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藏书中，有三个版本的群众出版社出版的《我的前半生》：一个是1964年出版的“定本”；一个是2007年出版的“全本”；一个是2011年出版的“灰皮本”。这三本书都是群众出版社原社长、总编辑于浩成先生送给我的。于老生前在接受我的采访时，曾给我讲过这本书的出版经过。

1960年的未定稿本《我的前半生》

1964年第一版，1979年印刷的《我的前半生》

1964年一版一印《我的前半生》

2007年出版的全本《我的前半生》

2011年出版的“灰皮本”《我的前半生》

《我的前半生》有价值

群众出版社原社长、总编辑于浩成生前在接受我的采访时，曾介绍：溥仪1957年下半年在战犯管理所开始撰写反省材料，当时就叫“我的前半生”，历时一年半，成稿后于1959年12月由群众出版社油印了几十本，请有关部门和中央领导参阅。原出版说明是这样写的：

这是伪满战犯、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服刑期间所写的反省笔记。溥仪在这本“忏悔录”中，对他以及他那一伙封建余孽几十年以来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残害人民的严重罪行做了一些自我揭露。他在本书中所涉及的历史事实都还没有进行查对；他所提出的论点也有很多不妥和错误。我们除了改正了个别错字和标点符号以外，对文章内容未加改动，完全按照原稿印出，以供内部参考。

群众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1960年1月26日上午11时半至下午3时，周总理在召见溥仪及其家属谈话中提到了这部书：

总理：你写的那份《我的前半生》还不错。

溥仪：……

总理：你的记性还不错。不过有一点你说结婚时黎元洪还是做总统，有点不对。你是哪年结的婚？

溥仪：一九二二年。

总理：那时徐世昌也不是总统了，这里有点出入。

溥仪：……

总理：你写的东西有二十万字，因为总有事，我还没看完，春节后我要出去，现在先和你谈谈。你的东西基本上是要与旧社会宣战，彻底暴露，这是不容易的事，末代皇帝肯这样暴露不容易。沙皇、威廉的回忆录都是吹自己，英国的威尔斯亲王也是吹自己。历史上还找不出这样的例子，你创造了一个新纪元。但基础还不巩固，才十年，加上国民党那时也不过十四、十五年，而且头几年你还不安心，这也很自然，不奇怪，怎么会一下子就相信？……你写这东西用了多少时间？

溥仪：一年多。

总理：这证明你后几年进步了，但不能说巩固。改造，第一是客观环境，第二是主观努力，现在客观环境变了，那时你不那样做不许可，现在环境变了，可做可不做。现在不一定每个人都能把你当成平民看待，可能有的人还会向你下跪打恭。

溥仪：……

总理：你写的东西有价值，作为未定稿，用四号字印出来送你一本，你再改，改为比较完善的。这是旧社会的一面镜子，旧社会结束了，你也转变成了新人。你们不要责备他。这本书改好了，就站得住了。后代人也会说，最后一代的皇帝给共产党改造好了。能交代了，别的皇帝就不能交代。

周总理提到的“未定稿”，应该是《我的前半生》最早的本子，是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撰写的具有悔过书性质的油印本。

邀请专家学者帮助审稿

在于浩成老交给我的材料中，有一封1961年5月18日姚艮、于浩成、李文达联名写给时任公安部办公厅主任刘复之的信，主要内容如下：

刘主任：

我们原来的想法是在原著的基础上加以删节，并根据溥仪的口述再补充一部分材料，修改成一部以“皇帝如何改造成新人”为思想主题的回忆录体裁的文学作品，计25万字左右。但在修改过程中，我们发现原著使用的历史材料很多不实。特别是清末一段，溥仪以及帮助他写稿的溥杰、伪满大臣等在抚顺时主要参考了清宫演义等笔记小说，大多不可靠，就连溥仪本身家世，也是差误百出；民国一段，也多是道听途说；观点不用说，错误和模糊之处举不胜举。如周总理即曾指出，溥仪结婚时任总统的是徐世昌而非黎元洪这一项重大错误。至于改造阶段，原著多是自谴自嘲和议论文字，缺少生动的真情实录。如果不掌握足够的真实材料，则说服力不强，宣传效果减弱。我们认为此书公开出版后，将在国内外发生较大影响，因此必须提出较高要求，除上述的史实应核对无误外，此书的政治思想性要进一步提高。

