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骨科先驱方先之做的手术，被同行们称为“艺术品”，他个人被医学界誉为“骨圣”。他早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后入美国波士顿大学深造，归国后任协和医学院骨科副教授，后在天津先后创办天和医院、天津骨科医院，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曾任天津市立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兼天津医学院一级教授。

方先之曾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九三学社天津分社第一、二、三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人大代表，第一至第四届天津市政协常委等。

1953年，天津医学院骨科医师进修班合影，一排右五为方先之。

求学协和 创办“天和”

方先之，又名方先知，浙江诸暨人。7岁起在家乡诸暨入读私塾，12岁前往浙江嘉兴接受新式教育；1922年考入嘉兴秀州中学，这所教会学校课业要求严苛，他在校成绩优异，立下以医济世的志向，扎实掌握理科与外语知识。

1925年，方先之考入上海沪江大学生物系攻读医学预科，3年间系统研习生物、理化与专业英语，1928年顺利结业并考入当时国内顶尖的北京协和医学院（1929年更名为北平协和医学院）。当时的协和已经以学生高质量而闻名，每届学生仅招收二三十人，学制连同预科长达8年。协和实行全英文授课，学生淘汰率极高。他在校5年间，接受了严格的实操训练，并逐渐专攻骨科方向，1933年以优异成绩毕业，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1933年至1938年间，他在协和医院先后担任住院医师、总住院医师、助教、讲师，因手术技术精准娴熟被同仁称为“外科快手”。1938年他远赴美国波士顿大学进修骨科，潜心钻研创伤骨科与骨结核相关技术，1940年回国担任协和医学院骨科副教授。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北平协和医院因被日军占领被迫停办。方先之与协和一批顶尖的医学专家，包括张纪正、柯应夔、邓家栋、朱宪彝等辗转来到天津。他们希望延续协和的医学理念与诊疗水准，于是创办天津天和医院，寓意“天津的协和”。医院筹备初期面临诸多难题，资金、院舍、医疗设备等极度匮乏。天津慈善家雍剑秋得知此事后，主动伸出援手，将自己名下位于马场道的原西湖饭店旧址惠租为医院院舍，并无偿出借全部家具。

“天和”于1942年7月1日正式开业。初期设有内科、外科、骨科、妇产科等科室，配备病床100张，由方先之、张纪正、柯应夔轮流担任院长主持院务，同时他们还亲自在对应科室坐诊。方先之除专门负责骨科外，同时兼顾外科诊疗工作。天和医院坚持“非营利性、不分红、服务社会”的原则，定价亲民，对贫苦患者免费诊疗，优先救治伤员和难民，在私立医院框架内最大化公益属性，很快打响名气，当时流传着“北平有协和、天津有天和”的说法。

方先之（一九○六年二月—一九六八年六月）

人如其名 敢为人先

20世纪初，骨结核作为慢性感染性疾病，因其隐匿性强、致残率极高、诊疗手段匮乏，成为肆虐世界的医学难题。20世纪40年代，国内骨关节结核病的治疗仍停留在“卧床等死”阶段。在国外，“病灶清除术”因风险极高被视为禁区。30年代，日本学者伊藤等人尝试该手术，因无抗结核药物支持，治疗效果极差。日本骨科界基于早期手术条件不足、治疗效果不佳形成普遍共识，宣称手术清除病灶是“通向死亡的道路”。

方先之人如其名，敢为人先，他要闯这个“禁区”。方先之在天和医院负责骨科时，众多患者慕名而来导致病床不足，便计划创办专科骨科医院。他曾为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周学熙的夫人治病并获得信任，于是求助周学熙。此外，方先之还从岳父家借4000元作为开办费，这才得以在1944年开办私立天津骨科医院，也是国内首家骨科专科医院。天津骨科医院开业时仅10名工作人员和10张病床，方先之除了主持诊疗，连化验、挂号这类杂事也要亲自动手。医院专门设置“等外床”和“包干床”照顾穷苦病人。方先之常对身边人说，“这是个医院，不是我个人的财产”。

