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把人民利益置于最高位置，坚决摒弃虚浮之风，用实干实绩诠释政绩真谛，为后人立起了精神标杆。一个个年代、一桩桩轶事、一次次阐述，藏着一位伟人有关“政绩观之问”的质朴而滚烫的答案。这答案已写进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长卷之中，这答案已写进山河大地、融入民族的血脉基因。

1959年，毛泽东在韶山一农户家里。

人民利益是政绩的根本标尺

1944年的延安，黄土坡上的一孔窑洞里，简陋的油灯下，美联社记者斯坦因问毛泽东：“你们办事，是谁给的权力？”

毛泽东的回答斩钉截铁：“人民给的！”他进一步解释，这权力并非来自法理条文或枪杆子强制，而是“靠人民的信任，靠当前在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各政府之下的八千六百万人民的信任”。

这段对话并未随记者团的离去而终结。1945年，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起这段话，并将“权力来源”升华为了“政治委托”理论：“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

在毛泽东的政治词典里，“政绩”从来不是冰冷的数字或显赫的工程，而是“为了谁”这一根本立场的试金石。1945年，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由他主导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仅是对24年革命经验的总结，更是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政绩观立下的一块界碑。毛泽东在谈及这份决议时，斩钉截铁地指出：“正确和错误的标准自然是马克思主义，但人民利益同样是标准。”这一论断，从根本上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的问题。

我们把目光转回到1933年4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从江西瑞金叶坪迁驻沙洲坝，毛泽东也住进村中。村里流传着令人心酸的民谣：“有女莫嫁沙洲坝，天旱无水洗头帕。”乡亲们世世代代喝的是村口池塘里的“万人脏”——洗衣、洗菜、饮牛乃至涮马桶都在同一塘水中，浑浊不堪，极易致病。

“必须在村里打一口井！”毛泽东的提议遭到了村中几位老人的强烈反对。当地迷信风水，传说沙洲坝是“旱龙”的地盘，动土挖井会断了龙脉，招致灾祸。面对村民的恐惧，毛泽东没有强行命令，而是幽默地开解道：“老人家莫怕，挖井是为了大伙有干净水喝。真要是有旱龙爷怪罪，就让他来找我毛泽东，我个子高，我顶着！”这句风趣又充满担当的话，打破了僵局，引得哄堂大笑，疑虑也随之烟消云散。

说干就干。1933年9月，毛泽东亲自选定井位，第二天一早便挽起袖子、卷起裤腿，带头破土。战士们和村民见状，纷纷扛起锄头加入。工地上一时间热火朝天，毛泽东一边劳动，一边与乡亲们拉家常，毫无架子。

然而，第一口井挖出后，水虽多但带有土腥味，村民不愿喝。毛泽东没有气馁，他仔细查找原因，发现是井底未做过滤且离坟场太近。他立刻拍板：“重打一口！”在池塘另一侧的新井位，他不仅亲自指挥，更做起了“技术指导”——让人准备木炭和沙石。当挖到五六米深、清泉涌出时，毛泽东亲自下到井底，一层木炭、一层沙石地铺设滤层。这一细节，在场的群众无不深受感动。

新井的水清澈甘甜，彻底结束了沙洲坝人喝脏塘水的历史。1934年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反动派曾多次企图填埋这口井，以断绝人民的念想。但沙洲坝群众冒着风险，与敌人展开了“填与挖”的拉锯战，硬是用生命护住了这口井。

1950年，乡亲们修缮水井，正式命名为“红井”，并在旁边立起石碑，刻上那句家喻户晓的话：“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如今，这口直径约0.85米、深约5米的红井，已经成了瑞金红色旅游的地标。

再把目光转到1944年9月5日，陕北安塞山中。绵绵秋雨中，一座炭窑轰然塌陷，将年仅29岁的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永远埋在这片土地上。

消息传回延安杨家岭，毛泽东放下手中的笔，沉默良久，然后对前来汇报的警卫队队长古远兴作出3条指示：“一、要把张思德同志遗体挖出来，洗干净，换上新衣服；二、搞一口好棺材，运回延安；三、要开个追悼会，我要去讲话。”

9月8日下午，延安枣园操场上，土台上方悬挂着挽幛：“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这是毛泽东亲笔书写的。台下，千余名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部队战士和群众肃立。毛泽东臂戴黑纱，亲手将题有“永垂不朽”的花圈敬献于张思德遗像前，现场一片肃穆。

没有讲稿，毛泽东在临时搭起的土台前，发表了一段即兴演讲：“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毛泽东接着引用了司马迁的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讲话结束后，毛泽东嘱咐秘书将演讲整理成文《为人民服务》，随后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

一篇因追悼普通士兵而生的演讲，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经典宣言。它回答了一个根本问题：为谁创造政绩？答案清晰而坚定——为人民的利益。

实事求是是检验政绩的试金石

走进中央党校，一眼就能看到一块醒目的石碑，上面刻着“实事求是”4个大字。这不仅是校训，更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为党立下的规矩。当时他兼任校长，为了把干部从“死读书”的教条主义中拉出来，特意题写了“深入群众，不尚空谈”8个字，要求学员必须把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解决真问题，不搞空对空的理论游戏。

