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简介： 文少卿，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发展与智能治理综合实验室副主任（教育部）、中欧人才（国家自然基金委）、兰台青年学者（中国历史研究院）、上海市东方英才（青年）。主要研究领域：分子考古、AI考古等。在国内外期刊发表研究成果100余篇，著有《铮铮铁骨：科技考古视野下的吕梁英烈》。曾参加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节目《大地的号角》、清明节特别节目《你们的样子》等。

文少卿给学生作讲座

《铮铮铁骨：科技考古视野下的吕梁英烈》文少卿 著

愿以此身长报国——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专题展 来源：中共一大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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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一代代革命先烈秉承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赴汤蹈火、矢志不渝，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他们的故事藏于山河大地，他们的精神镌刻于岁月长河，却也因时光流逝，诸多无名英烈尘封于历史深处，静待被看见、被铭记、被传颂。分子考古学突破传统考古研究边界，为英烈寻亲，赓续红色血脉。考古工作者以匠心守初心、以科技敬忠魂，让无名英雄有名、让红色记忆永续。本期讲坛邀请文少卿副教授讲述考古时所感受到的英烈故事，传递英雄精神。

分子考古学的重要作用

考古学，这门致力于理解和重建人类过去的学科，其自身的发展史便是一部方法论不断革新的历史。

分子考古学是考古学与遗传学等学科交叉融合的前沿领域，标志着现代考古学上一次重要的技术进步，被誉为是继“碳十四”测年法之后的考古学第二次革命，为考古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广义上，分子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涵盖了所有古代分子，如古DNA、古RNA、古蛋白质、古脂肪酸以及非生命物质中的化学分子；狭义上，通常指的是古DNA。分子考古学正是从古DNA的研究兴起的。

在时间的长河中，基因的微观信息与宏大的历史叙事相交织，重塑了我们对人类起源、社会结构、文化传播以及环境适应的认知。

分子考古学最重要的研究之一就是揭示人类的起源和演化历史。通过对古DNA的分析，科学家能够追溯人类的基因来源，揭示人类不同种群的迁徙路径。例如，通过分析古代人类和现存人群的DNA，科学家能够识别出不同人群的祖先关系，推测古代人类如何从非洲向世界各地扩散的过程。此外，古DNA技术还揭示了“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这些已经灭绝的早期智人对现代人类基因池的贡献，极大丰富了我们对人类进化过程的理解。

分子考古学通过对古DNA的分析揭示了文化、技术和人群迁移之间的复杂关系，揭示技术、文化和基因是如何通过人群迁移、混合或思想交流得以传播的。通过对古DNA的研究，我们能够探究这些文化现象是由人群传播，还是技术传播所导致。例如，我们课题组对新疆石城子遗址的研究表明，汉代戍边屯田人群在与当地游牧文化互动中，形成了适应性强的多样化农业模式。基因组分析显示，这里的中原农业人群（汉朝屯田戍卒）与阿尔泰游牧人群共享墓地空间，表明他们在文化认同上有深层次的交融。

通过分子考古学，研究者还能解析古代人类的生业模式及其环境适应策略。例如，复旦科技考古研究院团队对新疆石城子遗址的植物考古研究显示，汉代戍卒主要种植青稞、小麦、黍和粟，同时发展高效的牧业，以应对天山北麓寒冷的气候条件。对动物骨骼的分析显示，该地区牲畜利用度高，羊、牛、马不仅是食物来源，更被用作畜力以增强军事后勤保障能力。这些研究帮助重建了古代人类如何通过农业和畜牧业实现生存与繁衍的细节。

分子考古学还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的组织结构。通过对古代人类DNA的分析，研究人员可以推测古代社会中的家族和群体关系，揭示古代社会的社会等级等信息。此外，古DNA也能揭示古代人类疾病的突变谱，如是否存在与现代人类不同的基因变异，这些变异可能与古代的环境适应、疾病抗性等有关。

