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他始终把自己看作普通劳动者、普通的共产党员、人民的勤务员，永葆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他认为不管是担负重要的领导职务，还是担负普通的工作，作为共产党员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为人民服务。

1961年4月1日至5月15日，刘少奇回到家乡湖南宁乡县和毗邻的长沙县农村调查研究，了解经济困难的真实情况和农民的要求。图为刘少奇同农民座谈。

为民立心，公仆本色践初心

刘少奇始终把自己看作普通劳动者、普通的共产党员、人民的勤务员，永葆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他认为不管是担负重要的领导职务，还是承担普通的工作，作为共产党员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为人民服务。

1959年4月，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据王光美回忆，选举当天刘少奇回到家里，工作人员和家人都跑出来迎接他，同他握手，表示祝贺。但他只是向大家点了点头，表情严肃，脸上没有一点儿笑容。按理，担任了一个伟大国家的元首，高兴一下，笑一笑总是应该的。但当时农村情况不好，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已开始发生困难，国际上反华喧嚣日益加剧，刘少奇心忧国计民生，身上担着千钧重担，也根本没有把国家主席看作高官。

1959年至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陷入困境，国家和人民遭受重大损失。为了了解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的原因，听取对中央实行的农村经济政策的意见和反映，扭转困难局面，积极响应毛泽东发出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刘少奇在1961年进行了为期44天的湖南农村调查。他采取过去老苏区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住所是原生产队养猪场的一间破旧空房，全部家当就是一张旧木架床、两张掉漆的方桌和4条长凳，窗户漏风用雨布遮着，没有电灯就用蜡烛照明。

同年7月中旬，他又前往黑龙江和内蒙古林区考察工作，一路跋山涉水、不辞辛苦。夏季的兴安岭，气候多变，时而细雨蒙蒙，时而大雨滂沱，即便晴天也像个蒸笼，蚊虫缠人。白天，他深入林场，看采伐、集材、归楞等生产操作，观察林场的更新情况，访问工人居民生活区；晚上，就在火车上召开工人、干部座谈会，听取汇报并与大家谈心。在历时一个多月的视察中，他踏遍大小兴安岭和牡丹江的几个林区，有时一天要走几十里山路，他换下的被汗水、雨露湿透的衣衫，上面还常常有斑斑血点。

1959年10月26日，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由于参加会议的都是各条战线上的劳动模范，人们又形象称之为“全国群英会”。在接见中，刘少奇径直走到一位身穿劳动服的工人面前，热情握住他的手亲切地问“你就是老时吧”！刘少奇口中的“老时”就是当时北京崇文区清洁队的掏粪工时传祥。他因家贫15岁逃荒到北京，受生活所迫成为一名掏粪工，一干就是20年。新中国成立后，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时传祥以“宁愿一人脏，换来万人净”的奉献精神努力工作，赢得了社会尊重。刘少奇同他亲切交谈：“你掏大粪是人民勤务员，我当国家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的不同，都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刘少奇关心他的工作、生活，过问他的学习，还当场从上衣口袋里摘下自己的“英雄”牌钢笔送给他，勉励他继续努力工作，同时要好好读书学文化，嘱咐他学成后用这支钢笔给自己写封信。

1959年年底，刘少奇收到了时传祥的来信。从此，一位国家主席和一个普通的掏粪工人结下了真挚而深厚的友谊。

刘少奇冒雨考察原始森林

1960年5月，刘少奇在湖北考察期间，乘坐一条中型客轮，考察了葛洲坝坝址后沿江而下。晚上，刚过宜昌，突然碰上难以预料的龙卷风，突如其来的风暴让人惊慌失措，顿时客轮剧烈地颠簸摇晃起来。在探照灯的光柱下，人们发现江面上居然有小木船在大浪中起伏，还有人落水，小木船上的人不停呼救叫喊，情况十分危急。客轮上的工作人员议论纷纷，有人认为要尽快救人，更多人却认为上级交给他们的重要任务是保证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安全，贸然救援一旦客轮偏离航道就会发生危险，后果不堪设想，只能迅速通知其他过往船只前来救人。

当时，刘少奇正在船舱内批阅文电，他了解这一情况后，当机立断地说：“就因为是国家主席坐的船，更应该首先抢救人民！”他命令客轮为小木船挡风，让客轮横在江心，截住木船，再用缆绳将木船牢牢系住。

船员们见刘少奇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深受触动，奋不顾身用链索把自己固定在船栏上，把落水者拉上了甲板。雨过风停，小木船安然无恙，获救的两名落水者激动地流下眼泪，不住地向客轮挥手致意。