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正值湖南乡间年关，毛泽东顶着“糟得很”的舆论压力，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开始了为期32天的实地考察。他深入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农村，行程700余公里，不仅“走马观花”，更在祠堂、庙宇和农舍里“下马看花”，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干部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讲打土豪、办夜校、破迷信的实情。

在醴陵先农坛的阁楼上，毛泽东连续几晚点着马灯听取汇报；在衡山白果乡，他专门走访祠堂，肯定妇女打破族权“坐席吃酒”的革命行动。这些脚沾泥土的一手见闻，让他得出了与汉口、长沙绅士圈截然相反的结论。回到武昌后，他依据实地核验的数据——农会会员约200万、农村贫农占70%（其中赤贫占20%，次贫占50%），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精准刻画了农村的阶级图谱，有力论证了“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的论断，为党制定土地革命政策提供了坚实的实证基础。

1942年3月，毛泽东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手迹。

1930年5月，红四军进驻赣南寻乌。在短暂的休整间隙，毛泽东没有坐在机关里听汇报，而是带着两个当时最棘手的难题——“中国的富农问题”和“城镇商业状况”，一头扎进了这座三省交界的小城。这一扎，就是20多天。

毛泽东请来了杂货店老板、破产商会会长、苏维埃干部等各色人物，一谈就是十几天。他不仅听，更亲自跑到盐店、杂货铺、圩场，去问米价、看布匹、算细账，和农民、商人同吃同住。他甚至把一家杂货店经营的131种“洋货”名称、进货渠道、利润空间都摸得一清二楚。这种“解剖麻雀”式的笨功夫，让他第一次真正读懂了小城市复杂的商业内幕和阶级关系。他常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把调研视为决策的唯一基础，坚决反对坐在办公室里“瞎指挥”。

这些看似琐碎的柴米油盐数据，最终成了苏区政策坚实的基石。基于这次调查，毛泽东彻底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区别，否定了“一刀切”的激进做法，制定了“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原则，并明确要保护中小商人的正当利益。这些政策精准击中了群众的实际痛点，让广大贫苦农民和城市贫民真正分到了实惠，巩固了革命根据地。

寻乌调查的实践，直接催生了《反对本本主义》这一光辉著作。毛泽东在文中提出了那句著名的论断：“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他痛斥那些“成天闭着眼睛瞎说”的教条主义者，强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

1941年，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这不仅是整风运动的序曲，更是一次对全党思维方式的“硬核”重塑。他尖锐地批判了那种“闭塞眼睛捉麻雀”式的主观主义，强调要在我们全党形成实事求是的态度。

很多时候，党性的缺失并非源于立场动摇，而是败给了“想当然”的工作惯性。1941年8月，毛泽东在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时，将问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

到了1945年的中共七大，毛泽东的口头政治报告将这一理念推向了极致。他提出了著名的“三不”原则——不偷、不装、不吹，要求全党建立一种“实报实销”的老实文化。他特别反感战报中的“注水”现象，为此甚至提议发一道通令：“各地打仗缴枪，缴一支讲一支，不报虚数。”在他看来，懂得一寸就讲一寸，这种对事实的绝对敬畏，才是共产党人最硬的底气。这种“有一说一”的作风，不仅关乎战果统计的准确性，更关乎党在人民心中的信用基石。

政绩不是上级封出来的，也不是报表填出来的，而是群众投票投出来的。

1956年，毛泽东视察南京无线电厂。

清正廉洁是政绩的政治底色

在毛泽东看来，“廉”与“绩”从来不是割裂的选项，而是必须熔于一炉的政治底色。

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部向井冈山转移。当时部队成分复杂，纪律涣散。行至江西遂川荆竹山时，正值秋收季节，有些饥渴难耐的战士顺手就挖了老乡地里的红薯充饥。

这在战时或许只是小事，但毛泽东却看到了隐患：一支侵犯群众利益的军队，永远得不到真心拥护。在部队上山前的动员会上，他站在“雷打石”前，宣布了三条铁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

这“三大纪律”的起点，低得让人动容——它没有高喊口号，而是直白地告诉战士：连群众的一个红薯都不能拿。到了1928年初，部队在遂川县城过旧历年，又暴露了新问题：有的战士借了老乡的门板睡觉，第二天不主动归还；有的说话粗鲁，甚至没收小商贩的货物。针对这些细节，毛泽东又补充了“六项注意”，其中特别强调“上门板”“捆铺草”。

“上门板”与“还门板”虽只一字之差，用意却深了一层。因为战士们归还时常常张冠李戴，把新门板还到旧门框上。改成“上门板”，就是要求战士不仅要还，还要帮老乡把门板安装好，恢复原状。这种近乎“洁癖”的纪律，让老百姓第一次发现，这支队伍是“自己人”。

后来，随着部队转战赣南、闽西，纪律条目又根据实际情况演变为“八项注意”，增加了“洗澡避女人”“不搜俘虏腰包”等细节。这些琐碎的“规矩”，最终汇聚成人民军队的钢铁纪律，也成了政权公信力的基石。

