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9月，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召开。马叙伦部长主持会议，毛泽东主席亲临会议。图为毛泽东与马叙伦（前排左二）、钱俊瑞（前排右一）等全体代表、模范教师等合影。

在中共波澜壮阔的百年历史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主要创始人马叙伦在不同时期与多位中国共产党人有过密切交往，钱俊瑞便是其中重要的一位。马叙伦担任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部长期间，钱俊瑞则担任教育部副部长和党组书记，两人一起度过了一段亲密共事的时光。

改革高等教育

钱俊瑞早年一直从事农村经济的调查研究工作。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文化战线上参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同时期，马叙伦主要在上海、香港、北平等大城市活动，积极联络文化教育界的爱国民主人士，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农村和城市、解放区和国统区、党内和党外，马叙伦与钱俊瑞走过了不同的斗争历程，但他们同在文教领域，同怀民主建国之梦想，这为两人之后在教育部的精诚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马叙伦和钱俊瑞都有改革旧中国教育的设想，而高等教育是他们共同关注的方向。1945年，马叙伦在《周报》上发表《高等教育如何改进》一文，历数旧中国高等教育“集中都市之不当”“学科重复之弊”“重要实科之不足”“大学中设医科者竟寥寥，即医科专校亦极少”等缺陷，提出从组织制度、学科设置、地域分配等方面对中国高等教育进行系统性改革的设想。

钱俊瑞则从新中国成立前夕即开始按照党的方针、政策，着手改造旧教育、建设新教育。1948年担任华北大学教务长期间，钱俊瑞即向学生讲授资产阶级自由化民主与党提倡的民主集中制的区别，深受同学们的欢迎。1948年12月15日，清华大学成为首个获得解放的国立大学。

1949年1月10日，钱俊瑞以北平区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的身份来到清华，宣布中共接管清华的方针，并强调清华以后应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这是人民政权接管和改造顶尖高等学府的先声。同年2月28日，钱俊瑞又出席北京大学接管大会，宣布废除旧课程是北京大学的首要任务。北平解放后，马叙伦作为民主人士参加了大学教育管理问题的座谈会，其中听取了钱俊瑞“关于北平文教接管工作”的报告。马叙伦因而感到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前途无限光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教育部，马叙伦任部长，钱俊瑞任党组书记和副部长，二人正式开始共事。

平津名校云集。钱俊瑞负责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接管，马叙伦则积极主导了辅仁大学的收回。1950年，教育部发现西方教会对辅仁大学的干扰和控制愈发强烈，中国的教育主权正面临侵犯。于是，教育部在马叙伦的领导下，果断将辅仁大学收回自办。

1951年开始，新中国加速了高等教育的改革，最突出的举措是大规模院系调整。马叙伦与钱俊瑞在这项改革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951年11月，马叙伦召开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工科类院校的调整方案首先拟定。钱俊瑞指出，高等教育需要在五六年内培养15万至20万高级建设干部，如不改革便无法完成这一任务，国家迫切需要的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就会受到阻碍。1952年，教育部制定了“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调整原则。

1952年底，全国3/4的院系调整工作已经完成。1953年，改革的重点转向中南地区，同时以工科为核心，密切服务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军、重工业发展的高等教育体制基本建成。这完全符合马叙伦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提出的原则：高等教育密切配合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国防建设的需要，首先要为经济建设服务，以培养高级建设人才为目的。

改革学制与开展工农教育

高等教育是国家高级建设人才的主要来源，但以当时中国的发展水平，绝大多数人民群众难以接受高等教育。如何为不同文化层次的群众安排合适的教育，实现《共同纲领》要求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是摆在马叙伦、钱俊瑞等新中国第一代教育部领导班子面前的重大课题。

1949年12月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是新中国教育工作的重要开篇。马叙伦在开幕式上致辞，钱俊瑞作会议总结报告。马叙伦提出，新教育要反映新的政治经济，要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教育要向工农打开大门，大量地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钱俊瑞根据大会讨论，对教育工作的重点任务进行了总结。其中谈到，在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时，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

