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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叙伦的新闻生涯

2026年07月20日 10:04  |  作者:谢华  |  来源:人民政协网-人民政协报 分享到: 

马叙伦一生与报刊有极其自然、真挚的缘分,《新世界学报》《彗星报》《民主》诸刊虽在今天鲜有人知晓,但是当年皆为响当当的报刊。更难得的是,马叙伦办报绝不是为了营利,他自己很坦率地说过:“国家乱成这样,谁能坐得住?”因此他留下的文字有百余万字,字字关家国,句句见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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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叙伦旧影,时年24岁。

初入《选报》馆

1902年5月16日,杭州后生马叙伦,走出家门,赴上海谋生。途中有老师陈黻宸、求是书院老教习宋恕、温州籍学友黄群诸人同行。

一位叫蒋尊簋的学友的父亲蒋观云,当时在上海参与创办了《选报》,他把马叙伦聘入《选报》馆,协助自己摘编稿件。

《选报》不自行撰文,只从各报择取要讯,附以时事评论,刊印时采用线装书的形式。刊物十天出一本,内容有谕旨、内政、外交、工业、教育、经济,又兼有剧谈、国风诸栏,卷首设“论说”栏。

马叙伦一脚就踏进了编辑行当,对自己平生第一个职业十分珍惜,干得十分认真,多年以后他依然能说得清:当时生活贫苦、艰辛异常,但是心中有烈火,觉得天下事都与自己有关,觉得笔杆子确有经世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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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报》第一期封面

《新世界学报》的栏目主力

《选报》办得十分兴盛,1902年夏天,发行人赵祖德有心再办一份杂志,他便找马叙伦商量,马叙伦推荐了自己的老师陈黻宸进入报社。再加上马叙伦的盟兄弟汤尔和、杜士珍,陈黻宸的侄子陈怀、师兄弟黄式苏,人手充足。那年9月,《新世界学报》半月刊顺利出版。发行人署的是化名“有耻氏”,馆址设于四马路惠福里的上海编译局。

从《新世界学报》的创刊号《序例》中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它的风格:“以通古今中外学术为目的”“取学界中言之新者为主义”,故而喜好新学,轻视旧学,其潜伏于字句之下的主旨就是学术救国。

马叙伦当时是刊物上“教育学”栏目的主力,他写了《女子教育平议》《儿童教育平议》两文,有力地呼吁社会重视儿童从小养成勤劳习惯,更要培养爱国精神。更难得的是他写了篇《新物理学》,67页,附有55幅插图,就物理定义、运动、力学、电气各部分都作了极好的阐述,后来成为中小学教科书内容。

1903年夏天陈黻宸考中进士,被朝廷正式点为户部贵州司主事,《新世界学报》只得关门停办。从创刊到停刊,共出15期,历时不足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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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学报》创刊号封面

代编《政艺通报》

1902年的上海望平街一带,报馆林立,其中有一家《政艺通报》馆,主持者是广东顺德人邓实,此人政治观点明确,其言论锋芒之明显,各报都自愧不如。

《政艺通报》第14至16期曾刊出一篇《二十世纪之新主义》,作者马叙伦文笔严谨,观点新锐,邓实一见便对作者姓名予以格外注意。

1903年春,邓实要赴河南开封参加顺天乡试,临行前,他托人带话给马叙伦:“兄弟,替我编几期如何?”马叙伦当时年方十八九岁,接到邓实的邀约,惊喜交集。

《政艺通报》办得十分出色,直到1908年才停刊,共出146期。

虽然代编的日子不长,但是马叙伦干得有板有眼,因此后来有人问他当时有什么感想,他很坦率地回答:“莫大的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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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艺通报》封面

《国粹学报》的“革命”之路

1904年,邓实邀请马叙伦、刘光汉、陈去病、陆绍明、诸宗元、高天梅诸人成立“国学保存会”,创办了《国粹学报》,于1905年2月23日在四马路老巡捕房东边的惠福里出版。

