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强（左二）到估价机构实地调研。（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柴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人学会原会长、研究员，获2025年度全国政协委员优秀履职奖、中央国家机关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先进工作者等。

五六层高的老住宅楼，没有电梯。

柴强站在顶层住户门口，抬手敲门。额头上沁着汗，衣服左肘蹭了道灰。

这是北京40多年前建造的居民楼之一，也是他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后走访的许多老旧小区之一。楼道里墙皮剥落，转角堆着旧自行车，空气里飘着一股老房子特有的味道。

开门的老人愣了一下：“您真爬上来了？我这腿脚，平时基本不下楼。”

“应该的，应该的。”柴强笑着往里走。

……

这样的对话，柴强听过很多次，“每次听到老人这样说，我心里都不是个滋味。老旧小区改造不仅关系到居民的福祉，更关系到城市的形象。想到这里，多爬几次楼是值得的。”

没人会想到，时常到老旧小区走家串户的柴强，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一直在为城镇住房制度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以及房地产发展思索、钻研、建言。

而他手里握着的那把估价标尺，也为房地产估价行业立下了标准。

跑出来的改革数据

初见柴强，多半不会把他和“专家”两个字联系起来。

说话带着点武汉口音，聊起天来比较随意、家长里短，不大像个搞了40多年研究的学者。下基层调研，他不挑好小区，净往破旧的老院老楼里跑；别人座谈听汇报，他却还要挨家挨户敲门。

有人说；“柴委员太‘接地气’了，根本不像个大专家。”

可一说到专业，这个看上去慢条斯理、平时话不多的大专家，立刻就变了个人。

老住宅楼加装电梯，是个老大难。高楼层住户急着装，低楼层住户坚决反对，“装了电梯，高楼层升值，低楼层因为噪音等问题不但不升反而贬值，凭什么？”吵来吵去，邻里矛盾越闹越深，多少老楼卡在这一步，加装电梯难以推进。

柴强受此启发，用他研究了一辈子的老本行——房地产估价，提出先测算加装电梯前后每套住房的市场价差，再按照“多受益多负担、少受益少负担、不受益不负担，受损应予公平合理补偿”的原则，一笔一笔算清楚谁该出多少钱，谁该补多少钱，明明白白地给居民摆出来。

“民生工程，就得让每一户都感受到公平。”轻描淡写的一句话，背后是柴强40多年专业功底撑起来的底气。

而这份较真，并非他当了全国政协委员才有的。

早在1985年，柴强的硕士论文题为《城市土地合理利用探讨》，写着写着他就较上了劲，“光在技术经济层面讲道理还不够，如果相关体制机制不改，土地合理利用就是一句空话。”为了找到解决实际问题的答案，他到处搜寻国内外有关资料，了解我国有关城市具体情况。

改革开放之初的深圳经济特区，鱼龙混杂，什么新鲜事都有。香港地区来的相关专业人士一句话，把柴强说愣了：“你们这是捧着金饭碗讨饭吃。”

彼时内地城市土地实行无偿、无限期、无流动使用制度，土地价值尚未得到显化，使用效率有待提升。柴强听着这话，心里亮了：“对，问题就在这儿。”

从那以后，他在房地产研究这个领域较了一辈子的真。

1992年，北京首次推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改革，柴强出任技术方案组组长。没经验、没数据、没模板，一片空白。空白怎么办？跑。

王府井等6大片商业区、亦庄等17片工业开发区以及城近郊8个区……柴强带着专家团队，与有关政府部门人员一起，一个片区一个片区地查看和测算，硬是把北京市的地价摸了一遍。

这项工作后来被评价为“为北京市城镇土地有偿使用作出了突出成绩”。可柴强自己不说这些，他只说：“改革的数据，都是一步一步跑出来的。”

从零开始搭建行业标准体系

柴强总说自己是“有意无意”进入房地产研究这个领域的。

说“有意无意”，听着像谦虚，其实是实话。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房地产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几乎没人专门研究，也没有成熟的学科和知识体系。柴强凭着对技术经济学的兴趣和建设国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热情，一头扎了进去。

这一扎，就是40多年。

上世纪90年代，行业标准尚属空白，市场一片混沌。柴强心里着急：“没有标准，就是一笔糊涂账，吃亏的最终还是老百姓。”

“同样规模的商场，开在王府井躺着都能盈利，开在偏远郊区拼死经营也可能亏本甚至关门。这种天然的区位优势，和企业自身经营能力无关。不把土地禀赋的差异剥离出来，根本没法科学考核企业实效。”柴强说起这些，条理清晰，逻辑严密，与平时那个看上去慢条斯理的人判若两人。

1994年起，柴强开始深度参与起草《房地产估价规范》和《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两项国家标准。从零搭建一个行业的标准体系，谈何容易？