在语言文字上，既要合乎溥仪的身份口吻，完全使用北京口语，又要兼顾文艺性和学术性的要求，适合国内外读者的需要。

为了加强这部书稿的修改、审查工作，达到上述要求，我们的意见是请部内外一些专家加以指导和帮助。初步想法是请刘主任、凌局长、尹主任参加编审，部外拟请作家老舍、历史学家刘大年、翦伯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申伯纯参加指导，俟全书定稿后，再请郭老（沫若）校订一次。

姚艮

于浩成

李文达

1961年5月18日

此信最后署名的李文达，就是帮助溥仪修改《我的前半生》的执笔人。经过李文达的修改，形成了《我的前半生》的大字本，这个大字本我未见到过。在这个大字本的基础上，群众出版社又请部外单位和专家审阅。我在于老给我的材料中还看到1962年5月10日群众出版社的一个铅印材料：

我们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搜集了材料，访问了有关的人物，重新修改成这个样本。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篇，十四章，五十万字。上篇写紫禁城和天津，中篇写天津和伪满，下篇写劳改和特赦。现送上样本，请审阅、指示。

我们认为，此书在反映党的改造罪犯政策上，在有关历史事件的观点和事实上，以及语文修辞上，也都需要有关方面的指教和帮助。因此，我们拟俟部内领导审阅之后，加印若干样本（大字本），送往部外各有关部门和专家审阅。在取得他们的修正意见之后，再作一次修改。在定稿后，再排印普通版本（大三十二开本，分上、下两册，内有插图一百张），公开发行（同时并送外文出版社翻译出版）。是否可以，请指示。

群众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日

老舍先生对书稿的修改

对《我的前半生》修改作出重要贡献的不能不提到老舍先生。关于老舍先生修改《我的前半生》书稿的具体情况，2014年我代表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对于老进行了采访，他给我看了一份他写的材料，就有老舍修改《我的前半生》的内容，摘要如下：

我很清楚地记得出版社编辑部曾将《我的前半生》初稿送请老舍先生审阅提意见的情况。当时兼任我社总编辑的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姚艮和帮助溥仪整理《我的前半生》的李文达（当时任我社文艺编辑室主任）二同志曾持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亲笔介绍信去老舍先生家登门拜访，听取老舍先生的意见并取回经老舍先生润色和修改过的原稿。那一次由于我正忙于其他事情未能随同他俩前往，失去了面见做为我的父执、前辈的老舍伯父的唯一机会（老舍先生同先父董鲁安是中学同学，一向是好朋友。老舍先生同胡絜青女士结婚,罗常培和先父都是介绍人），未能亲聆教诲，至今感到非常遗憾。

至于老舍先生对《我的前半生》提出哪些修改意见，由于事隔20多年，现在已经记忆不清，好在书籍档案中还保存了两份材料，可以大体上说明一些情况。一份材料的题目是《老舍谈“我的前半生”》，是李文达手写的一份谈话记录。全文如下：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老舍向出版社同志谈了对《前半生》的意见。他先说，因为高血压，精力不足，看得很粗糙。意见都写在书上了，这只是从文字上、写法上提的，关于历史，因不清楚，没提意见。

他写在封皮里面的是：

一、 全书甚长，似可略删节。应以溥仪为中心，不宜太多地描绘别人而忘掉中心。在所谓“别人”中，又可分为两种：1.与溥仪有密切关系的人、2.和他关系不太大的。对前者（他举例如他父亲、夫人等等）可以描绘稍详，对后者可以简单交代（在书上他标出了要节略的或删掉的地方）

二、 文字每欠流畅,他无法尽代润色——那需要很长时间（但他给修改了一些，另外打了记号）

三、 不顺当的句子很多，祈斟酌改正。如这句：“这位花白头的老上校，我刚来这里时很怕他。”应是：“我刚到这里的时候，很怕这位花白头的老上校。”这样的句子有很多，祈加工，改顺当了。有些，我在句下画了——，有些没这样画，也有画了——的是指出欠清楚和用字欠妥的。