邓实被公推为总纂,当时就明确了刊期规矩:阴历每月二十出一期,闰月亦不遗漏。诸人同心同德,因此该刊连续刊载7年,共出82期。

马叙伦后来总结《国粹学报》“有文艺复兴的意义”。杂志最引人注目的是对清廷文字狱的披露,其中,马叙伦所写的郑涛诗祸一文十分典型,句句直刺清廷痛处,故而被仇人告发,郑涛家产赔损300万元,亲戚朋友受牵连破产者十家有余。马叙伦在文中写得酣畅淋漓,又自成严密有力的议论。

《国粹学报》流行多年,章炳麟、柳亚子、黄宾虹、黄侃诸人或为作者,或入其会,又彼此志趣相投。

马叙伦的“笔底风暴”

1909年,24岁的马叙伦接任《浙江日报》社论主笔。当时浙江清廷爪牙横行,百姓生活艰难。

马叙伦对别人的意见全不在意,因此,第一篇社论一出来,报社诸人都捏一把汗:太直了,直得简直要把天捅破,稿中各句都带尖刀,对朝廷命官之弱点逐个予以刺击。有人劝他留有余地,他拍案而起,说了一句极有力的话:“办报不说真话,不如关门卖红薯。”

结果几期报纸一出版便满城争阅,有人击掌高呼叫好,也有人惊恐得直缩脖子。巡捕房的人三天两头到报社找麻烦,马叙伦不为所动,依然故我。他最厉害、最狠的一次是写了篇揭发地方贪腐的社论,直指其人,证据确凿,报纸印出当日衙门就闹得不可开交,次日报社门口便有数人鬼鬼祟祟窥探。而马叙伦照样磨墨写字,毫不避讳。

尽管马叙伦任职时间不长,但其刚直不阿的风骨早已被杭州老百姓所铭记,民间有句顺口溜:马先生一支笔,抵得上一万把刀,刀砍的是人,他这字砍的是见不得人的事。

北伐号角《大共和日报》

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流亡日本多年的章太炎先生回到上海。他把学生马叙伦、汪东请到哈同花园商量数日,筹办一份报纸,马叙伦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报纸取名《大共和日报》,其目的就是喊北伐,打垮清廷残余,建立真正统一的大共和国,章太炎任社长,杜杰风管经营,马叙伦任总编辑。

1912年1月4日,该报正式在上海滩出版发行。这份报纸名义上是机关报——先是中华民国联合会,后来改成统一党。早期言论直接受章太炎指导。

但好景不长,统一党内部接连分裂、改组,后来变为进步党,章太炎也退职。到1915年4月,《大共和日报》无声无息地停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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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共和日报》创刊号第1版

《彗星报》针砭时弊

1912年12月6日,《彗星报》在杭州创刊:主编是马叙伦,主笔是毛云鹏,两人都敢说敢写。报纸内容极其丰富,诸种栏目共22个,从社论、时评到专电,一应俱全。最受读者欢迎的当属讽喻时弊的诸文,笔锋犀利,痛快淋漓。

从1913年12月1日的社论《论民国宜急立用人之法》开头即大声疾呼:“国家之治,全凭人才。前清为啥亡的?就因为用的都是些不中用的东西!”由此顺理成章地引出“要振兴,头一桩就是找贤才”。

当时杭州新办报纸不少,《彗星报》敢说话、旗帜鲜明的一家,它以“挽回颓波,董正巵言”为口号,直白、酣畅地表明立场,很快在杭州站稳脚跟。

1914年2月,浙江都督府动手抓人,主笔毛云鹏连夜出走,临走前他与马叙伦作了简练的谈话,把报纸托付给胡心猷。

换人之后的《彗星报》虽尚在出刊,但元气大伤,到1915年自然就停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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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四年六月四日《日刊彗星》第一版

