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组建西北野战军以御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发起的重点进攻。西北野战军初建时仅2.6万余人，弹药严重短缺。延安保卫战打响时仅有迫击炮13门、轻重机枪200余挺，子弹更是奇缺——教导旅3000多人，平均每支枪25至50发子弹，新四旅每支枪仅120发子弹，二纵人均子弹30发，一纵情况更甚，只有手榴弹。

当时贺龙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统一领导陕甘宁、晋绥两区后方工作，承担起战场缴获之外弹药补给的重任。陕甘宁边区原有工业在延安被占领后基本瘫痪，作战所需粮弹，除战场缴获外，绝大部分由联防军区组织晋绥边区筹集与运送。贺龙在部署后勤任务时就指出：“应尽一切努力满足野战军一定的需要。”

中共中央主动放弃延安后，为保存军工生产能力，原陕甘宁边区的工厂设备以及黄河以西的兵工厂迅速搬迁至黄河以东。1947年5月18日，彭德怀致电贺龙：“已将一部分硫酸、棉药机和化验室经绥德运往黄河东岸”，并请贺龙统一指挥生产。在贺龙统筹下，到1948年晋绥已有14座兵工厂、1所工业学校、3500余名职工，年产山炮弹4000余发、迫击炮弹7.5万发、手榴弹100余万枚、子弹15万发及炸药20余万斤。

针对弹药短缺和生产现状，贺龙电告前线收集炮弹壳送碛口转工厂复装弹药。1947年11月至1948年6月，在贺龙指挥调度下，晋绥复装七九子弹76636发、六五子弹3083发、枪榴弹发射子弹48794发、手榴弹364560发、各类炮弹3万余发支援西野。

贺龙全力协调保障前线弹药供应。蟠龙战役后彭德怀电告山炮弹每门不足10发，请贺龙帮助。贺龙即刻拨山炮弹200发、八二迫击炮弹1000发送至吴堡转前线；5月又急送各种炮弹2000发去前线，后又追加三批；二打榆林前夕调野炮排及大批炸药、手榴弹助战。据不完全统计，仅1947年晋绥供应西野手榴弹23万余枚、掷弹筒弹4万余发、八二迫击炮弹1.6万余发、雷管29万余个、炸药2万余公斤。1948年1月毛泽东在西北野战军前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上肯定道：“前方缴获了很多东西，后方接济了充足的粮食和炮弹”。

西野虽在打胜仗中多有缴获，但贺龙指出：“还是要教育部队注意节省。如果我们不注意节约，打下两个省以后，弹药供给困难还是没法解决。”他强调节省弹药的主要方法是提高射击技术、不放空炮。1948年1月《西北人民解放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也将“利用战斗间隙进行军事训练”列为部队任务，并在全军范围内着重进行了爆破、投弹和轻重机枪、六○炮、迫击炮、山炮的射击训练，命中率皆有所提升。

贺龙曾感慨，晋绥现有条件下“一个中农全年的生产收入，只能用来生产半个八二迫击炮弹”。晋绥边区经过抗战与一年自卫战争人力物力几近枯竭，但贺龙坚持“野战军第一，地方军第二，后方机关第三”原则供给前线，后方机关省吃俭用，全年每人只发过一次日用品。

正是前方以战养战、缴获补充，后方贺龙统筹生产与转运，西北野战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解放大西北。贺龙作出的后方工作贡献，是西北战场胜利不可或缺的一环。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