实事求是，真抓实干显担当

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只是思想方法问题，也是党性强不强问题。刘少奇一贯强调“必须把树立实事求是的作风，作为加强党性的第一个标准”。这一点，在他的几次调查研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1955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决定由刘少奇负责八大工作报告（后改为政治报告）的起草。按照12月5日中央座谈会“八大中央的报告也要与各部门的工作结合起来”的设想，从12月7日直至次年3月9日3个多月时间里，刘少奇先后约请中央和国务院37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汇报座谈，内容包括工业、农业、商业、财政、交通运输、文教卫生、体育等各个方面。5月28日，刘少奇又分别听取新华通讯社、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负责人等的汇报。这几个月内，刘少奇除了出席外事活动和参加中央有关会议外，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件事情上。座谈会常常从白天一直开到次日凌晨，他详细了解各方面情况，记下了几万字的笔记。这次全方位的调查研究使起草八大报告有了坚实的基础。刘少奇所作的政治报告和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构成八大政治路线的主要内容。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出“八大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的评价。

1956年上半年，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在此社会大变革下，原有的矛盾基本得到解决，而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逐渐产生和突出出来，特别是出现一些群众闹事现象。1957年1月，毛泽东提出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在刘少奇思想上产生强烈共鸣。2月18日至4月14日，刘少奇约请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教育部等单位有关干部和身边工作人员组成调查组，南下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五省调研人民内部矛盾。

每到一处，他都不是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去处理问题，而是通过群众闹事中反映出来的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思考。他高度关注和详细了解农业合作社情况、分配问题、商业和市场问题、学生升学问题、学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问题、城市住房问题、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关系问题等，提出“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讲来基本上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因此，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能采取处理对抗性矛盾那样的办法。如果采用处理对抗性矛盾那样的办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那是在根本方针上面犯错误”，要求领导干部转变观念，对待人民内部矛盾应当采取说服教育的办法。

他还敏锐警觉到人民内部矛盾现在大量地表现在同领导者的矛盾上，注意到一些领导干部在生活待遇上搞特殊化、严重脱离群众的情况，严肃指出要防止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的产生，语重心长地告诫广大干部要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信任和依靠群众。这次调研及其思想成果对推动1957年全党和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围绕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展开的学习热潮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1961年4月至5月的湖南农村调查中，基层干部和群众都心存忧虑、有所顾忌，生怕“祸从口出”，听取情况征求意见时，有的回避问题只谈成绩，有的瞻前顾后吞吞吐吐，有的甚至干脆一言不发，很难听到真实反映。

为表诚意打消大家的顾虑，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在乡亲们面前摘下头上的兰布帽，露出满头银发，恭恭敬敬地向大家鞠躬。他公开诚恳地进行自我批评，说：“我将近40年没有回家乡了，很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的生活很苦。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对不起你们。”“这次回来，看到这里工作搞成这个样子，中央有责任，要向你们承认错误。”他不厌其烦动员干部群众，说：“请你们谈话的时候，解放思想，一点顾虑都不要，一点束缚都不要，愿意讲的话都讲，讲错了也不要紧，不戴帽子，不批评，不辩论。”

正是在他的耐心开导和真诚相待下，大家卸下思想包袱，竹筒倒豆子般纷纷诉说农村经济的困难，反映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刘少奇在全面客观了解农村情况后，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群众反映最为强烈的公共食堂问题进行了坚决及时纠正，指导和推动粮食、住房、山林、民主和法制等问题解决，受到群众热烈欢迎。

也正是基于深入基层调研获取的一手资料，在“七千人大会”上，他提出：“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

他根据调研情况提出的一系列切中时弊的意见建议，促进了中央对相关政策的调整。

襟怀坦荡，清正家风传后人

刘少奇向来公道正派、公私分明，他不仅以身作则、严于律己，时时处处为亲属子女树立榜样，还从思想、生活和社会实践等方面严格要求，通过言传身教，教育亲属子女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

刘少奇的二姐刘绍懿嫁入地主家庭。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实施减租退押政策，她的家庭受到影响，失去优渥条件。她原本认为弟弟当了大官，自己理应进城享福，结果不仅没有占到便宜，反而生活水平下降，还要每天劳动，自己养活自己。于是，她写信给刘少奇表达不满，提出希望被照顾的要求。

1950年5月2日，刘少奇回信，向她说明政策：“乡下现在要减租退押，也是对的。”“二五减租及三七五限租，是人民政府的法令要办的，你们必须老老实实照办。”引导她摒弃以往的剥削思想，并对她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批评教育：“你家过去主要是靠收租吃饭的，是别人养活你们的，所以你应该感谢那些送租给你们、养活你们的作田人。”“你知道乡下的贫农、雇农吃了多少年的苦，你现在吃这样几天苦，又算得什么呢？”“你们以后应该劳动，自己作田，否则，你们就没有饭吃。”

