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的任命书

这份由周恩来总理签发的钱学森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任命书，既是见证中国航天事业初创的一份重要历史文献，也是钱学森科学家精神的重要承载和见证。

肩负党的重托、心怀“国之大者”

钱学森从回到祖国到走上中国航天技术领导岗位，其间有四件标志性事件。

首先，是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钱学森的回国使中国航天事业的起步有了技术上的掌舵人和主心骨，也使得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中国有能力发展自己的国防航空工业胸有成竹，可以说是吃下了定心丸。

其次，是1956年2月17日钱学森撰写并呈报周恩来总理审阅的《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这份意见书勾勒了中国导弹航天事业的发展蓝图，为我国航天事业顺利起步，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参考。

再次，是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这一天是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纪念日，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创建的标志。从这一天开始，中国航天事业开启了“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宏伟征程。

最后，是1957年2月18日周恩来总理签发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任命书》，被任命人是“突破藩篱归故国”的钱学森。

但三年之后，1960年3月18日，周恩来总理再次签发任命书，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五院副院长。

这是一份从正职到副职的任命书，而且，是在当事人，也就是钱学森本人主动提出的前提下签发的，显得很不寻常。

当时的具体情况是，钱学森担任五院院长以后，人员规模从成立之初的不到200名科技人员，到短短两三年时间内扩充至上万人，日常行政事务占用了他大量宝贵时间，其中包括很多非技术性事务，如基建、后勤、人事、物资审批等等，都需要他亲自出面处理。

然而，当时正值我国第一枚导弹，代号为“1059”的东风一号导弹研制最吃劲的阶段。繁重的行政事务让钱学森非常苦恼，也使他深感力不从心。

于是，他主动提出，请求组织免去他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职务，以便集中精力思考和解决研制中的重大技术问题。

钱学森的请求得到充分理解和大力支持。于是，经组织批准，钱学森从正职调整为副职。

白手起家、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以上安排解决了中国航天在技术主帅、制度保障、机构建制、队伍建设方面的关键问题；同时，也分别回答了新中国国防航空工业“能不能干”“谁来带头干”“要干什么”“怎样干”的根本问题。

关于“能不能干”的问题，一个广为人知的经典对话是，1955年11月25日钱学森访问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期间，面对陈赓关于“中国能不能发展导弹”的试探性提问，既理直气壮又信心满怀地回答：“为什么不能搞？外国人能搞的，我们中国人就不能搞？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

钱学森的回答坚定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独立自主发展中国导弹航天事业的决心和信心。

关于“谁来带头干”，关键是技术上由谁领军的问题，历史选择了钱学森，开创中国航天伟业的重任责无旁贷落在了他身上。

关于“要干什么”的问题，《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对国家未来航空工业的部门设置、机构组织、研究现状和发展计划，进行了全面分析与系统设计，为新中国国防航空工业起步提供了具有实践价值和战略意义的“行动指南”。

关于“怎样干”的问题，随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以及此前即1956年4月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成立，其下属导弹管理机构即国防部五局后于1957年3月并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以及建院方针的确立，中国导弹航天事业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也就逐一得以解决。

有了上述保障，中国航天事业起步也就乘势而上、水到渠成。这份任命书，展现了以钱学森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航天科技工作者白手起家、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史。

“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

这份任命书之所以尤其珍贵，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其是中国航天事业筚路蓝缕、白手起家历程的鲜活见证。此后，五院三分院和四分院先后成立，科研布局进一步完善。

其中，三分院于1961年9月成立，负责岸舰等飞航式导弹研制；四分院于1964年4月成立，负责固体弹道导弹研制。到这个时候，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形成了“十个研究室﹢四个分院”，技术研究与工程研制同步进行、相互支撑的基本工作架构。

其次，1962年2月2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科学技术委员会成立，钱学森担任主任委员，他作为关键人物在关键时刻发挥的关键作用得到进一步增强。

1962年11月8日，国防部五院在认真总结前期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制定并颁发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暂行条例（草案）》，《条例》奠定了以导弹研制为主的航天系统工程管理基本制度框架，使得五院各项工作进一步走向正规化、科学化、制度化。

1964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以国防部五院为基础，从三、四、五机部及其他有关部门和省、市，抽调若干工厂和事业单位组成第七机械工业部。1964年12月26日，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成立第七机械工业部的决议。

1965年1月，钱学森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主持制定了《火箭技术八年（1965—1972）发展规划》（又称《地地导弹发展规划》，简称“八年四弹”规划），组织领导地地导弹、地空导弹、岸舰导弹和固体火箭发动机、固体燃料导弹、运载火箭以及卫星研制试验等重要任务。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份任命书成为新中国导弹航天事业管理体制的折射，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对中国航天系统工程管理与研制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同时，这份任命书由此也成为钱学森科学家精神的生动体现。2007年感动中国组委会授予钱学森的颁奖词中这样评价他：“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因此，我们常说，钱学森是科技界的一面旗帜，他的家国情怀在这份任命书上可见一斑。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学术研究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