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15日，《新民报》在重庆复刊，坚持“要死心塌地百折不回，尽瘁于长期抗战之救亡工作”。直到1952年1月11日终刊，历时‌14年零360天，重庆《新民报》在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指导和影响下，顺应历史潮流和民心所向，坚决拥护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贯彻“中间偏左”的办报方针，与中国共产党及其机关报《新华日报》建立了特殊关系，在宣传延安、打破国民党新闻封锁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1944年夏，毛泽东、周恩来在延安接见记者。前排左一为周恩来，前排左三为毛泽东，第二排右二为赵超构。

与共产党人密切接触

早在南京办报时期，《新民报》就与中共高层有过接触。1937年10月，《新民报》负责人陈铭德、邓季惺在南京慕名宴请叶剑英。席间，叶剑英借机宣传了中共对抗战的主张。他说，不要只看到日本的气焰，只要我们坚持持久战，坚持“全面抗战”这个方针，最后一定可以取得胜利。叶剑英的这番话让在场的《新民报》同仁产生触动。1938年7月7日，周恩来为重庆《新民报》抗战一周年特刊亲笔题词：“全民团结，持久斗争，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新民报》同仁深受鼓舞。

1941年春，周恩来因病住在重庆歌乐山中央医院。当时，陈铭德正在陪护住院的邓季惺，就趁机到病房探望周恩来。周恩来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态度，让陈铭德产生了愿意进一步亲近的心情，此后他支持《新民报》记者走访中共驻渝办事处、采编人员和《新华日报》进行业务交流。

到了1942年秋天，国民党方面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让陈铭德等人对抗战前景感到迷惘、苦闷，想就当时形势向周恩来讨教，于是把周恩来请到家中做客。

周恩来为大家分析了当时形势，指明了抗战必胜的前景。陈铭德推心置腹地对周恩来说：“共产党背了一个杀人放火的名声，但是我和先生接触以来，感到您平易近人，觉得共产党并不像一般宣传的那样可怕。我建议中国共产党是不是不要这个名称，另外换一个名字……那样人们就不会害怕贵党了。”当时周恩来回答：共产党三个字并不骇人，别人的恶意宣传，事实会证明它是虚妄的。

1938年7月7日，周恩来为重庆《新民报》抗战一周年特刊题词：全民团结，持久斗争，抗战必胜，建国必成。

执行倾向进步的路线

伴随形势的发展，《新民报》主持者和决策人陈铭德、邓季惺和主要骨干罗承烈、张恨水、赵超构、张友鸾等人感到报社在舆论界已有一定的地位，需要有明确的编辑思想，同时也意识到中共所代表的力量正以进步、向上的形象逐步赢得民众——特别是青年，深觉在国民党掀起的狂涛恶浪中处境艰难，不愿把报纸办成变相的“中央日报”，只有倾向进步，多少反映人民群众反暴政、争民主的要求，才能拥有读者，才不愧做一个民间报纸，也才能有所发展，所以《新民报》在1944年即制定了“中间偏左”的编辑方针，即“居国共两党之中，而偏向共产党”。

由此，报社的声音和主张越来越多地倾向于共产党一边，特别是在反对投降、主张团结抗战、批评时弊等方面，更多地与中共等进步力量的某些主张共鸣。例如在抗战后期，陈铭德就曾分别介绍胡子昂、刘航琛与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见面晤谈。胡子昂当时任重庆参议会议长，刘航琛身兼几十个企业的董事长，两人在工商界很有代表性，他们又都是报纸的董事。这么做旨在有意使他们与进步势力发生联系，促其对报纸的态度予以谅解和支持。

《新华日报》的“战友和学生”

早在1937年12月，周恩来就对郭沫若说：《新华日报》也将在重庆出版，请你向《新民报》负责人陈铭德、邓季惺致意，希望以后两报多多联系，互相帮助。这一指示为《新民报》与《新华日报》结下深厚友谊奠定了基础。

1938年12月，《新民报》举行支援抗战的义卖献金，《新华日报》首先赠送大批书刊供义卖用，其印刷部工人还组织一支义卖队，冒雨走上街头，帮助义卖。中共方面有什么消息，也会私下先给《新民报》打个招呼。比如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时，潘梓年等就带着周恩来的指示，及时到《新民报》告知事实真相，指导应采取的态度和做法。《新民报》上时常会登一些《新华日报》想说的话，而在第二天，《新华日报》把《新民报》看作“友报”，会紧跟其后，发表一篇“我们支持《新民报》的建议”的文章。当时就有国民党的报纸称《新民报》是《新华日报》的尾巴，并称为重庆“两新”。

积极宣传延安

1939年6月，《新民报》记者张西洛作为全国慰劳总会前线抗敌将士慰劳团的随团记者，得以进入延安。毛泽东接见了张西洛和同行的中央社记者刘尊棋、《扫荡报》记者耿坚白。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提出了后来被广泛传播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是由于当时在他们要求去延安的时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秘书长贺衷寒曾以“不准写一个字”作为条件。事后，《新民报》等并未刊登这次谈话的记录，只有《新华日报》等报纸作了刊登。这不仅是《新民报》对延安关注的开始，也反映出当时报道延安所面临的巨大政治风险。尽管如此，《新民报》还是尽可能地刊发一些关于延安的消息。

《新民报》重庆社总编辑陈理源曾邀请邓季惺的胞弟邓友民在他投奔延安之后，为《新民报》撰写延安通讯。1939年，邓友民发回《相信有科学根据 毛泽东保证打胜仗》等9篇来自延安的通讯。

1944年6月，迫于国内外压力，国民党组织了一个中外记者团到延安采访。《新民报》派遣主笔赵超构参加。他在延安待了43天，返回重庆后的第5天，就开始在重庆《新民报》连载长篇通讯《延安一月》，以10多万字的篇幅系统报道延安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和中共领导人的风貌，“在国民党的层层封锁下，的确起了打开一扇通风窗孔的作用”。

报道连载期间，报纸销量激增，读者反响热烈，纷纷来信要求增加篇幅。后结集出版，风行一时。毛泽东后来曾说：“我看过《延安一月》。能在重庆这个地方发表这样的文章，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周恩来把这部长篇通讯比作中国记者写的《西行漫记》，要求党的新闻工作者向他学习。

（作者系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统战历史重庆研究基地专家、重庆市政协理论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