如果说纪律是对外的承诺，那么节俭就是对内的硬约束。1932年前后，中央苏区面临国民党严酷的经济封锁，财政极度困难。2月，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布通令，号召开展“节俭经济运动”，明确提出：“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

这场运动并非简单的口号，而是有具体的“铁腕”措施。一是抠细节：机关办公提倡“人走灯熄”，文件起草尽量用废纸反面，连信封都要用毛边纸自制。中央政府甚至规定，不急用的经费不用，能省的开支尽量省。二是严惩处：对于贪污浪费，苏区法律惩处极为严厉。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其中明确规定：“贪污公款在五百元以上者，处以死刑。”

1932年，瑞金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利用职权贪污公款、杀害军医、贩卖人口。尽管谢步升背景复杂、查处阻力巨大，毛泽东仍力排众议，坚决支持公审判决。谢步升的伏法，打响了苏维埃政权反腐的第一枪，向苏区军民昭示：在这面红旗下，没有“刑不上大夫”的特权。

毛泽东本人更是带头过“紧日子”。窑洞里的灯火，是延安动人的风景。毛泽东撰写《论持久战》时，曾连续七天七夜几乎未眠，油灯耗尽便病倒，但他心里装的却是“省油”二字——思考时把灯芯拧小，写稿时才拧亮。这微弱的火苗，不仅照亮了中国的未来，也照出了领袖的克己，照亮为官从政的作风。

生活上，他更是“抠门”到了极致。按规定，中央领导每月伙食费仅二元九角，他严格遵守，甚至将公家发放的新棉衣一再退回，穿着打补丁的旧衣过冬。卫士们心疼他，用打到的银狐皮做了件大衣，他却笑着说：“把这‘宝贝’出口到国统区，给部队换点紧缺物资吧。”在他心中，少领一件棉衣，前方就多一颗子弹；领袖的体面，远不如战士的温饱重要。

面对封锁，毛泽东没有坐在窑洞里发号施令，而是扛起锄头，在杨家岭亲手开荒种菜。这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精神，点燃了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的热潮。

政绩的厚重，往往不在宏大的叙事，而在领袖与人民同甘共苦的细节中。1940年，爱国华侨陈嘉庚回国慰劳，蒋介石在重庆设800银圆的豪宴款待，意在争取海外支持。然而，这种奢靡做派反而让陈嘉庚深感“与抗战时局不适”。

他辗转来到延安，毛泽东在窑洞前请他吃饭。桌上仅有一盆毛泽东自己种的青菜、一碗邻居大娘听说有客送来的鸡汤，外加一碟咸菜，总计花费不过一元五角。这顿粗茶淡饭与重庆的玉盘珍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陈嘉庚由此洞察了国共两党的本质差异，发出了“得天下者，共产党也”的感慨，看到了“兴国之光”。

这顿饭，吃出的不仅是统战效果，更是“延安精神”的具象化。

1942年春，延安。文艺研究室主任欧阳山与妻子草明收到一封不同寻常的信——毛泽东邀他们“惠临一叙”。在杨家岭的窑洞里，毛泽东与这对夫妇促膝长谈。当草明提及文艺界存在宗派主义、不够团结时，毛泽东神情专注，立即指出：“这是个原则问题。”他深入剖析，认为宗派主义是“扩大的个人主义”，并坚定地说，唯有走进工农兵、学习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解决。几天后，毛泽东再次来信，郑重委托他们“收集反面的意见”。欧阳山和草明深感责任重大，立即在研究室翻查书籍杂志，悉心整理不同观点，将各种“反面”材料仔细标注，一一呈送毛泽东。

几乎同时，性格刚直的作家萧军，也成了毛泽东重点关注的对象。萧军原想远行采风，避开可能发生的争论，但毛泽东却再三挽留。从4月上旬到下旬，毛泽东多次去信，甚至说“我派马来接你”，恳切希望他留下参与讨论。被诚意打动的萧军最终留了下来。在与毛泽东的深夜长谈中，两人推心置腹，毛泽东许多关于文艺革命的想法，在这样坦诚的交流中逐渐清晰、升华。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主动邀请了何其芳、周立波等鲁艺教师前来交谈，耐心倾听文艺界的各种声音与困惑。他仿佛一位细致的“听诊者”，不回避任何争议，尤其珍视那些不同的甚至对立的看法。因为他深知，真正的方向，只有在充分倾听、反复思辨中才能找到。

正是经过这样广泛而深入的调研，尤其是对“反面意见”的虚心搜集与思考，毛泽东对文艺界的根本问题已然成竹在胸。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会上，毛泽东那句“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如灯塔般照亮了前路。这一历史性结论的背后，正是那个春天里，一位领袖对“异见”的真诚尊重、对沟通的极度耐心，以及对文艺工作者们饱含温度的引领与期待。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这段“倾听异见”的往事，为“政绩为谁而树”写下了生动的注脚。

前行不忘来时路，初心不改梦归处。以民为尺，唯实为基，清廉为底，这是毛泽东的政绩观密码。

（作者系毛泽东著作版本研究会副会长兼高级研究员、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员、武汉东湖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