因此，分子考古学在古代疾病研究领域的应用也十分重要。例如，通过分析古代人类的DNA和病原体遗传信息，研究者能够追溯古代瘟疫的传播历史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我们课题组研究河西走廊和蒙古帝国扩张期间人群混合的遗传数据，揭示了与人群迁徙相关的疾病传播模式，为现代疾病的溯源提供了启发。这些发现不仅扩展了我们对古代人类社会健康状况的理解，还帮助解答了人类如何应对疫情和环境挑战。

分子考古是解析中华民族源与流的重要支撑，是重构人地互动古今时空框架的突破口。正确认识分子考古的理论价值及应用潜力，可为中华文明探源提供科学依据，拓展认知、丰富细节。通过对人骨DNA的分析，考古学的范式正经历从“透物见史”到“以人叙史”的考古学范式革命的根本性转变，深化了我们对古代人类历史的理解。

法医考古学带来的心灵震撼

当前，分子考古研究至少在灭绝动植物、人类起源、人群历史和病原菌演化等四大方面对诸多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目前，我们正积极推动一系列的学科交叉融合，如法医考古学。烈士寻亲便是法医考古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2015年5月，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烈士寻亲这项意义重大的课题。当时，西北大学人骨考古学者的一条朋友圈吸引了我的注意：“首批中国远征军将士（缅甸密支那战役）DNA鉴定失败，委托机构建议送往英美寻求权威技术支持。”我心中五味杂陈。在生物学领域，中国当时的技术水平，也已经足以完成这项鉴定工作，不应假手于人。后来，经过积极沟通，我们课题组最终接下了缅甸密支那地区出土的27具中国远征军遗骸的鉴定任务。

我和团队大概花了三个月的时间，优化方法，克服样本高度降解和金属离子污染等难题，最终实现了27例样本的DNA鉴定。通过对遗骸Y染色体遗传类型的鉴定，结合单倍型共享分析，推测了其可能的地理来源主要是西南地区（如云贵川），为几十年来一直在寻找亲人的家庭带去了希望。

随后，2015—2018年间，课题组依据考古发掘的标准方法，共计收集了8个遗址572位烈士遗骸，涉及滇西保卫战、长沙会战、平遥遭遇战、高台战斗、淮海战役等。

在一次又一次的鉴定中，我们提供的鉴定结果，或为部分烈士找到名字、复原他们生前样貌，或为一些有名或无名英雄一生的完整拼图拼上了最后一块。我想这就是我们做这份鉴定工作最大的意义——不仅还原了英雄的人生，慰藉他们的亲人，告慰他们在天之灵，更是为生活在当下的我们还原了一些不能被遗忘的历史片段，提醒大家今朝盛世享太平，勿忘先烈血染衫。

正因如此，我们也开始积极推动法医考古学这一门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它是法医学技术与考古学理论的深度融合，我们依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开始了国家英烈DNA数据库的建设，平台分为样本信息采集平台、英烈DNA测试平台、英烈DNA分析平台和英烈DNA比对平台。国家英烈DNA数据库，涵盖疑似烈士遗骸DNA数据库（包含1600例样本）和疑似烈士亲属DNA数据库（样本数量不足300例）。寻亲家属可以批量上传或者手工录入自己的数据，一旦和烈士遗骸DNA比对成功，就会呈现该烈士的全部背景信息。由于牺牲烈士大多较为年轻，且多数没有后代，导致后人寻亲意愿不高，进而使得疑似烈士亲属DNA数据库的数据非常匮乏。

2019年4月12日，烈士邹开胜在牺牲74年后，终于从无名烈士墓中搬离，回归故里。那是1945年，抗日战争末期的山西平遥，一位年轻的八路军战士邹开胜在与侵略者的战斗中不幸牺牲。由于当时局势尚未稳定，烈士遗骸只能暂时安葬于当地的丰盛村后山。2014年，热衷研究八路军历史的王京利联络当地民政部门，通过翻阅史料将丰盛村后山无名墓地主人的范围缩小到两个人——33岁牺牲的廖钢绍烈士或29岁牺牲的邹开胜烈士。

