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7月初，郁达夫为躲避战乱，偕妻携子自汉口南下，于7月11日辗转到达湘北小城汉寿。

经汉寿籍文友、曾任湖南《国民日报》社长的易君左介绍，郁达夫寓居在县城皇龙街蔡天培醋铺，随带的40箱书籍，占去房间很大一角。汉寿位于洞庭湖西滨，地理位置较偏，生活水平也低，适宜避居度日。郁达夫带着夫人王映霞和郁飞、郁云、郁荀三个孩子，就这样在汉寿安顿下来。

寓居汉寿期间，郁达夫除了应邀演讲、写出多篇抗战杂文和游景诗外，就是酝酿重要文稿《回忆鲁迅》。他在1923年2月就结识了鲁迅，据王映霞回忆：“郁达夫一生中最尊崇最可信赖的朋友，可以说就是鲁迅。”郭沫若亦言：“郁达夫之于鲁迅，更有点近于崇拜。”鲁迅同样将郁达夫视为知己，《伪自由书·前记》里曾记述：“我和达夫先生见面得最早，脸上也看不出那么一种创造气。”鲁迅与郁达夫能够成为终身朋友，正是看中他性情与文字的真和纯，视作创造社中“最无创造嘴脸的人”。

鲁迅的逝世，让一个民族失去了一把不屈的匕首与一颗倔强的灵魂，郁达夫的悲痛也是所有国人的悲痛。当时他仅写出400字的《怀鲁迅》，一直没写长篇回忆文字。来到汉寿后，郁达夫“没有书看，也没有事情做”，接到香港《星岛周刊》陶亢德约稿信后，自然想起外冷内热的鲁迅。在郁达夫看来，鲁迅惯于在黑夜发出奇异之光，涌动着世人的热血，自己应该撰写对他的回忆文字了。于是在8月14日，他开始了《回忆鲁迅》的写作。在序言开头，是这样写的：

但我却偏有一种爱冷不感热的特别脾气，以为鲁迅的崇拜者，友人，同事，既有了这许多追悼他的文字与著作，那我这一个渺乎其小的同时代者，正可以不必马上就去铺张些我与鲁迅的关系。在这一个闹热关头，我就是写十万百万字的哀悼鲁迅的文章，于鲁迅之大，原是不能再加上以毫末，而于我自己之小，反更足以多一个证明。因此，我只在《文学》月刊上，写了几句哀悼的话，此外就一字也不提，一直沉默到了现在。

序言部分，郁达夫还回叙了“骤闻鲁迅噩耗”的经过与惊愕，继而写出“鲁迅的葬事，实在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的一座纪念碑”，以及民众对鲁迅的哀悼之情，最后以沉痛的声音作结：

全国民众，正在一个绝大的危难底下抖擞。在这伟大的民族受难期间，大家似乎对鲁迅个人的伤悼情绪，减少了些了，我却想来利用余闲，写一点关于鲁迅的回忆。若有人因看了这回忆之故，而去多读一次鲁迅的集子，那就是我对于故人的报答，也就是我所以要写这些断片的本望。

郁达夫在序言末，还特意注明“廿七年（1938年）八月十四日在汉寿”。

接下来的正文开头，郁达夫描述鲁迅的文笔，没有浮华、吹捧，只有质朴、细腻，饱含深情——“他的脸色很青，胡子是那时候已经有了；衣服穿得很单薄，而身材又矮小，所以看起来像是一个和他的年龄不大相称的样子。”“他的绍兴口音，比一般绍兴人所发的来得柔和，笑声非常之清脆，而笑时眼角上的几条小皱纹，却很是可爱。”“房间里的陈设，简单得很；散置在桌上，书橱上的书籍，也并不多，但却十分的整洁。桌上没有洋墨水和钢笔，只有一方砚瓦，上面盖着一个红木的盖子。笔筒是没有的，水池却像一个小古董，大约是从头发胡同的小市上买来的无疑。”

从以上几段文字足以看出：郁达夫用自由书写的状态、轻松幽默的笔调，打破了文化随笔书写名人时的拘谨严肃，写出了鲁迅日常生活中的光韵，还原了有血有肉、热忱温暖的鲁迅本相。而且，自他笔下流露出的二人亦师亦友关系，堪称那个时代文人相知相敬的楷模！

在正文中，郁达夫特别提到一件事，就是进步文艺刊物《奔流》：“当编《奔流》的这一段时期，我以为是鲁迅的一生之中，对中国文艺影响最大的一个转变时期。在这一年当中，鲁迅的介绍左翼的正确理论的一步工作，才开始立下系统。而他的后半生的工作的纲领，差不多全是在这一时期里定下来的……说到了实务，我又不得不想起我们合编的那一个杂志《奔流》——名义上，虽则是我和他合编的刊物，但关于校对，集稿，算发稿费等琐碎的事务，完全是鲁迅一个人效的劳。”

这两段话，对后人评判、解读鲁迅，无疑提供了客观准确的途径。

郁达夫在汉寿，仅写出《回忆鲁迅》序言与4000余字正文，便搁笔了。到了9月中旬，时任国民政府福建省主席陈仪，电催郁达夫赴福州共商抗战大计。至此，他“决定为国家牺牲一切了”。9月22日，郁达夫结束了在汉寿寓居71天的日子，告别妻儿，不顾局势严峻与旅途艰难，只身奔赴闽土。直到1939年7月，他远赴新加坡后，才最终完成1.5万字的《回忆鲁迅》全文。

（作者系民盟盟员、湖南省汉寿县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