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网北京8月7日电（记者 杨岚）近日，肝胆肿瘤创新生态建设交流会在上海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名誉院长樊嘉教授接受采访，系统阐述了肝癌诊疗现状、治疗手段的协同创新路径，以及对肝胆肿瘤事业发展的前瞻思考。

我国肝癌长期承受着高发病率、高死亡率、高复发率及高并发症率的沉重压力。然而，新的风险因素正在浮现。樊嘉介绍，肝病人群正逐渐从病毒性肝炎向代谢性肝病漂移，脂肪肝、糖尿病、肥胖等代谢异常正成为肝癌的新增危险源。肝细胞癌本身起病隐匿，早期缺乏特异性症状，多数患者就诊时已合并慢性肝炎、肝硬化等基础肝病。更为棘手的是，相当比例的患者伴有肝功能损伤、门静脉高压、腹水等并发症，这类“基础肝病与恶性肿瘤共存”的复杂状态，使诊断、治疗及长期管理难度陡增，对药物安全性也提出严苛的要求。

在樊嘉看来，全程管理涉及预防、早筛、诊断、治疗、康复等多个环节，任何一环薄弱都会拖累全局。“协同”正是对此的回应——它既是治疗层面的联合，更是机制上的深度衔接，需要从体系高度推进，并借助生态协作打破壁垒，形成无缝闭环。

在治疗层面，协同策略正成为主流方向。一条路径是“靶向+免疫”的联合，另一条重要路径是基于PD-1/PD-L1和CTLA-4抑制剂的双免疫联合方案。樊嘉打了个比方，人体免疫系统像一支军队，“T细胞”是前线士兵，负责消灭肿瘤。但肿瘤很狡猾，它会伪装自己，让士兵认不出；还会设路障，让士兵过不来。双免疫治疗派出两路援军，CTLA-4抑制剂负责清除路障、扩充兵力；PD-1/PD-L1抑制剂负责撕掉伪装，让士兵瞄准敌人发起攻击。一个负责通路，一个负责瞄准，两路协同，形成围攻之势。两者作用于免疫反应的不同环节，协同激活抗肿瘤免疫环境。

不久前，樊嘉领衔的团队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成果，动态揭示了肝癌转移和复发的过程。樊嘉表示，既往认知多停留在静态层面，肿瘤大小、包膜完整性、血管侵犯等均为高危复发因素，但为何某些肿瘤易于在特定器官“定植”转移，而另一些则否，其背后涉及肿瘤细胞自身特性、靶器官微环境及两者间相互博弈的动态过程。这项研究为围术期干预提供了全新视角，也为探索术前术后综合治疗策略指明了方向。

对于中晚期肝癌，局部介入与系统治疗的联合打开了更大空间。已有临床研究证据表明，系统治疗与肝动脉化疗栓塞（TACE）的联合策略能够实现 “局部定点清除和系统全面扫荡”的协同增效。这标志着系统治疗正从晚期向中期前移，部分患者经联合治疗后肿瘤降期，有望重获根治性切除机会。樊嘉强调，使初始不可切除的肿瘤通过联合治疗转化为可切除，已成为我国肝癌诊疗的重要攻关方向。

樊嘉坦言，我国各级医疗机构的诊疗水平参差不齐，管理、技术、人才和学科能力均存在显著差异，难以实现同质化。尽管已有国家层面的《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和质控要求，但各医院的认知水平、执行能力和监管力度参差不齐，若推动不同地区、不同层级的医院达到相近的诊疗标准，就需要建立协同机制，由高水平医院带动省级中心，省级再向下辐射，逐级提升，最终实现整体能力的同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