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将《义勇军进行曲》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2004年，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正式被写入宪法。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

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有义务通过电影，讲好藏在国歌中的义勇军及其缔造者的故事。为了创作电影剧本《藏在国歌里的名字》，我采访了相关知情人士，阅读了相关史料……

《义勇军进行曲》草稿

黄显声创建抗日义勇军

“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麦新写下《大刀进行曲》，再度呼唤全民抗战，赞颂东北义勇军是抗日前锋。两首抗日战歌，将东北义勇军的形象镌刻进全民族抗战的永恒记忆。

义勇军隶属于哪支部队？这支军队是谁创建的？东北义勇军与《义勇军进行曲》有着怎样密不可分的渊源？

故事还要从黄显声将军讲起。

黄显声1896年生于辽宁省岫岩满族自治县石庙子镇蓝家村，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文科预科班，曾投身五四运动；后考入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炮科，毕业后任职东北军，深受张学良赏识，历任随身参谋、东北军第20旅少将旅长。1930年，他出任辽宁省警务处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局长。

1931年初，黄显声预判日军即将发动侵略战争，多次赴北平面见张学良，恳请提前备战，却未获应允。他转而以省警务处名义，将辽宁全省58县公安队伍整编为12个公安总队，调拨沈阳库存旧枪20余万支，每支枪配发50发子弹，分发至各县警队，提前武装地方抗日力量。

9月18日清晨，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从日本返回沈阳，携侵略密谋与本庄繁在大和旅馆秘密会晤。黄显声截获情报后，当即下令全市各警察分局、公安总队全员进入战时戒备状态，当夜亲自坐镇市公安局总指挥部，通宵值守不曾离开。

当晚，日军炮轰北大营后，有人连夜赶赴公安局告知：上级下达不抵抗命令，第七旅即刻撤出北大营，退守东山嘴子。

黄显声当即明确表态：“各公安分局、警队会全力抵抗，不到彻底无法支撑之时，绝不放弃驻地。市区若无法坚守，便拉到城外继续作战，誓死抗击到底！”

不久，北平当局发来密电，要求：日军入城若索要枪械，警察必须无条件上缴。黄显声当众撕毁这份指令，传令全城警队死守辖区、主动迎击进城日军。

日军分三路攻入沈阳城内，黄显声将前线指挥所设在交火最激烈的二经街，全线警队分据点拼死阻击。三经路警察署、商埠三分局警员坚守阵地拒不缴械，全员殉国；两名警员身绑手榴弹，扑向日军装甲车，与敌同归于尽，战况惨烈。

南市分局仅30余名警员，抵御数百日军进攻，近身肉搏近3小时，造成日军大量伤亡，最终因孤立无援、弹药耗尽，分局陷落。

国土沦丧、正规军奉命撤退之际，黄显声毅然奔赴锦州，筹建抗日义勇军。他以辽宁省警察部队为骨干，联络东北军旧部、地方民团、山林爱国武装，同时号召爱国学生、乡村农民参军。其秘书刘澜波是中共党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电力工业部部长），协助他拟定民众抗日武装《编委方案》，下发各县，允许爱国志士自行招募兵员，并授予对应军职军衔。辽西、辽南地区迅速组建20余路义勇军，总兵力超10万人，锦州保卫战就此打响。

面对日军飞机、重炮的优势装备，义勇军仅凭步枪、手榴弹乃至大刀，在锦州构筑阵地顽强阻击，以血肉之躯抵挡炮火，数次打退日军冲锋。锦州市政协学习文史委留存的义勇军史料详细记载：10月8日，关东军参谋长石原莞尔下令空袭锦州，12架日军战机编队轮番轰炸，投下75枚炸弹，大量平民伤亡，罪行滔天。北镇县义勇军营长毕成富举枪低空射击敌机，击中油箱，战机冒黑烟坠毁山沟，两名飞行员被俘，遭民众义愤处死。这是九一八事变后，义勇军以劣势装备战胜日军机械化力量的经典战例。

辽宁省锦州市政协学习与文史资料委员会和锦州市东北抗日义勇军研究会编辑的专题史料《抗日义勇军与〈义勇军进行曲〉》。

日军先后出动93架次飞机轰炸锦州，犯下累累罪行，但义勇军始终不惧炮火、奋勇坚守。义勇军战士李树珍操作机枪击伤、击退多架敌机，累计击落3架日机，尽显义勇军不畏强敌、舍身报国的血性与骨气，辽西义勇军击落日机统计表中对此有完整记录。

