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化工热力学”的课堂上，一场小型的“人机对决”正在上演：教授向屏幕里的AI提出问题，台下学生则在同步作答。几秒之内，屏幕里的AI输出了解题思路；几乎同时，学生拍照上传的手写答案，展现出各异的思考轨迹。这个短暂的课堂剪影，折射出一个正在教育领域悄然发生的命题：当人工智能以学伴、助教乃至“对手”的身份走进教室，我们该如何在技术赋能与思考主权之间找到平衡？

过去几年间，人工智能对教育生态的渗透速度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期。在课堂内，它正在重塑师生互动的方式。当标准答案变得唾手可得，教育的重心正从“记住什么”转向“如何思考”。在基础教育领域，AI能够根据学生的答题节奏、错误类型甚至专注程度，动态调整练习难度和讲解方式。

教育资源的不均，也在技术的渗透中出现了缓解。通过智能教育平台，偏远地区的学生可以接触到与一线城市同步的课程内容和虚拟实验资源。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积极探索运用数智技术促进教育公平”，正是对这一方向的制度确认。

然而，技术的馈赠从不是无条件的。就在AI辅助学习日渐普及的同时，一种隐忧也在同步滋长。

2025年6月至8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在东部、西部、中部、东北部选择了北京、广东、江苏、河南、四川、陕西、辽宁7个省（市）对中小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其中超过71%的中小学生使用AI辅助完成作业，20.5%的中小学生表示想依赖AI思考，不想自己思考。

如何在拥抱“AI﹢教育”以提升效率与公平的同时，守住人类独立思考的主权并筑牢安全底线，已成为亟待回应的时代课题。

值得肯定的是，目前，我国已迈出实质性步伐，推动人工智能教育进入规模化、制度化发展新阶段。

2026年4月，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的《“人工智能﹢教育”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加快普及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赋能学生学习与教师教学，为“AI﹢教育”的纵深发展提供了宏观指引。在法律规制方面，未成年人保护法对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作出规定，并明确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诱导其沉迷的内容。《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要求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不得设置诱导用户沉迷的算法模型。

这些政策与法律从促进发展、规范使用到安全防护，共同构建了AI教育应用的制度框架。

在制度与技术的交汇处，普通家庭和教育参与者并非被动接受者，有几点做法或许值得参考。首先，保留“不借助AI”的独立学习时段是有意义的。就像运动员不能永远在辅助器械下训练一样，思维的肌肉也需要在没有任何外部支撑的情况下独立运作。其次，对AI给出的答案保持追问的习惯，比直接采纳更重要。追问“这个结论的依据是什么”“有没有其他可能的解释”，这样的习惯本身就是批判性思维的日常训练。再者，家长和教师不妨把焦点从“有没有用AI”转向“有没有自己的思考过程”，多和孩子聊聊他们是怎么想的，而不只是看最终答案是否正确。保护思考的意愿，比防范工具的使用更难，但也更根本。

AI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已成不可逆转之势。但技术本身无所谓好坏，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建立起与之匹配的教育理念与治理能力。在这场变革中，AI不应被简单视为提升分数效率的工具，而应成为激发思维活力、拓展认知边界、弥合资源差距的积极力量。当教室的边界被技术重新定义，学与思的本质追问反而愈发清晰：守住思考主权，培养能够驾驭技术而非被技术驾驭的下一代。这或许才是智能时代教育需要锚定的新坐标。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新联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