后续，医院因他的精湛医术声名鹊起，1946年迁址并扩充至40张病床。1947年，方先之提出了“骨关节结核病灶清除疗法”的规范体系，着手临床实验，直至1950年在私立天津骨科医院进行的手术终获成功。自1951年至1955年11月间，共有655例骨关节结核病人施用手术治疗，其中596人病愈出院，治愈率达90％以上。病人平均治愈时间由过去的六七年缩短到八九个月。在开展病灶清除疗法的过程中，方先之不但发明了许多新的切口，创造了一系列新的操作方法，更重要的是对骨关节结核病的发病机制、X线表现和病理分类分型，提出了独特的见解。这一成就在医学界引起很大震动。当时苏联学者参观时，也对他的手术惊叹不已。

1956年方先之撰写的《骨关节结核病灶清除疗法》一书出版。同年，方先之获评全国先进生产者，赴京出席全国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抗美援朝归来 创办“骨科医生摇篮”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彼时已是国内顶尖骨科专家、私立天津骨科医院创始人的方先之，摒弃安逸的行医环境，主动请缨参战，加入新中国首批抗美援朝国家医疗队，作为抗美援朝救护委员会委员，担任医疗队技术顾问，奔赴朝鲜战地一线开展医疗救援。此次参战经历，是方先之职业生涯中重要的战地历练，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骨科医学的发展走向。

战地环境极端恶劣，冬季严寒刺骨，气温低至零下三四十摄氏度，风雪交加、物资短缺、医疗设备简陋，加之战场伤员集中、伤情复杂危急，多为爆炸伤、贯通伤、粉碎性骨折、严重骨感染等重度骨科战伤，常规救治条件完全无法适配战地需求。作为骨科专家，方先之肩负重症伤员救治核心重任，日夜坚守简陋的战地手术室，超负荷开展高难度骨科修复手术，他凭借精湛的骨科技术，优化战地简易救治方案，最大限度修复伤员骨骼创伤、控制创面感染，有效降低了志愿军伤员的截肢率、致残率与死亡率，挽救了大量前线战士的生命。

在战地救治过程中，方先之敏锐地发现，当时国内骨科专业人才极度匮乏、战地骨科救治流程不规范、创伤诊疗体系不完善，大量伤员因救治不及时、操作不标准，造成不可逆的伤残，这让他深感国内骨科专科建设的短板与迫切性。此次战地历练，让他充分认识到规范化、系统化骨科医学与专业人才梯队建设的重要意义，为其战后深耕骨科事业、开创中国现代骨科体系、培育本土骨科人才、推行标准化诊疗技术奠定了重要的思想与实践基础。

1951年，方先之圆满完成抗美援朝战地医疗救援任务，平安返回天津。但战场上的遗憾始终令他挥之不去，1952年，方先之和刘润田等联合提出——《关于创办全国骨科医师进修班的申请》。申请书中详细阐述了当时全国骨科人才极度匮乏的现状，并提出通过集中培训模式快速培养骨科骨干的方案，申请成立骨科医师进修班。当时的卫生部接到申请后，很快批复同意，明确委托方先之牵头，创办全国首个骨科专业进修班。

1953年3月，第一期全国骨科高级医师进修班正式开班，首批招收学员40人，均为来自全国各省市医院的外科医师，进修期限为1年。此后进修班持续为我国骨科领域培育了大批专业人才，至方先之去世时止，共开办15期。从进修班走出的600多名学员多成为各地骨科的领军人物。

进修班创办初期，缺师资、缺教材、缺设备。但进修班仍然按照方先之的主张，确立“理论与临床结合、侧重实操”的核心教学模式，明确“边上课，边实习，要求学员进病房”的教学原则，避免教学与临床脱节。同时借鉴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严谨学风，制定“基本功不过关不得上手术台”的教学规范，保障学员实操能力达标。方先之坚持亲自主持系统理论授课、临床病理讨论会和专题讨论，学员及医院各级医师轮流发言后，由其进行总结点评，梳理诊疗思路；坚持亲自开展示教手术，通过实操演示向学员传授骨科核心诊疗技术，直观展示手术关键技巧；坚持亲自牵头编写进修班专属教材，将自己首创的骨关节结核病灶清除疗法和“临床、X线、病理三结合”的骨肿瘤诊断原则等核心成果，都纳入进修班的教学内容。