锦州保卫战中，义勇军毙伤日军数百人、击落多架敌机，极大提振全国军民抗战士气。终因敌我兵力、装备差距悬殊，1932年1月3日锦州失守。但义勇军“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民族气节，极大地鼓舞了全国抗日民众。

1936年8月，黄显声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末，他抵达武汉会晤周恩来，暗中向延安输送武器与进步青年。原本计划前往抗日军政大学任职，为营救西安事变后遭扣押、主张联共抗日的张学良，他主动请求留在武汉开展营救工作。

1938年2月，经叛徒张碧天告密，黄显声被军统特务秘密逮捕，此后身陷囹圄长达11年。

朱庆澜定名《义勇军进行曲》

《义勇军进行曲》本是电影插曲，其中有一位鲜为人知的关键人物——民国元老朱庆澜将军，歌曲之名便由他敲定。

据朱汉刊发于《大连近代史研究》第12卷的文章《我的祖父朱庆澜与〈义勇军进行曲〉》记载：朱庆澜（1874—1941）字子桥，辛亥革命元老，历任广东省长、黑龙江护军使、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兼哈尔滨特别行政区长官，长期在锦州居住。民族危亡之际，他挺身而出，创办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并担任会长，募集400多万大洋物资支援前线义勇军；1932年11月出任东北义勇军总司令，是黄显声组织抗日武装最坚实的后盾。

1934年，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上海电通影业公司筹拍抗战影片《风云儿女》，因资金短缺难以推进。朱庆澜与夏衍、田汉、司徒慧敏等共产党人深度合作，慷慨出资，出任影片制片人与第一出品人。

编剧田汉写完故事梗概与主题歌歌词后，遭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聂耳从日本寄回的曲谱上，仅标注“进行曲”三字。朱庆澜提笔在“进行曲”前增补“义勇军”三字，将主题曲正式定名为《义勇军进行曲》。这一命名具象鲜活，呼应锦州保卫战中义勇军浴血冲锋的实景，传递出他号召全民奋起、“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呐喊。

《风云儿女》拍摄、公映全程阻力重重，为避免影片遭上海国民党当局封禁，朱庆澜多方游说各界人士，全力推动影片公演。1935年5月24日，《风云儿女》终于在上海首映；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同步灌制唱片，向全国发行。

《义勇军进行曲》迅速传遍大江南北，掀起全民抗战热潮。

黄显声的白公馆岁月

8年前，我与编剧张佑晨、孟祥山按照“注重研究九一八事变后14年抗战的历史”的原则，选定黄显声作为剧本核心人物。我们先后走访辽宁岫岩黄显声故居、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查阅大量义勇军战斗史料与影像；奔赴贵州息烽监狱、重庆白公馆实地探访他当年的囚室；赴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祭拜将军。黄显声将军大义大勇的军人风骨、宁死不屈的共产党员品格，令我们深深动容。

黄显声将军

早年读《红岩》小说，书中化名“黄以声”的黄显声将军令人印象深刻。书中描写：这位东北军高级将领被囚十余年，纵使囚服破旧、两鬓染霜，依旧身姿挺拔、声如洪钟，一身凛然军人气度，待人宽厚沉稳，面对特务始终不卑不亢，从未低头折腰。

小萝卜头宋振中长至6岁，父母多次恳请特务准许他外出求学，均被驳回。狱中难友集体抗争后，特务被迫妥协，指定黄显声单独教导他。每日特务押着小萝卜头，从楼下女牢前往楼上黄显声的囚室上课。

黄显声教小萝卜头语文、数学、基础武术，还传授俄语；他指着俄语单词“свобода（自由）”，细细为孩子阐释自由的真正含义。将军擅长书法、篆刻，手把手教孩子写字，时常讲述岳母刺字的爱国故事。我们站在白公馆囚室中，难以想象昔日驰骋辽西战场的抗日统帅，被困牢笼11年的内心煎熬。即便身陷绝境，他依旧侠骨柔肠，与小萝卜头情同父子。