基于国家英烈DNA数据库，烈士遗骸样本与邹开胜家族中一位男性后代的Y染色体数据成功比对。团队又进一步根据邹开胜女儿的常染色体数据，最终确定了他们的父女关系，成功为邹开胜烈士找到了亲人。

每每想起他的故事和鉴定的过程，也常常让我久久不能平静。也正是从这时起，我发现，自己所做的可能并非只是一项简单的遗骸DNA鉴定。一小块遗骸浓缩的，可能就是一位无名战士光荣的一生、一个家庭期待已久的团聚、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一份战争年代矢志不渝的信仰。

而在这个阶段，我的角色更接近法医。我会为比对成功而高兴，也会为比对失败而遗憾，但更多的是法医考古学带来的心灵震撼让我始终心存敬畏、心怀敬意。

巍巍太行，英雄吕梁

2023年1月，应山西省吕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邀请，我们对方山县南山革命烈士展开系统发掘和分子考古鉴定。

3月，我带领一支由5名青年教师及11名学生组成的考古队来到吕梁。一曲《在太行山上》，仿佛能听到太行军民奋勇杀敌的怒吼；一部《吕梁英雄传》仿佛能看到吕梁儿女浴血奋战的身影。《吕梁英雄传》是我小时候翻看过很多遍的书，书中吕梁民兵抗日的故事让我记忆深刻。现在有机会能为吕梁英烈们做一些工作，我感到十分荣幸。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参观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他动情地说：“革命战争年代，吕梁儿女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伟大的吕梁精神。”我想近距离感受一下吕梁精神。

南村革命烈士墓地，有着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抗日战争爆发后，宋庆龄、廖承志等于1938年6月创建保卫中国同盟，争取获得更多国内外支持。截至1946年，“保盟”为八路军、新四军援建了8个国际和平医院、42所分院、11800张床位、20个流动医疗站，组成了国际和平医院网络，为支援敌后抗战和抗日战争最终取得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方山解放后，晋绥第六国际和平医院下辖的第七分院转移到方山县，院部和住院部设置在南村，南村烈士墓地中安葬的应为第七分院中因抢救无效牺牲的战士。

2019年10月，祖籍山西省忻州市保德县崔家湾村的崔玉岐，根据晋绥野战军独立第二旅新兵营负责人王公太所写信件和晋绥边区发放的烈士证明，从内蒙古到方山县峪口镇南村寻找其三叔崔海治烈士墓。由于年代久远，崔海治烈士墓已难寻踪迹。崔玉岐向吕梁市市长写信反映，希望找到崔海治烈士的遗骸。市长收到来信，立即批示吕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进行落实，让烈士魂有所归。相关部门通过查阅史料、走访村民，发现方山县峪口镇南村一块占地面积约3—4亩的坪垣上，埋葬着国际和平医院第七分院多名因抢救无效牺牲的烈士。崔海治烈士极有可能埋葬在该公共墓地中。

经过充分调研论证后，吕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决定邀请我们团队制定具体方案，对南村烈士墓地进行发掘研究和迁葬保护。不仅希望通过DNA鉴定和颅面复原获取烈士的身份和形象，让无名烈士变有名；更希望通过体质鉴定和同位素分析，复现吕梁烈士不怕牺牲、艰苦卓绝的革命精神，解码我党、我军在艰难困苦情况下，依然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成功密码。

3月的南村，烈士墓地旁的三棵旱柳已冒出一树新芽，考古队旗迎风招展，50个深深浅浅的墓坑在阳光下静默无声。3月12日开始到21日结束。团队克服了寒冷、沙尘暴等极端天气，8天，49具烈士遗骨全部重见天日，一同出土的还有包括铜纽扣、陶瓷帽徽、铜徽、子弹、步枪弹、玉印章、搪瓷碗、塑料牙刷、皮带及带扣等在内的90余件器物。