曾任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骨科主任的唐天驷，1960年作为第七届学员参加了进修班。他回忆，方先之会亲自给进修班学员上课并带大家查房，课程涵盖骨结核、骨肿瘤、先天性髋脱位等多种病症，还会通过图片分析病例。当时有的学员常因门诊工作缠身无法参加下午的集中授课，方先之便特意安排医院住院医生顶替学员的门诊工作，确保大家能按时听课。

方先之的教学不止局限于固定课程。即便到了周日，他也会组织进修学员开展大查房，同时主持病理讨论。查房时他会细致询问学员对患者病情的判断、诊疗方案的设计思路，逐一纠错。有学员曾因遗漏患者X线片上一处细微的骨裂迹象，被方先之严肃指出，还被要求重新梳理病例并分析误诊风险。这种对细节的极致把控，让学员们养成了严谨的诊疗习惯。进修班因教学成效显著，获原国家高教部和原卫生部的表彰，当时的承办单位天津市立人民医院（现为天津医院）逐步成为“中国骨科医生的摇篮”。

2025年6月25日，天津医院发布第66届全国骨科医师进修班招生简章。此时，距离1953年方先之创办全国骨科医师进修班，已过去了72年。

上世纪50年代，方先之在天和医院骨科查房。

走中西医结合之路

1958年方先之响应党的号召，走中西医结合之路。当时尚天裕等在天津市立人民医院骨科试行“手法整复夹板固定，病人自觉功能锻炼”的中西医结合疗法，使骨折愈合快，功能恢复好，对此方先之受到很大启发，他对每一个前臂、踝和股骨、胫腓骨骨折的病人，进行治疗效果的复查鉴定工作，对治疗前后的X线片一张一张地对比查看，关节功能一个一个地测量。对每个病人都要连续测量三次。抽查的结果，发现这种“手法整复夹板固定”的疗效显著，解决了一些西医疗法难于解决的问题。方先之毫不犹豫地打破了西医骨科的传统观念，放弃了全面推广“切开复位及内固定疗法”的主张。

1959年方先之成为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履职期间，他以医学界代表身份积极参政议政，立足临床一线反映医疗卫生行业建设与病人诉求，为国内医学事业发展建言献策。在政协精神的影响下，方先之求真务实、服务大局，他包容不同理念，与尚天裕长期共事，共创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新疗法。尚天裕称赞方先之虽接受的是纯西医训练，但在学术上毫无门户之见。起初尚天裕等人探索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时，方先之曾有所保留，不过他并未否定这种新尝试，而是持续观察临床案例。之后他发现中医手法的优势，还结合西医理论找到前臂中立位利于骨折复位的关键要点，提出用分骨加压垫配合小夹板固定的方法，设计了简化的康复练习法。

方先之先生塑像。

1962年国家科委在天津召开会议，鉴定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成果，方先之充分准备，拿出所有病例及X线片记录，还接来一些治疗难度较大的病人当场治疗和复查。在实例面前，专家们对中西医治疗骨折一致表示赞赏，通过了鉴定，并给予了高度评价，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的经验在全国得到推广。

1963年9月，国际外科第20届年会在罗马召开。他以国家级骨科专家身份代表中国出席，公开推介我国中西医结合骨科治疗、骨结核根治等原创技术，首次向国际医学界系统展示新中国骨科发展成就，极大提升了中国骨科医学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方先之在会上以流利的英语宣读了论文，引起与会各国专家的广泛重视。他与尚天裕共同撰写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前臂骨折》也成为骨科重要著作。1964年，他又赴埃及开罗出席国际医学会议，为中国的骨科事业树起一座丰碑。

1996年，欧洲著名骨科杂志《Clinical Orthopedics》把方先之1963年在《中华医学杂志》用英文发表的论文《中西医结合治疗前臂骨折》作为百年经典文献重新刊登。

1968年6月29日，方先之因患肝癌在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病逝，时年62岁。

方先之的一生，从未停下脚步，从北京协和、天津天和、私立天津骨科医院到天津市立人民医院，从首创骨关节结核病灶清除疗法、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新路径、提出骨肿瘤“方氏分类法”到创新骨科人才培养与学术传播模式，他一次次在荆棘丛中为后人开辟了一条条坦途。

“先之”并非先知，他人所尊“骨圣”，不过是一位穷尽一生只想做好一份事业，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医疗事业发展不懈奋斗终身的医学科学工作者。

（作者单位：九三学社天津市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