直来到了北京图书馆停靠站。

当时正是下班时间，车站人头攒动。周恩来静静地排在队伍后面，直到乘客们都上了车，自己才走上去。看到车上没有座位，他也没有声张，手握住吊环，站在了车厢中间。

途中，有乘客认出了周恩来，大家十分激动，都争先给总理让座。周恩来却摆了摆手，坚决不坐。一个乘客凑上前问：“总理，您那么忙，怎么还来坐公共汽车？”周恩来笑着回答说：“我也来体验一下你们的生活嘛。”接着，周恩来就和大家攀谈起来，关怀地问着家住哪里，上下班需要多长时间等等，细心地了解情况。下了公共汽车后，周恩来没有回去，而是又上了无轨电车，在寒冷的北京城转了大半圈，才结束这次实地走访。

回去后，周恩来很快将有关领导同志找来，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和制定了包括安全岛设置、行人道设置等具体措施。没过多久，困扰市民的乘车拥挤问题就得到了缓解。

1966年3月8日，一场地震突袭河北邢台。前一天持续忙碌到当日凌晨的周恩来，顾不得疲惫，立即向值班秘书赵茂峰了解情况。收到地震初步情况的报告后，周恩来紧急部署完救灾抢险工作，第二天下午就乘机抵达石家庄市，听取有关情况。随后又马不停蹄赶往地震中心——隆尧县。

深夜11点多的隆尧正狂风肆虐，余震不断，时有残垣断壁倒塌而下，危险随时可能袭来。此时，聚集在县委办公室的干部们，正被一场强烈的余震扰得心神不宁。

周恩来始终镇定自若，他冷静地观察着房屋状况，确定不会有倒塌风险后，就组织在场的干部沉住气，继续开会研究。做好妥善细致的安排后，仍放心不下的周恩来，10日下午就赶往受灾最严重的白家寨慰问受灾群众。一路上，他访老探少，嘘寒问暖。当看到有小孩子，他便抱在自己的怀里，关心地问吃过饭了没有，父母受伤了没有。看到在帐篷里的农民，他便关心地上前察看伤势，摸一摸被褥，看看是不是厚实、暖和。

为了鼓舞受灾群众的士气，空旷的场地中央，周恩来站在木箱子上，3月的北风依旧强劲，不忍群众受寒的他，坚决要求大家掉过头去，背风而站。而时已68岁的周恩来独自迎风而立，鼓励大家重建家园。他说：“这个困难一定能战胜。死了人当然难过，但是，不要低头。你们是毛泽东时代的农民，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团结就是力量。”

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周恩来赶到邢台灾区慰问受灾群众。

3月22日，邢台又遭遇了一场更为严重的地震，这次的震中在宁晋县。当时正忙于同越南劳动党代表团会谈的周恩来，虽没能第一时间赶赴灾区，但仍对救灾工作作出了周密而细致的部署。31日，周恩来第二次飞往灾区，走访受伤严重的社队。那几天，他一工作就是十几个小时，即使余震频发，也全然不顾。

自邢台地震发生后，周恩来十分重视地震预报工作。当时，被指定为负责人的李四光，被周恩来一心为民的精神所激励，坚持带病前往震区，他对医护人员说，“你们不要再拦我了。总理都冒着生命危险去了灾区，我是做这个工作的，怎么能贪生怕死呢？”在周恩来的亲自关怀下，我国的地震科学事业有了快速的发展。

1974年，已经年近八旬的周恩来癌症缠身，病情十分严重。据工作台历，这一年的1月至5月，周恩来抱病工作了139天，几乎每天都工作12小时以上。长期的超负荷工作使得他病情更为严重，不得不住院接受治疗，但他却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依旧全身心扑在工作上。

1975年3月至9月底的这段时间里，周恩来与各方面人士谈工作102次，会见外宾34次，离开医院开会7次，在医院召开会议3次，外出看人4次。有人问起：“你哪里来的这么充沛的精力去工作？”周恩来回答道：“一想到我们死去的那些烈士，我们亲密的战友们，就有使不完的劲，要加倍地努力工作，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也激励着我，使我无限振奋。我要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把我有生的余力和余热，更好地为人民多服一点务。”

要做实实在在的事，务实功，求实效

周恩来一生都在倡导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他教育广大党员干部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求实效”，力诫“浮泛与骄傲急躁的习气”。在实际工作中，他强调“一切问题都要到现场去实践”，不能“大概”“可能”“想当然”，并且始终坚持以上率下、身体力行，充分展现出共产党人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求实精神。

