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5月30日，国民党军第60军第184师师长潘朔端，在辽宁海城郑重宣布，率领全师2700余名官兵正式起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加入人民阵营。这是东北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正规军第一次整师、成建制在战场上高举义旗。

一声宣告，震动东北，响彻全国。人们记住了这场义举，更记住了一群爱国军人，凭着良知与勇气，毅然走向光明的动人故事。

潘朔端率部起义后，受到东北民主联军的热烈欢迎。图为潘朔端（前排中）在东北民主联军代表的陪同下，率部迈向解放区。

播撒火种 抗战时期立初心

海城起义的根，早在抗日战争爆发时就已埋下。第184师，是一支地地道道的云南滇军，经历过抗战烽火的淬炼，骨子里刻着爱国、守土、护民的血性。而鲜为人知的是，中国共产党与这支滇军的联系，并非始于1946年的东北战场，而是早在全民族抗战初期就已经建立。

1937年抗战军兴，云南组建第60军出滇抗日，随后第184师作为主力师，奔赴华中、华北抗日前线，参加台儿庄、武汉等重大战役，浴血奋战，威名远扬。就在这一时期，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对这支爱国武装的团结争取工作，通过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等渠道，秘密派遣一批共产党员进入第184师，开展抗日宣传和统战工作，建立地下党组织，传播进步思想，团结爱国军官。

1938年2月，武汉读书生活出版社的一间小屋，一场改变第184师命运的会面悄然进行。受师长张冲之托，师政治部主任张永和专程到武汉找共产党组织，与云南籍共产党员、读书生活出版社经理黄洛峰接头，再由他引见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领导。张永和开门见山：“张冲师长倾向进步，愿与中共合作抗日，请求派政治干部支援。”

周恩来、叶剑英得知后高度重视，明确指示：滇军爱国、能战，要长期联络、真诚争取。很快，中共从延安和八路军办事处抽调一批党员骨干，分批进入第184师，以政工、参谋、报务员等身份隐蔽工作，还成立了党支部。党组织扎根后，扎实有效地开展了三项工作：一是宣传全民族抗战，喊响“枪口对外、一致抗日”；二是在基层发展党员，警卫连、工兵连先后吸收五六名官兵入党；三是抵制特务渗透，蒋介石曾先后派来的一名副师长、一名政治部主任，但均未能控制住这个师。

1938年4月，台儿庄战役最惨烈的禹王山阻击战打响。第184师作为主力坚守禹王山27昼夜，日军每天倾泻上千发炮弹，山头被削低两米，滇军伤亡过半仍死战不退。正是在禹王山的焦土与血火中，地下党员与滇军官兵并肩拼杀，用生命诠释了“为民族而战”的崇高意义。

师长潘朔端的人生轨迹，更是与共产党有着不解之缘。潘朔端是云南威信人，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叶剑英、聂荣臻、恽代英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在校执教，向青年军官传播反帝反封建、救国救民的真理。潘朔端虽不是共产党员，却深受革命思想熏陶，早早树立了“军人要保家卫国、不打同胞、不打内战”的信念。他后来常对身边人说：“我在黄埔学到的，不是争权夺利，不是互相残杀，而是如何做一个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百姓的军人。”

抗战爆发后，潘朔端任团长，率部参加台儿庄会战，同样在禹王山激战中身负重伤，仍坚守阵地，表现出滇军将士的铁血担当。他在武汉养伤期间，曾与同乡、中共中央代表团参谋处副参谋长罗炳辉彻夜长谈。同乡之谊、救国之志，让两人无话不谈。罗炳辉给他讲共产党的抗日政策，讲人民军队的官兵平等，讲“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朴素道理。正是这段经历，让潘朔端的思想发生了深刻转变。他看清了国民党内部的腐败与倾轧，也看清了共产党才是真正为民族、为人民谋出路的政党，这份认同成为后来他毅然起义最坚实的思想基石。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终于胜利。第184师奉命开赴越南，接受日军投降，捍卫国家主权。然而和平转瞬即逝，内战阴霾迅速笼罩全国。在越南期间，潘朔端由暂编第23师师长调任第184师师长。此时，蒋介石一边剥夺“云南王”龙云的兵权，一边将第60军海运东北，强行投入内战战场。第184师被拆散驻防鞍山、海城、营口一线，孤立无援、装备不补，成了蒋介石“消灭异己”的炮灰。

兵临绝境 顺应大势举义旗

1946年5月，东北民主联军发起鞍海战役，铁拳直指分散孤立的第184师。5月25日，鞍山失守，第551团被歼；5月29日，东北民主联军第4纵队兵临海城城下，包围圈越收越紧。