更为可贵的是，刘少奇不仅满含关切之情鼓励她自食其力，尽快适应新社会，而且明确向她表明了自己的荣辱观：“我当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你们在乡下种田吃饭，那就是我的光荣。如果我当了副主席，你们还在乡下收租吃饭，或者不劳而获，那才是我的耻辱。”刘少奇不徇私情的做法得到了二姐的理解，之后，她一直在家务农。

1959年4月，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的消息传到湖南，家乡人非常高兴，一段时间内，一些老乡、本家、亲戚，通过写信、托人、找上门等方式，想利用他的关系沾点光、得些好处，解决买东西、找工作、入党、提干、升学等问题，但都被刘少奇坚决拒绝。因此，有人发牢骚、不高兴，甚至背后说他“不近人情”。

当年国庆假期，又有亲戚千里迢迢来到北京，请求刘少奇帮助办事。了解到这些错误想法后，刘少奇感到有必要对他们进行深刻思想教育，彻底打消这种念头。于是他利用国庆假期，主持召开了一次特殊的家庭会议，会上，刘少奇说：“你们想请我这个国家主席帮忙改变自己目前的状况，甚至改变自己的前途。说实话，我要是硬着头皮给你们办这些事，不是办不成，可是不行呀！我是国家主席不假，但我首先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个人小家庭服务。我手中有点权是真的，但这权是党和人民给的，我只能用于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不要以为你是国家主席的亲戚就可以搞特殊……正因为你是国家主席的亲戚，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更应该艰苦朴素、谦虚谨慎，更应该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志气。”刘少奇这些真实诚恳、态度坚决又不失温暖的话，让亲友们深受触动和教育。

刘少奇对子女政治上的要求极为严格，1951年2月，刘少奇大女儿刘爱琴的党员预备期已满，中国人民大学班级支部将要讨论刘爱琴的转正问题。原以为，按照正常程序，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但却出了意外，学校收到了一封信，内容涉及刘爱琴入党有关问题，并提出刘爱琴还未达到共产党员的标准，希望党组织坚持标准、严格审查。

写这封信的，正是刘少奇。正因为对女儿十分了解，他对女儿身上的缺点和问题看得清楚，当支部征求意见时，他表示：“爱琴从苏联回国仅一年多，没有经过国内斗争环境的锻炼，没有经过风雨，政治上还很幼稚，生活上还不够艰苦朴素，我对女儿转正的态度很明确：‘严格要求’。”

之后，党支部大会上，同志们对刘爱琴的转正问题进行了严肃认真讨论，按照党章规定的标准反复衡量，最后取消了刘爱琴的预备党员资格。而刘爱琴也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认真检查思想上的问题和不足，不断改进，逐步在思想上成熟起来。她严格按照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还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主动支援边疆建设，学习、工作和生活各方面都有了较大进步，终于在15年后，加入党的行列。

刘少奇非常重视孩子们思想认识上的提高，1963年5月9日，他给女儿刘平平写信，祝贺她14岁生日，在信中他写道：“我们希望你在满十四岁以后，认真地考虑一下：你到底要做一个什么样的青年？”“我们希望你能决心做个进步的、革命的青年，具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具有雷锋式的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能够真正继续承担起革命前辈的革命事业。现在要学习认真、刻苦，热爱劳动，虚心学习别人的优点，关心集体，关心国内外大事，为了人民和集体，可以有所牺牲，并且注意锻炼身体。将来，党和人民需要你做什么，你就可以做好什么工作。”

他还常常告诫子女，个人利益、暂时利益是要照顾的，但在同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有矛盾时，就要把暂时的、个人的利益牺牲一些，有时就要吃点亏，这就叫有远见，有理想。刘少奇的长子刘允斌在苏联留学学业即将结束时，刘少奇希望他回国工作，特意写信对他说：“祖国和人民等待着你的归来。在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能无条件地牺牲个人的利益而服从党和国家的利益。”在父亲的教导下，刘允斌学成归来，投身于原子能科技研究事业，成为我国著名的原子能专家。

刘少奇身居高位、手握重权，但一生艰苦朴素，对自己要求苛刻，对群众爱得赤诚。他常说：“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党员，为了党，为了社会进化与人类解放，为了千百万劳苦大众的共同长远的利益而奋斗到底，直至终身，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是最值得。”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人民的利益，即是党的利益。”刘少奇在《论党》中写下的这句话，成为他一生信守的原则，至死不渝。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