1953年元旦，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这一年将是我国进入大规模建设的第一年。为了确保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周恩来把握住一条原则，那就是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此前，他在一次会议上作报告时，就给出了方向：“在建设中，任何部门都不要只探求数目字”“单单探求数目字，那就会变成盲目，变成庞大，变成浪费”。然而，“大跃进”以来浮夸风盛行，国家对粮食产量的估计严重偏高，持续的高征购政策导致各地粮食供应出现了严重困难。那段时间里，周恩来经常向粮食部的同志详细了解有关情况：全国哪些地方最困难？那些困难省里，好的、比较好的、中等的和差的生产队各占多少等等。每一项数据周恩来都要亲自过问，遇到关键的地方，就在报表上作标记。当问到具体的细节，回答不上来时，周恩来就要求他们回去刨根究底弄清楚后，再向他汇报，绝对不允许出现模棱两可的情况。这样事无巨细的谈话，已经不下100次，而那些经周恩来手的粮食报表，也都密密麻麻地留下了他批改的痕迹。仅一张《1962年至1963年度粮食包产产量和征购的估算》表上，周恩来用红蓝铅笔作标记145处，调整和修改数字40处，在表格边上进行计算6处，批注数字70处，批注文字7处。

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严重困难，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周恩来要围绕国民经济的调整问题作重要报告。为了做好充分的准备，他多次组织经济部门的负责同志和起草稿件的同志召开座谈会，广泛听取意见。在起草报告的过程中，周恩来反复强调要实事求是，既要看到形势好转，又要把困难说够，既要鼓真劲，树立克服困难的信心，又要明确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和具体措施。经过多次讨论，在最后的定稿环节，周恩来又主持召开专门会议，将报告全文诵读一遍，组织大家再一段一段地讨论，一字一句地斟酌。这次会议从晚上8点开始，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天早上7点。大会召开期间，周恩来参加福建省的小组讨论会时，听到下边同志反映党内存在强迫命令、浮夸、讲假话等不良风气，给党的事业和党群干群关系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于是，2月3日，周恩来作了一次切中时弊的讲话，他援引唐太宗李世民纳谏的事迹，指出“唐代皇帝李世民，能听魏征的反对意见，‘兼听则明’，把唐朝搞得兴盛起来。他们是君臣关系，还能做到这样，我们是同志关系，就更应该能听真话了”，并鼓励大家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番话引起了与会同志的强烈反响，说到了每个人的心坎上。

为倡导调查研究的务实作风，周恩来总是身体力行，躬行实践。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其中一项议题是讨论治理长江的规划问题。主抓长江三峡工程的周恩来，深知这是千年大计，必须慎之又慎。为事先调查了解清楚，2月26日，周恩来乘机飞抵汉口，他不顾旅途劳顿，连夜乘坐“江峡号”客轮溯江而上，对三峡地区进行考察。当时正值严寒，途中下起了鹅毛大雪，但周恩来等人丝毫未受天气影响，大家在调研之余就围绕需不需要修建三峡大坝、能不能修建三峡大坝、这个工程是不是有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通过实地考察，加之连续的开会讨论，周恩来对制定长江流域规划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3月23日，周恩来在会上作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报告。经会议同意，后来形成并批准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

1961年5月3日，周恩来和邓颖超一起来到河北省武安县伯延公社调研食堂情况。坐在吉普车上的周恩来，时不时向车窗外望去，仔细观察沿途的情况。车子行驶到村口，周恩来和邓颖超便下了车，注意到路两旁光秃秃的杨树后，周恩来就立马转向陪同的人，问道：“杨树怎么这个样子？树叶怎么没有了呢？”旁边的武安县委书记急忙说：“叫羊吃了，羊吃了。”虽然这么说，但周恩来心里清楚，羊怎么会爬上树去啃叶子呢？树叶其实是被村里的人吃了，为了把公社的真实情况摸排清楚，周恩来走访了一户又一户家庭，还提出去食堂吃饭，亲身感受村民的生活状况。

之后，周恩来组织村里的干部、党员和社员召开座谈会。会上，周恩来细细地向社员们了解食堂供应、个人温饱、家庭困难等，为的就是反复核实，多方面了解情况。回到北京后，周恩来将调查了解到的情况作了详细的汇报。第二年9月，中央召开会议正式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文件，明确了停办公共食堂等原则。

1958年2月底至3月初，周恩来带队勘察长江三峡大坝坝址。这是他在湖北省南津关视察。

以身作则，艰苦朴素，绝不能搞特殊化

身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始终奉行艰苦朴素的原则，他从不享受特权，更不滥用职权。即使在处理亲属关系时，他依旧讲原则、严要求，不搞特殊、不谋私利，还制定了流传甚广的十条家规，为广大党员干部正确履职用权树立了光辉榜样。

建国初期，周恩来在中南海三让住房后，搬进了中南海西花厅，一住就是近30年。西花厅是清朝乾隆年间修建的老式平房，修建时因受时局影响，还未竣工就被迫停止，成了半截子工程。一走进西花厅，岁月的痕迹便扑面而来。裂缝漏风的窗扇、漆痕剥落的梁柱、苔痕斑驳的青砖地，环境可以说十分简陋。因为砖地潮湿，夙夜在公的周恩来患上了关节炎，时常疼痛难忍。当时，周恩来的亲属以及身边工作人员十分担心，多次提出建议修缮，但都被周恩来坚决拒绝了。他强调，不要忘了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的光荣传统。