没有现成的路，就自己蹚一条出来。

从那时起，柴强带着团队从最基础的概念术语梳理做起，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跑，一个案例一个案例地分析。编制过程中，他经常往返深圳、香港等地，与当地的行业前辈、同行交流。“香港地区产业测量师行业起步早、体系成熟，经验值得学，但不能照搬，得结合内地的实际情况，一条一条研究。”柴强坦言。

从专业术语定义到估价方法，从制度设计到行业自律管理，两项国标最终落地，填补了国内房地产估价领域的空白，让这个行业从此有了统一的标尺。

从“捧着金饭碗讨饭吃”到两项国标落地，柴强用了近20年。没人逼他这么干，没人给他下指标、定任务，可他就是闲不住。

这股劲，在1998年“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那一年，实行了几十年的福利分房制度画上了句号。柴强作为主要参与研究人员，深入开展国家房改方案的研究测算。改革远比文件上写得复杂，那时职工严重依赖单位或政府分房、工资中住房消费含量不足、老百姓购房意愿低。在早期房改出售公房过程中，社会上还流传着一句话：“买房就是买维修权”。

为了摸清职工和居民真实诉求，柴强走访了许多老旧公房小区和住户，见过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挤着三代人，厨房卫生间公用；也见过年轻人苦等好几年，分不到一间像样的宿舍。住房紧张的窘迫，他也体会过，所以更懂老百姓对安居的渴望。

“改革最怕不了解实际、加重职工负担。”这是柴强挂在嘴边的话。住房补贴资金需求量、资金转换来源、职工购房负担能力这三个核心问题，他与团队反复测算、多轮论证，一遍一遍地优化改革路径，最终推动了住房制度从“公家分房”平稳过渡到“市场购房”阶段。

有人说，柴强赶上了好时代，站在了风口上。可熟悉他的人知道，所有机遇的背后，不过是个不服输的人，一步一步踩出来的路。

1982年，柴强报考中国社科院硕士研究生，同学们都觉得难以考上。可他心里不服气，还就是考上了，师从时任技术经济研究所（后改为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主要负责人徐寿波，又于1985年报考中国社科院博士研究生，跟着时任中国城乡建设经济研究所所长薛宝鼎读博士。

回望来路，柴强总说“自己最大的幸运就是赶上好时代，遇见一批好老师、站上了好平台”。

可时代从来不会辜负往前奔跑的人。

将心比心的委员

2023年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柴强依然闲不下来，依旧一头扎进老旧小区、老旧住宅楼里。

名气大了，又成了全国政协委员，熟悉柴强的人不太理解：提些高大上的提案不好吗？干吗天天往老院老楼里跑？

柴强不解释。他只是接着爬楼、接着敲门、接着记录。因为他知道，那些住户说不出口的难处，要有人替他们说。

有一年冬天，柴强敲开一户低收入家庭的门。屋子收拾得干净，但明显透着凉意。他注意到暖气管是凉的。住户有些不好意思：“不是不想开，是自采暖的费用实在扛不住，多穿件棉袄，冬天也就扛过去了。”

柴强没说话，但这个场景，他太熟悉了。少年时，就着煤油灯读书，也舍不得多开电灯；冬天里手脚冻得通红，也舍不得用煤炭烤火。上大学时，为了省两分钱车费，他提前一站下车，走回学校。不同的年代，同样的窘迫，那种“能省则省、能扛就扛”的滋味，他尝过。

所以他比谁都懂，“好房子”不一定是豪宅，适配群众收入水平、贴合日常生活需求、解决百姓居住痛点的房子，才是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好房子。

2025年，柴强提交了《关于大力支持“好房子”建设的提案》，呼吁从税收、金融、土地等多维度出台配套支持政策，推进适配普通群众的宜居“好房子”建设。从“好房子”这三个字，他看到的是民生底线。

这份将心比心，贯穿了柴强整个履职过程。

2025年，柴强把推动《住房租赁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出台作为履职重点，他想的不只是完善制度，更是那些漂在城市里租房的新市民、青年人。在多年不断呼吁的基础上，同年7月他终于见证《条例》的正式颁布。

随后，柴强积极承担起《条例》宣讲解读任务，在司法部相关平台上发文章，在各地培训班上宣讲精神。在海南的一次宣讲，一位基层干部听完后告诉他：“您的讲解把法律条文变成了我们工作中的具体方法，帮助我们找到了落实的方向。”

“专业知识的价值不仅在于发现和提出问题，更在于帮助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前提，是你得真的懂那些问题背后的人。”柴强说。

从改革参与者到标准制定参与者，再到政协委员，身份再怎么变，柴强走的路都一直没变，还是那条通往老百姓家门口的路，一步一步，连着烟火，系着民生。

有人问他，都这个年纪了，干吗还这么拼？

他说得很直接：“实现老百姓的安居梦是最大的民生，这条路，我会继续走下去。”

从煤油灯下的少年，到敢破难题的改革研究者和参与者，再到走进百姓住房的政协委员，40多年过去，柴强手里那把估价的标尺，量过土地，量过房产，量过行业的标准，如今，又用来丈量民生的温度。

这把标尺，从来没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