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苏维埃政府旧址

红军桥上的那道刻痕

在福建长汀县中复村，有一座普通的木桥，当地百姓叫它“红军桥”。桥柱上刻着一条线，比照步枪加刺刀的高度。那是当年征兵用的“生命等高线”——身高超过这条线的青壮年，就能报名参军。

长汀塘背乡的罗云然老人，就是在桥头送走了他的6个儿子。前3个孩子先后牺牲在反“围剿”战场上。当得知松毛岭战事吃紧，红军急需补充兵员时，老人义无反顾把剩下的3个儿子带到了桥头。征兵干部不忍心，低声劝他：“老人家，留下最小的儿子在身边尽孝吧。”罗云然老人摆了摆手：“我和3个孩子商量好了，就是断了香火，也要跟着红军干革命！”6子从军，3人已逝，3人再赴前线。

红军桥上的那道刻痕，只是福建扩红热潮的一个缩影。同样的故事，在上杭县才溪乡、在宁化县淮土区、在福建苏区的每一个乡村都在上演。

上杭才溪乡发坑村的贫农林攀信有3个儿子——林金堂、林金森、林金香。扩红时3兄弟争着要参军，谁也不肯相让。最终3兄弟全部加入红军，先后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才溪乡被称为中央苏区的“扩红模范乡”，全乡80%以上的青壮年参加了红军。毛泽东在《才溪乡调查》中高度赞扬了才溪人民踊跃参军的事迹。

1933年10月，福建少先队县、区队长联席会议召开。当会议号召大家参军时，不到10分钟，全体县区队长“一致加入红军”。消息传出，党团政府及群众团体纷纷送猪肉、送草鞋、开晚会，“造成当红军的光荣的浓厚空气”。在福建苏区，“当红军”不仅是一种义务，更是一种光荣。

1934年9月，松毛岭战事危急，留守部队兵力严重不足。福建军区紧急动员约2000名新战士补充红九军团；9月28日，再次动员1600名新战士从濯田赶到钟屋村。短短数日，3600名福建子弟奔赴前线。

一双草鞋的分量

1934年9月初，中央号召筹集20万双草鞋慰劳红军，福建承担2.5万双。上杭县上回龙区王胜英做了350双布草鞋，通贤乡黄聪秀做了250双。长汀县赤男区一次编织1700余双。乡亲们日夜不停地编织，手指磨破、眼睛熬红，手却没有停下。

同样的奉献，体现在借谷运动中的一担担粮食里，体现在收集军用器材时的一件件铜铁中，体现在后方工厂工人昼夜不停的劳作间。

1934年7月，中央决定借谷60万担。福建苏区人民“宁肯自己饿肚子，也要让红军吃饱饭”。长汀原定借谷27000担，实际完成30954担，超额3954担。宁化全县收集谷子3万多担、现金37000元，成为中央苏区收集谷子最多的县之一。

军用器材同样紧缺。制造子弹需要铜、铁、锡。1934年6月，中央号召收集15万斤铜、15万斤锡、25万斤旧铁。福建省在8天内就收集铜3200斤、锡410斤、铁1500多斤、子弹壳180多斤。群众把家里的铜盆、铜壶、铜钱甚至陪嫁的铜脸盆都捐献了，没有人犹豫。有了原料，兵工厂工人日夜赶工，每天义务劳动，星期天也不休息。

福建长汀有“红色小上海”之称，工业占中央苏区一半。长汀中华织布厂、红军被服厂、斗笠厂、熬盐厂等突击加班，工人们知道自己生产的每一件军需品都将成为红军的生命保障。从借谷运动中的一担担粮食，到军用器材收集中的一件件铜铁，再到草鞋运动中的一双双布鞋，福建人民用最朴素的方式诠释了“节衣缩食为革命”的奉献之情。

松毛岭上的最后屏障

1934年9月23日，国民党三个主力师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松毛岭发起猛攻。松毛岭雄踞福建长汀与连城交界，是中央苏区东线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红九军团、红二十四师及福建军区独立团共五六千人，与数倍于己的装备精良敌军展开激战。长汀、连城苏区群众组成了运输队、担架队、慰劳队等，赴前线协同红军作战。正是这种军民一体的顽强阻击，迟滞了敌军对瑞金的进攻，让红九军团顺利退出阵地，开往瑞金会昌集结。

1934年10月初，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用“铁桶计划”剿绝红军。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福建连城人、中共地下党员项与年完成了一项惊天动地的壮举。他获得了蒋介石的“铁桶计划”后，敲掉自己的4颗门牙，扮成蓬头垢面的乞丐，将密写情报藏在字典中，穿越重重封锁线，赶到瑞金亲手交到周恩来手中。正是这份情报，让中共中央下定决心提前实施战略转移。

红九军团撤出松毛岭准备转移的时候，闽西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送行，宣成乡的乡亲们推选代表，带着大家拼凑的笋干、菜干、鸡蛋，不远百里赶来。他们把物品往战士手里塞，拉着战士的手含泪叮咛：“希望你们多打胜仗，等胜利了回家来看看。”在敌军即将大举进犯的危急时刻，乡亲们担心的不是自己安危，而是红军安危。这种超越个人生死的情感，正是“舍生忘死”最深刻的体现。

畲嫂舍子救曾志

主力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军对苏区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在闽东，时任福霞中心县委书记的曾志在大山深处养病时遭敌突袭。撤离途中，畲嫂蓝金妹做出撕心裂肺的决定——把自己正在啼哭的幼子放在路边，背起体虚昏迷的曾志向山上转移。这就是流传至今的“畲嫂舍子救曾志”的故事。

在永定戴洋祭村“至死不肯吐露半个字”的坚贞中，在上杭14岁少年黄章太宁死不屈的牺牲中，在每一位保护红军伤病员的普通群众身上，福建群众冒死掩护革命力量的精神熠熠生辉。

有一次，敌人包围了永定县戴洋祭村，威迫群众交出红军伤病员。疯狂的敌人当众杀死了两个青年，并威胁要杀光全村人，但群众至死不肯吐露半个字。福霞边下厝坪的畲族阿妈钟淑兰，用化装、认亲戚等各种办法，保护了隐蔽在她家养伤的红军干部安全。

1935年初，上杭县黄砂埔遭敌人包围。14岁的少年黄章太为掩护红军伤员撤离而遭逮捕，宁死不屈，英勇牺牲。60多岁的老人黄坤廉为保护红军的物件，遭严刑拷打，壮烈牺牲。连四乡群众刘德林被敌人压在地上，用树筒碾压、用针尖刺扎，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始终只有一句话：“这里没有共产党。”

国民党军实行“五光”“十杀”政策，烧毁村庄，大肆捕杀革命干部和群众，妄图消灭革命力量。福建军民没有被吓倒，他们转入深山，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正是千千万万这样的普通群众，用生命保护着革命火种。红军游击队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坚持斗争，使福建成为“红旗不倒”的坚强堡垒。

[作者系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副馆长、文博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