后来，趁着周恩来外出学习的机会，有关同志出于对总理的关心，经报上级批准，对西花厅进行了简单的修缮。没想到，回京后见到此景的周恩来，少有地动了肝火，厉声问道：“这是怎么回事？谁叫你们修的？”说罢扭头就走，临时住在钓鱼台招待所。后经几位老同志劝解，他提出把屋内陈设全换回原来的，尽可能恢复原样，才回去住。他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按照他的要求，撤掉了新添置陈设后，他才回到西花厅。后来，为此事他主动在国务院会议上多次作自我批评，带动广大领导干部坚持勤俭节约，不要铺张浪费。

外出调研时，周恩来每每都是轻车简从，还严格要求地方政府不要搞迎送，不要前呼后拥。1956年5月，周恩来到山西太原进行考察。在他抵达之前，省里就接到有关通知，要求按照中央有关规定，只需要接待人员前去迎接，省领导不许前往。当时，省委再三研究，还是决定由第一书记和主管工业的书记池必卿一同前往。结果，一下飞机的周恩来看到等候的二人，立马就问：有没有接到电话通知？为什么不严格执行中央不许迎送的规定？后来，周恩来结束在太原的考察，打算离开时，省里取消了原定的常委都去送行的打算，还是由第一书记和池必卿两人去送。

不仅如此，周恩来每次在外用餐，都和大家吃一样的饭菜，餐费和粮票也总是当场付清，从不搞特殊化，并要求其他领导干部也这样做。有一次，他听说有的领导干部带着夫人和孩子到地方，所有的食宿费用都由地方开支时，非常生气。后来在一次会议上，他向各省来的代表嘱咐道：今后无论哪个领导到省里去，吃住行等所有开支，地方一概不要负担，都要给客人出具账单，由本人自付。这要形成一种制度。

1961年春节前夕，办公室里的周恩来神情严肃。原来，家乡淮安县委为了表达家乡人民的心意，就托人给周恩来捎了一些馓子、莲子、藕粉等特产，想请周恩来和邓颖超尝尝。看着眼前的土特产，周恩来立刻安排办公室工作人员，按照自己的意见写了一封信。信中指出：“你们对周总理和邓大姐的热爱和关怀，他们是知道的”“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还这样做是不好的”。随信寄出的，还有周恩来和邓颖超特意拿出的100元偿付款，并专门强调，剩余的针织品等东西，找机会再带回去还给他们。同时还寄了一份《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请当地认真学习研究，并严格执行。

周恩来交费收据。

其实，周恩来给淮安县委写信，早已不是第一次。1956年10月29日，周恩来因为婶母生病住院的问题写信，表达对亲属关怀的感激之情。同时，为了不让当地政府因为自己的事情而支付欠款，周恩来特意寄去200元，以用作治疗和后续相关费用。然而，时隔半年，婶母因病重不幸离世。周恩来为此再次写信给县委，除表达谢意之外，还强调了两点，一是对于婶母家的亲人陶华，周恩来和邓颖超将亲自照顾，“请当地政府对她勿再予照顾”，二是又寄去了25元，补齐了安葬婶母善后费用的垫款。

周恩来自己不收礼，也从不利用职权为亲属谋取任何私利。他的胞弟因患胃病不能坚持正常上班，被有关部门安排到内务部当参事。周恩来知道后，让有关方面给他弟弟按国家规定办理了因病提前退休的手续。为解决两地分居问题，有关方面把他的侄媳妇从外地调到北京，总理动员侄子侄媳带头响应党中央压缩城市人口的号召，使他们双双调回到县里。

1968年8月，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建，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来到内蒙古大草原插队。之后，她在一次征兵中报名参军入伍。深得伯父教诲的她，知道不能“搞特殊化”，所以在征兵报名时特意表达了“如果是后门兵，就不参加”的坚决态度。后来，顺利入伍的她到了北京，见到伯父周恩来。得知消息的周恩来怀疑是有人打了招呼，于是见到侄女的第一句话，就是问她能不能脱下军装回到内蒙古，并鼓励她当民兵也可以保卫祖国。于是，周秉建脱下了军装，继续返回内蒙古当牧民。

周恩来逝世的时候，周秉建接到了从北京来的电报，内容是“见报勿归”。原来，周恩来在生前特意嘱咐，自己去世后，希望他的亲属们继续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不要来京。如果一定要来，也务必要自己支付路费，不能政府开支，绝不能搞丝毫特殊。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周恩来一生夙兴夜寐、宵衣旰食，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奉献了全部心血，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彰显了崇高的为政风范。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