此时的海城，内无粮草、外无援兵。潘朔端接连急电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求援，得到的却是“死守待援”的命令——而蒋介石嫡系新1军就在附近，始终按兵不动。潘朔端彻底看透：蒋介石根本不在乎滇军死活，只想借内战消耗杂牌。东北民主联军根据战场形势加强了政治争取工作，前线指挥员韩先楚亲笔致信潘朔端：“滇军将士抗日有功，今日内战同胞相残，非军人之本心。望将军高举义旗，率部退出内战，走光明之路。”

5月29日夜，潘朔端召集副师长郑祖志、师参谋长马逸飞、第552团团长魏瑛等核心军官密议。“援军无望，死守就是死路一条！”郑祖志拍案而起，“我们滇军出来是为了抗日，不是为了打内战、当炮灰！”马逸飞沉稳说道：“共产党的政策是‘爱国一家、既往不咎’，只要起义，就是人民的军队。禹王山的弟兄们，谁愿打自己人？”潘朔端沉默良久，眼前闪过禹王山的硝烟、武汉的长谈、黄埔的初心。他猛地一拳砸在桌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决定了——起义！”

深夜，潘朔端等派人穿过火线联系起义事宜，东北民主联军第4纵队领导再三考虑，请第184师派一名师级领导面谈，潘朔端指派马逸飞前往4纵指挥部。马逸飞见到了韩先楚和纵队政治部主任欧阳文，说明了第184师的情况和师领导要求起义的决心，韩听后表示欢迎，双方约定：5月30日凌晨，正式起义，逮捕国民党特务，撤出城区。

5月30日拂晓，潘朔端以“紧急城防会议”为名，将杜聿明派来的2名少将督战官及30多名武装特务全部诱至师部，一举缴械扣押，清除了起义障碍。

清晨6时，潘朔端登上师部二楼阳台，亲手升起一面红旗，并向全城宣布：“第184师全体官兵，退出内战，拥护和平，加入人民民主阵营！”2700余名官兵积极响应，阵地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起义后，官兵们封存武器、列队出城，向解放区析木城开进。沿途百姓夹道欢迎，送水送粮，第184师官兵们第一次感受到：原来，为人民而战，才是军人真正的荣光。

海城起义的消息，像一声惊雷，迅速传遍全国。中共中央和各战略区领导人纷纷致电祝贺。朱德专门发来贺电，高度赞扬滇军悠久的爱国传统，称赞此次起义顺应民心、彰显大义，振奋全国人心，是对国民党内战政策的沉重打击。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战略区领导也相继致电，充分肯定起义的重大意义，称其为全国爱国官兵树立了光辉榜样。

起义之后，潘朔端来到解放区，亲眼看到共产党官兵一致、军民团结、纪律严明、为民奉献的真实景象，深受触动，思想实现彻底升华。1946年10月，潘朔端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爱国抗日将领到革命战士的华丽转身。他率领整编后的民主同盟军第1军，继续投身解放事业，冲锋在前，不怕牺牲。同时，他利用自己在滇军中的威望与影响，积极联络滇军其他部队，宣传共产党政策，讲述起义经历，为后来更多国民党军爱国官兵弃暗投明提供了宝贵经验，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潘朔端服从组织安排，转到地方工作，曾担任云南省昆明市市长，还当选第一届至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政协常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他始终不忘初心，牢记海城起义的誓言，一心为民，清廉奉公。

丰碑永存 起义精神代代传

回望整个历程，海城起义之所以能够成功，之所以能够在历史上留下如此深刻的影响，正是因为它不是一场简单的军事哗变，而是一场有根基、有初心、有温度、有良知的正义之举。

中国共产党长期不懈、以诚待人、以信立身扎实的统战工作。从抗战时期的秘密联系、播撒火种，到内战阴云下的耐心争取、消除顾虑，共产党始终坚持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以信待人，用十几年如一日的坚守，换来了爱国官兵的最终认同。

潘朔端等爱国将领心怀家国、为民担当、坚守良知的赤子情怀。他们不愿打内战，不愿害百姓，不愿当炮灰，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顶住压力，毅然抉择，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军人风骨。

2700余名滇军官兵厌恶内战、心向和平、追求光明的共同心声。他们从抗日烽火中走来，深知和平可贵、生命可贵、百姓可贵，不愿再对同胞举起枪口，最终选择站在人民一边，站在正义一边。

海城起义，不仅瓦解了国民党军队的士气，迟滞了其进攻计划，保护了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更重要的是，它在全国范围内树立了一面反对内战、爱国爱民、弃暗投明的光辉旗帜，为后续无数国民党军官兵指明了方向。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解放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