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东南大学想让赵元任来担任校长，为他准备好了聘书及一切入职手续。谁知，就在赵元任到达上海的第二天，人却失踪了。原来听闻要“当官”，赵元任连夜乘船北逃天津。

1928年8月，赵元任应蔡元培和杨杏佛之邀，从清华转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做研究员，但他和杨杏佛约定不任行政职务，杨杏佛则要求赵元任永不许辞职。而傅斯年更是说他在研究院一日，赵元任一日不能离院。他知道赵元任不愿做行政职务，不喜与人争权，所以屡次有人提议让赵元任做总干事，傅斯年总是阻止，以至于有人认为傅斯年嫉贤妒能。此事经杨步伟晚年写回忆录时记叙，才真相大白。

1931年前后，清华大学也曾让赵元任担任校长，他断然拒绝。因为清华大学闹学潮，几任校长卸任，有关方面再次希望赵元任出任校长一职。赵元任再次拒任，委托翁文灏暂代，并推荐时任清华留美监督的梅贻琦出任校长。翁文灏代理了两个月的校长，还未见梅贻琦回来，找到赵元任，追问怎么办？于是赵元任赴美担任清华留学监督，换回梅贻琦当了校长。

正是在这种不受外界干扰，不参与任何政务的环境中，赵元任醉心于学术，编写各种新国语教材，全力推广国民学说普通话。20世纪30年代广播技术发展，他在南京、上海的电台授课国语，对全民族共同语言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8年，日寇大举侵华，山河破碎中，赵元任的方言研究也不得不中断，他选择去美国继续完善之前的方言研究，编撰字典、汉语入门读物，出版各种中国话语言类专著。1946年夏，时任教育部部长的朱家骅连发五次电报催促赵元任回国出任中央大学校长，赵元任得知是“当官”，回电只有五个字：“干不了。谢谢！”朱家骅无奈，只能打电报给赵元任妻子杨步伟，让其劝丈夫就职。杨步伟回电说：“我从不要求元任做行政事。”

一生为学的赵元任深知自己能够安身立命的，唯有学问。“教我如何不想她”的，是倾其一生，为中国汉语的发展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