国民政府时期确立的学制无法适应新中国教育事业发展需要。1951年，政务院公布《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马叙伦随即发表谈话。他表示，在旧的学制中教育工农及工农干部的学校没有应有的地位，初小、高小的划分阻碍了劳动人民接受完整的初等教育；培养国家迫切需要的技术人才的学校没有应有的地位和制度。因此，必须破旧立新、力行改革。马叙伦将工农干部教育、技术教育和小学教育作为改革学制的重点，提出争取在1957年基本完成学制改革的目标。

钱俊瑞也在《用革命精神实施新学制》一文中，谈及了他对新学制的看法。文中提到，由于当时中国“一身而二任焉”，同时进行着战争与建设的双重任务，因此新学制不可避免地带着极大的过渡性质。钱俊瑞分析中国的教育国情，指出当时的工农子女、干部迫切要求上学、学文化，知识分子需要革命教育，需要迅速增加中等学校中的工农成分，要给农民子女受完全初等教育的机会。同时，钱俊瑞还补充说明，要让专门学校和大学在法律上完全平等，特别注重结合民族地区的特点，把短期的专业教育作为国家培养干部的重点，发展专门学院、专科学校、专修科。

民国时期的教育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教育规模较小，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接受不到完整的教育，甚至接受不到完整的小学教育。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文盲率高达80%，工农占绝大多数。许多工农出身的干部文化水平较低，适应不了和平建设时期的工作需要。工农是中国人口的主体，人民的新政权想要稳定、巩固、发展，就迫切需要让人民教育向工农开门。

1950年9月，全国工农教育会议召开。马叙伦在会议中强调工农教育具有重要意义，提出开展识字活动、逐步减少文盲，发展工农业余教育和工农文化补习学校。钱俊瑞作了会议总结报告，强调工农教育是重大政治任务，在工农中开展教育是发展工农业的重要条件，一切知识分子要面向工农，一切学校要为工农开门。同时，钱俊瑞特别说明，工农教育的开展是有步骤、有重点、不冒进的，质和量也要兼顾。

多党合作的典范

马叙伦在民国时期曾三次担任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熟悉经济、文化战线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由马叙伦担任首任教育部部长，钱俊瑞担任教育部党组书记和副部长，是非常合理的人事安排。二人在工作中做到了肝胆相照、和衷共济。

马叙伦在工作中注重和教育部里的党内人士团结合作，每遇重要问题都会和钱俊瑞协商。钱俊瑞也经常把党组讨论研究的有关教育工作的大政方针，告知马叙伦并征求意见。一次党组考虑要增加一名副部长，提议由曾昭抡担任。当葛志成代表党组向马叙伦征求意见时，马叙伦回答：“曾昭抡同志是有名的教授，请他担任副部长，可以加强教育部的领导力量，我完全同意。党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马叙伦言语朴实平易，坚定维护党的领导，受到钱俊瑞等党内同事的敬重和支持。

1985年4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钱俊瑞纪念马叙伦的文章《思想每随时代进 坚贞不为大风挠》。文中，钱俊瑞评价马叙伦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肯定了马叙伦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斗争事迹。钱俊瑞回忆，在和马叙伦相处共事时“旦夕相处，亲密无间，相知较深”，马叙伦“虽已年逾花甲”，但在新中国的教育工作中“以极其饱满的政治热情，为改革旧教育、建立新教育进行了巨大的努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钱俊瑞高度评价马叙伦领导教育部期间中国教育的开篇布局，认为马叙伦任内“三年的发展，已远远超过了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二十年的成就”。思想每随时代进坚，贞不为大风挠本是马叙伦为表达对孙中山的追忆而创作的诗句。钱俊瑞认为，这两句话也是马叙伦一生高贵品质的生动写照。

同年5月25日，钱俊瑞与世长辞。《思想每随时代进 坚贞不为大风挠》一文成为了他对马叙伦这位重要战友的最后追忆。马叙伦与钱俊瑞二人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务实勤恳的工作作风、扎根群众的为民情怀仍然值得铭记与学习。

（作者尤东进系民进杭州师范大学基层委员会副主委，马叙伦研究会副会长，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朱喆系杭州市萧山区第十中学历史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