除了发掘，大家中午清洗烈士遗骨，晚上做体质鉴定和采样拍照，回到宾馆后，晚上11点前还要完成每日的考古发掘日记。比如本科生田铮写下的一段话，“在考古发掘过程中，每一个探方映入眼帘的除了白骨，还有在岁月流逝中得以留下的烈士们的遗物，也正是这些宝贵的遗物，才能让我们在多年以后，依然可以探知到他们的气息，感受到他们作为每一条生命独特的生活与存在：是几枚纽扣沉默地躺在白骨之上，那里曾经隔着炙热的皮肤与粗糙的布料；是铁勺、碗甚至塑料牙刷，那天或许有人贪吃了一口；是伴随着他一同倒下的烟斗与印章，在多年后他的家人再次认出了它与他；是散落在土里的徽章，风沙肆起但是它依然和当年一样坚定；是无声的埋在土里的子弹，却仿佛听到了漫天炮火的震耳欲聋……它们穿越时空，带着他们的血泪，带着他们的生活，带着他们的信仰，带着他们的荣光，终于，来到了我们面前。”

4月份开始，便是实验室研究工作部分。记得有一位烈士墓坑，出土了一个写着“王志荣”名字的印章，他是整个墓坑里唯一有身份信息的烈士，墓坑里还有一个玉的烟斗和一些生活用品。我们对他做了个体生活史研究，数据表明，其青幼年阶段的生活状况较好，肉食蛋奶制品摄入较多，但在成年以后碳氮同位素值与其他士兵的基本一致。这些数据复现了一位富家子弟为了心中的信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最后壮烈牺牲的场景。

通过鉴定还发现，烈士遗骸普遍存在眶上筛状病变特征，这是由于长期营养不良造成的。更让人吃惊的是，我们在30岁以下青年烈士群体中发现广泛存在的退行性骨关节病变，这种通常见于老年人群的骨骼改变，直接印证了在持续营养匮乏状态下，高强度运动战与战术穿插对关节结构造成的不可逆损伤。

经鉴定，吕梁方山县南村烈士墓地出土的遗骸皆为男性，死亡高峰期集中在青年期（15—23岁），占73.47%，其中许多为未成年人，骨骺线尚未愈合。壮年期（24—35岁）个体占16.33%，中年期（36—55岁）个体则很少。方山县南村烈士平均预期寿命仅为20.5岁，最小的不到14岁。

在挖掘和鉴定工作中，我们常边抹眼泪边工作，一幕幕令人震撼的英雄图景在我们眼前展开：遗骸上有大量与战争相关的创伤，涉及部位包括髋骨、骶骨、肋骨、肢骨以及肩胛骨等。例如，有的烈士骸骨上，在其骶骨和髋骨上共发现4个弹孔，有的在其右侧肩胛骨上也发现有2个弹孔，弹孔周围分布大量碎骨，并造成肩胛骨骨裂，说明这些烈士身中数弹、非常惨烈。分析显示，所有弹道痕迹均为正面入射，这一关键证据生动还原了烈士们当年迎着枪林弹雨奋勇冲锋的壮烈场景。

在医疗方面，有些个体体内的子弹未被取出，表明他们可能在中弹后不久就牺牲了。部分遗骸上发现有铁渣，铁渣嵌在足骨和肋骨内，周围有愈合痕迹，显示个体在受伤后仍存活了一段时间，但铁渣未被取出，可能是因为战争的紧迫性或医疗资源的匮乏。骨骼上除了损伤迹象，还保留了治疗痕迹。例如，一个烈士的胫骨上有4个圆形穿孔，可能用于固定断裂的肢骨。我们还发现5例截肢个体，截肢部位光滑，未见愈合痕迹，表明他们是在负伤接受战地手术后不久壮烈牺牲的。此外，多具遗骸下肢骨存在严重感染病灶，病理特征表明烈士们在生命最后时刻承受着巨大的生理痛苦。在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医疗资源极度匮乏，截肢手术往往成为挽救生命的最后选择。分子病理学证据显示，烈士们不仅承受了手术本身的剧痛，更面临着术中感染与术后并发症的双重威胁。即便如此，他们依然以惊人的意志力坚持战斗，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区别于传统法医DNA鉴定（小于60个遗传标记），我们使用了240万个位点的复杂亲缘关系鉴定确定寻亲烈士亲属与山西吕梁方山县南村烈士墓地M19个体之间存在生物学上的2—3级亲缘关系。