四、 书中重复的地方很多，可略删节。

另一份是铅印的材料《各方审阅〈我的前半生〉书稿的意见》，是群众出版社编辑部1962年12月6日印发的。其中有一段是老舍先生审阅书稿后的意见：

老舍是从文字和写法上提出意见的。他在书上作了文字修改（平均每页均有所批改）凡错、别、漏字及有问题的句子大部分作了改正或批上记号，并且指出可以删掉的地方。他认为“全书甚长，似可略删节—应以溥仪为中心，不宜太多地描绘别人而忘掉中心。”并指出谁应描绘稍详，谁可简单交代。他在下册封皮里写着：“在末后两三章里，似乎是要解决一切问题，便有表明大觉大悟的意思，使人未必相信。不如少说一些道理，而由小见大地说出具体的觉悟来。如：原来体弱，劳动后却能吃三十个饺子；原来自私，后来却能帮助某人做些什么事……书中对自己如何笨，如何唯我独尊，暴露得很好，可惜一扯就扯到较空泛的道理上去，说服力就不甚强了。”他最后说：“这本书总的印象是很好的。看了之后，认识了很多人，都是原先想不到的；原来那些人是这种样子。很有教育意义。溥仪这个人的变化，真是了不起，真是不容易。”

这两份珍贵材料足以说明，老舍先生当时在繁忙的创作生活和社会活动中还能抽出时间来认真、负责地为《我的前半生》提意见和润色、修改原稿。溥仪这部自传的成书和出版包括了许许多多人的辛勤劳动，其中也有老舍先生的一份功劳。

溥仪在写作

溥仪给《我的前半生》的题字

《我的前半生》出版情况

我手头有一张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编印的“订货目录”，关于《我的前半生》一书是这样介绍的：

本书是溥仪写的回忆录。溥仪原是清朝最末一代皇帝，做过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日本投降后被捕，1950年起在战犯管理所经过了十年的劳动改造。1959年，因有确实改恶从善的表现，蒙受特赦，回到北京，开始了新生活。

作者根据自己前半生的见闻经历，描述了清王朝末日的景象，清朝统治者垮台后其残余势力一再图谋复辟，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利用以对抗历史潮流，溥仪一伙人终于完全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手中的工具等历史事实，以及作者在伪满时期的傀儡生活。书中以较大篇幅写了十年的改造过程，较细腻地描述了这十年间的生活、学习及其思想上的变化，反映了党的改造罪犯的政策的伟大胜利。最后作者以“新的一章”为题，写出了特赦后新的生活。

书中插页有各个时期的有关图片六十余帧。书后附有五十三页大事记。

在“发行提示”中说：

此书印数有所控制，据了解，短时期内也不准备重版。因此，如各店需要数超过分配数，省店在分配上应该以城市店为主，适当照顾县店的需要。并请各店根据当地需要情况和实际能供应数量研究合理的发行办法。届时如减发，可考虑采用计划发行方法，门市可有少量零售。县店一般订两三本供应县委领导机关及图书馆即可。

群众出版社原社长、总编辑于浩成接受本文作者采访时留影。    史义军 摄

根据第三个比例分配

发行对象：文化历史工作者和一般干部

发行范围B 计划印数34000册。

于浩成先生交给我的材料中，有一个他手写的《我的前半生》版本的稿纸，根据这个记录，《我的前半生》正式出版一共有三个版本，第一版一次印了64000册。

1960年版，32开，上下集，内部。

1961年版，？

1962年版，16开，（上中下）未完稿。

1964年版，大32开，（一册）公开发行。

1964年第一次印刷64000册。

1978年50000册。

1979年280000册。

1980年220000册。

合计610000册。

1961年版应该没有这个版本，于老记不清了。如果加上1959年的油印本，应该是4个版本。

根据以上史料，可见《我的前半生》在成书的过程中，有许多人参与其中，这些都是鲜为人知的。

《我的前半生》是一本史料价值比较高的书，是我研究伪满历史的一部重要参考书。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北京地区工作专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