黄显声在狱中拥有阅读报纸的优待，常把解放战争的前线消息转述给小萝卜头，也为狱中地下刊物《挺进报》传递情报。黄显声未曾预料，1949年9月6日，蒋介石下达杀害杨虎城将军的密令，小萝卜头随同父母宋绮云、徐林侠一同惨遭特务毒手。事发前，特务假意告知小萝卜头即将释放，孩子前来向恩师道别，黄显声为他上完最后一堂音乐课，教他唱《义勇军进行曲》。写到这段情节时，编剧都难以抑制泪水。

曾有东北义勇军旧部多方奔走营救，劝他妥协换取自由，黄显声坚定答复：“我抗日无罪，要光明正大走出监狱！”多名东北抗日将领联名上书蒋介石，请求释放黄显声，他却提出条件：“若要释放我，必须同时释放张学良，我要和少帅一同重获自由。”

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3天，黄显声被国民党特务残忍杀害，年仅53岁。

《义勇军进行曲》被选定为代国歌

我曾创作国旗设计者曾联松题材影片《共和国之旗》。1998年，我到中央档案馆查阅1949年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国旗、国歌座谈会原始记录，档案原件珍贵，仅能调取胶片影印件阅览。1949年9月25日，中南海丰泽园座谈会专门研讨国歌事宜，徐悲鸿率先提议选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梁思成当即附议。

会上讨论激烈，不少代表质疑：新中国即将全境解放，时代环境已然改变，“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句不再贴合当下，建议重新填词。

田汉也在场，他也认为原歌词诞生于抗战年代，应当另行创作新词。周恩来率先发言：“还是保留原有歌词，唯有原文能激荡人心，修改后便失去这份激昂的情感力量。”

最后，毛泽东一锤定音：“我国人民历经艰苦斗争，虽全国解放近在眼前，但依旧身处帝国主义包围之中，绝不能忘记列强侵略压迫的历史。未来我们还要为国家完全独立解放长期奋斗，因此原歌词应当完整保留。”

座谈会最终达成统一共识：完整保留原版歌词，不作任何修改。国旗、国歌议题确定后，毛泽东、周恩来带领全体参会人员齐唱《义勇军进行曲》。

两日之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表决通过：在正式国歌定稿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

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义勇军进行曲》新版歌词。后在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1982年恢复使用田汉原版歌词的《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朱庆澜题字的《东北义勇军》封面

用镜头还原国歌背后的英雄

毛泽东在《对东北局关于东北形势及任务决议的修改意见》明确指出：“我党在东北，从日寇侵入之日起，即领导东北人民组织抗日义勇军反对了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进行了长期英勇斗争。”

党领导的义勇军是中国共产党参与组建的抗日武装，黄显声身边有刘澜波等中共党员协助军务，响应中共满洲省委抗日号召。后续大部分义勇军编入东北抗日联军，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早期成功实践，更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14年抗战的中流砥柱作用的历史见证。

从国歌立法的现实需求，到拍摄影片讲述义勇军往事，常有质疑之声：这样的故事能吸引观众吗？

于海以“我最爱国歌”为主题，走遍全国开展400余场国歌宣讲，覆盖学校、机关、部队、社区、企业乃至港澳青少年。香港学生坦言：国歌是最好的爱国教材，字字铿锵、句句雄壮，集体合唱时每每热泪盈眶，每场宣讲都座无虚席。这也印证，国歌是我们的国魂，了解国歌历史与公民有法律关系，是爱国的共情和意志的共鸣。

我常与解放军军乐团原团长于海委员谈起，国歌84个字，若能通过影像具象化、故事化，便能让大众读懂背后的抗战精神，发自内心庄重歌唱。这份初心，催生了以电影镜头还原国歌背后的英雄往事的创作计划。

剧本也获得了于海委员的授权，将他推动国歌立法的真实经历写入影片。

影片结尾推向高潮：于海委员在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上担任大合唱指挥，亿万群众齐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镜头串联起当年沈阳街头打响抗战第一枪的义勇军，与今日威武列阵、守护和平的现代化人民军队，跨越时空完成精神呼应。

目前，《藏在国歌里的名字》剧本已经国家电影局备案拍摄立项，香港著名导演吴思远先生看过剧本，特别肯定和坚定支持。他评价，这样一位抗战名将、民族英雄被杀害在白公馆，是最令人同情的故事，最能激发百姓观影情怀，了解义勇军才能理解国歌，理解国歌才能唱好《义勇军进行曲》。

（本文作者系第九、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届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建国大业》《离开雷锋的日子》《邓小平小道》《黄克功案件》等电影的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