在饮食方面，烈士肋骨的骨胶原同位素分析记录了他们牺牲前2—5年的饮食状况。对比周边地区动物的氮同位素值，结果显示92%的烈士氮同位素值低于草食动物均值，67%低于杂食动物均值。鉴定结果还显示大多数烈士肉食摄入量不足10%，说明他们的饮食条件极为艰苦。碳同位素分析表明，南村烈士主要以混合饮食为主，小米和豆类是主食，其中豆类占比最高，平均值超过50%。这暗示着战士们在大多数时候甚至无法获得足够的小米和玉米，只能以豆类充饥。

我们对有着完整颅骨的43位烈士进行了容貌复原。当我们把崔海治烈士的复原照给崔玉岐先生后，他把他父亲的照片也就是崔海治二哥的照片也给了我们，对比发现两个人还是有点像的。

2023年9月28日，复旦大学为此举办了“巍巍太行，英雄吕梁——方山南村烈士墓地分子考古研究成果展”，我们期待通过展览能让吕梁精神以更鲜活的故事和形式给更多人带去力量，能帮助更多的烈士“回家”。

帮助更多烈士“回家”

河北省沧州市肃宁县窝北村村西，埋葬了80多年前在雪村战斗中牺牲的烈士，史称“雪村突围战”。2024年6月12日，我们对雪村出土的遗骸进行体质鉴定研究，首次看到大量非战斗人员遗骸，其中近1/4是女性，近1/3为婴幼儿。鉴定结果表明，这些非战斗人员是当地村民，而男性青壮年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山西。研究结果揭示了部队护送妇孺突围的场景。军与民，共同将热血洒在了这片土地上。在一箱遗骸中，有3位年轻的男性士兵和6个小孩，最大的6岁，最小的1岁左右——可能是战士们护卫着一群孩子一起突围，不幸全部遇难。这是军民共赴国难异常惨烈又异常悲壮的铁证。

相比吕梁和雪村，地处江西吉安的黄公略烈士遗骸鉴定，也让人难忘。南方植被对地形地貌影响很大，如果没有当地百姓对英烈的世代守护，青山里很多烈士墓早已无迹可寻。我们克服了跨多代际亲属鉴定的难题，成功实现了黄公略烈士归队。

安徽新四军的工作也带给我们非常大的震撼。安徽全椒的故事，不再只是牺牲战士这一群体，更是从战场延伸到战后、从军人扩展到普通百姓，通过三代守墓人跨越80年的故事，体现和平年代百姓对烈士的守护和铭记。李庭章老人用自己一辈子的守护践行了自己的诺言。多年前，幼小的李庭章向“刘排副”许下承诺：战争胜利后，送他回家。然而，“刘排副”是谁？家在哪里？成了一个谜。通过持续的DNA比对与走访查证，终于为“刘排副”找到了回家的路。他名叫刘保国，祖籍山东，家族“闯关东”来到东北。东北沦陷后，他毅然投身革命，从白山黑水转战至江淮大地，最终将生命留在了安徽全椒。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去年10月至12月，我们联合中共一大纪念馆举办了“愿以此身长报国——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专题展”，将课题组科研成果和一大纪念馆的藏品相结合，以烈士个体视角讲述抗战故事、传递抗战精神。以山西方山、河北肃宁、安徽全椒的三个抗战故事展开叙事脉络，以“小人物”折射大时代，彰显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也让观众与历史之间的时光与距离不再遥远，让伟大抗战精神可感可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