与《三五日报》的离合

1927年国民革命军平定浙江之后,马叙伦任省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之后,马叙伦及蒋伯潜都毅然辞去公职。1928年,杭州创办了新的《三五日报》,其名字有十分清楚的用意:取“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两词各第一个字,明确宣传三民五权思想。

那年,马叙伦在上海正在组织民主运动,社长黄萍荪找他写专栏时,马叙伦正需要一个公开发声的平台,自然同意。后来他在《三五日报》上写时评,痛斥国民党腐败,主张和平民主,文笔犀利,遂成为读该报者最爱翻阅的栏目。

国共关系破裂后,国民党对舆论实行严格控制,《三五日报》的态度发生了变化。马叙伦不接受,遂正式宣布停稿。

不久,《三五日报》正式停刊。其时,有人就此事加以追问,马叙伦十分简练地回答了一句:“报纸也好,人也罢,立场不稳,迟早要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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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日报》创刊号第一版

《周报》的愤怒呐喊

抗战刚胜利时,上海街头到处可见庆祝抗战胜利的横幅,但是,物价暴涨,特务横行,马叙伦心里一直憋着火。

柯灵与唐弢、郑振铎等人办了一份周刊《周报》,1945年9月8日创刊后,马叙伦立即发表文章,直截了当地谈物价、谈贪污,谈当权者怎样失掉民心,读者读来十分解气,而杂志社则接连收到几封警告信,谓再写下去就要封门抓人。

1946年6月23日,上海各界推举代表赴南京请愿,马叙伦为团长,到南京下关车站后即遭便衣特务围攻殴打,他蹲着护头,眼镜破碎,衣襟、袖口都染着血迹,但始终没有松开手中所携的那本《周报》样刊。

这一消息及时传回上海,《周报》连夜出了一期特刊,把现场照片及马叙伦受伤的情形都予以刊载,人们争先购买。

1947年,《周报》被查封,其最后一期封底刊有一行小字:“我们暂时告别了,但总有一天会再见。”

后来,有人问马叙伦这辈子最得意的事是什么,他想了想说:“抗战刚结束那会儿办《周报》,虽然只有一年多,但每一期都像块砖头,砸在了该砸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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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报》创刊号封面

《民主》的壮烈一搏

1945年10月马叙伦与郑振铎、周建人创办了上海版的《民主》周刊。马叙伦亲自写了发刊词,文字不多,却切中要害,质朴中见真意:“我们是老百姓,我们只说老百姓想说的话。”

马叙伦几乎每期都写文章,笔锋极其犀利:论和平,论民主,论百姓吃不饱饭,论当官的不干实事,篇幅不长,却句句有理,字字见情,读来十分痛快。

1946年下关惨案发生时,马叙伦等在火车站即被特务打得头破血流,周恩来事后特地去医院探望了他,而马叙伦坦然地表示:“打不死我,《民主》就还要办下去。”

虽然《民主》没有撑过1946年,10月底出到第24期就正式勒令停刊,但是它就像一粒种子一样把争取民主的思想播撒给了当时许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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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创刊号封面

敢说真话的《民言》

1946年6月,马叙伦同王绍鏊、周建人创办周刊《民言》。

《民言》上所载各文都带刺儿,直骂内战、反独裁、要和平,每期出版之后刚一上街即售空,老百姓争着传阅,学生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诵读,黄包车夫也都熟记:“又来了份敢说话的报纸!”

当时日子并不好过,特务盯梢是常事,印刷所又接连更换,印到第三期便接到“再出就封”的警告,所以马叙伦马上催大家抓紧出刊。

待到第八期时,刊物终于被正式勒令停刊,但是停的是刊物,停不了的是人心,后来他去了香港,继续办报、继续写文。

新中国成立以后有人就此事相询,他很自然地回答了一句:“反正那几年,就是骨头硬点,腰板直点,别的也没啥。”

言辞平淡,分量极重。

(作者系民进会员、杭州市富阳区政协委员)

编辑:廖昕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