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郁达夫交往很久，二人从1928年6月起合编《奔流》月刊，共出版了15期。他们一边编辑，一边自己翻译，在《奔流》上刊登了大量译文。

鲁迅从日文转译了《苏俄的文艺政策》。郁达夫针对当时日本帝国主义鲸吞中国的野心和国民党卖国行径，翻译刊出了苏俄大作家屠格涅夫的一篇讲演，又在《译者的话》中直言：“日本人和中国的军阀通了气脉，打进了山东，惨杀了我们的几千万同胞，而住在上海租界上的许多我国的法利赛人还在喊革命文学，想打堂克蓄德的耳光。”鲁迅和郁达夫并肩作战，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勾结，残害中国同胞的滔天罪行。

鲁迅和郁达夫互相鼓舞、相互支持。鲁迅对郁达夫翻译的《托尔斯泰回忆杂记》作了高度评价，他在《奔流》第七期末尾“编校后记”中说：“首先当然要推的‘回忆杂记’，用极简洁的叙述，将托尔斯泰的真诚底和粉饰的两面，都活画出来，仿佛在我们面前站着。”

鲁迅的工作十分繁忙，但仍在《奔流》担负了较多的编辑事务。郁达夫在1938年《回忆鲁迅》中赞道：“鲁迅不仅是一个只会舞文弄墨的空头文学家，对于实务，他原是也具有实际干材（才）的。说到了实务，我又不得不想起我们合编的那一个杂志《奔流》——名义虽则是我和他合编的刊物，但关于校对、集稿、算发稿费等琐碎的事务，完全是鲁迅一个人效的劳。”

在《奔流》与读者见面3个月之后，1928年9月20日，郁达夫主编的《大众文艺》问世，鲁迅大力支持，在百忙中每期都送译文去，郁达夫对鲁迅的来稿处理得十分及时。

1930年2月15日，鲁迅、郁达夫、郑伯奇、彭康、冯雪峰等51人列名，共同发起组织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当时鲁迅致友人书中说：“自由运动大同盟，确有这个东西，也列有我的名字，原是在下面的，不知怎地，印成传单时，却升为第二名了（第一是郁达夫）。”郁达夫也说：“鲁迅和我都是这自由大同盟的发起人，后来连做了几任的干部。”1932年7月，宋庆龄、蔡元培、鲁迅、郁达夫等就牛兰夫妇被捕一事向反动当局提出抗议，此时，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成立。在这些活动中，郁达夫始终跟鲁迅战斗在同一条战线上。

（作者系张家港市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