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业近四十载，从中华书局的案头校勘、品牌校理到中国出版集团的选题规划、产业布局，我亲历了21世纪以来中国出版的三次转型或称三个时段：从畅销书时代以选题与营销联动、作者签售带动阅读热潮；到主题出版时代实现“质”的提升，出版机构通过主动策划，以优质内容打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再到如今身处“智能出版”时代，行业边界不断拓宽，全产业链延伸与跨界融合成为主流。

过去做古籍整理，从版本遴选、逐字录入到点校勘误，无一不是“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功夫。一部正史点校本的修订，往往要耗费学者数年心血，单是核对不同版本的异文，就要翻遍浩如烟海的典籍。而如今AI技术的介入，正在将学者与编辑从大量机械性劳动中解放出来。中国出版集团旗下古联公司打造的中华古籍资源库，已累计采集古籍原典66249种、超110亿字，涵盖整理本出版物、原创数字化成果、古籍原典三大类资源，在此基础上构建的大型语料库，正逐步与大模型技术深度融合。未来大众了解传统文化，不再局限于关键词检索，而是可以通过人机对话直接求解；学者开展研究，不必再埋首于资料长编梳理，而能将更多精力投向问题的提出与思想的提炼。

技术的变革，从来不止于生产效率的提升，更在于产业边界的重构。“新出版时代”的核心，是从单一产品线向全产业链延伸，从“卖内容”向“卖服务”的价值跃迁。这一点，在传统文化出版领域感受尤为深切。

“人工智能﹢出版”，不是简单地将纸书转为电子书，而是要用AI技术重构内容生产、分发与服务的全流程。POD按需印刷打破了印量与成本的困局，让小众古籍也能走进读者案头；个性化定制服务，让不同需求的读者都能找到适配的文化产品；短视频、有声书、数字人讲解，则让古籍以更鲜活的形态触达年轻群体。古籍活化利用从概念走向多元实践，沉浸式体验、文旅融合、古籍文创层出不穷，这些实践的背后，是出版人对“出版是什么”的重新理解——出版不再只是纸质图书的生产，而是知识的整合、服务的提供、文化的传播。

然而，越是技术高歌猛进之时，越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AI不是万能钥匙，不能替代人类思想的价值。AI的输出必须经过专业学者与编辑的严格审订，方可面世。同时，AI生成内容的版权归属、人机共创的成果确权，都是摆在行业面前的现实问题。

不久前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对于出版领域来说，要建立起适配AI时代的行业规范，明确技术应用的边界与标准，既充分释放技术红利，又守住文化传承的底线。

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先生说，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商务印书馆早期掌门人张元济先生言，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这些前辈的教诲，穿越百年依然振聋发聩。技术是手段，传承人类智慧结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民族精神世界，才是出版的本质与使命。因此，面对AI浪潮，我们既要主动拥抱，也不能妄自菲薄。传统出版人深耕多年的学术积淀、文化眼光、内容把控能力，恰恰是AI时代最稀缺的核心竞争力。从“资料语库”转向“问题驱动”，从“内容加工”转向“价值创造”，这是新时代出版人的成长路径。

面向未来，我们笃行不怠。首要是夯实数字基建，打造中华文化的智能底座。整合古籍整理本、原典数字化成果与各类专题资源，构建立足五千年文明积淀的超大型语料库与知识体系。这既是应对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冲击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中国特色AI技术应用体系的文化根基。

其次是加快人才转型，培育复合型出版队伍。既要传承老一辈出版人严谨务实的学术精神，也要提升新一代从业者的技术素养与创新能力，让人才成为推动古籍出版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

再次是深化活化利用，拓展文化传播的多元场景。要继续推动“纸本筑基﹢数字赋能”的双轨模式，一方面深耕学术整理，打磨传世精品；另一方面推动古籍IP的全产业链开发，联动影视、文创、文旅等领域，让沉睡的典籍走进公共空间、融入日常生活。通过科技赋能，让人类生活前景无限广阔地走向未来。

载体会变，形态会变，但人类对知识的渴求、对文化的传承永远不会变。作为新时代的出版人，我们生逢一个科技与文化激荡交融的大时代，既有幸见证文明载体的迭代，更有责任守护文脉的传承。以技术为翼，让古籍插上智能的翅膀，飞得更高更远；以文化为根，让出版坚守传承的初心，走得更稳更实。守正创新，方能不负时代，为建设文化强国、赓续中华文脉贡献力量。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原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