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鏊同志，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创始人和杰出领导人。他的一生，跨越了清末、民国与新中国三个时代，见证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波澜壮阔的进程。从早年怀揣“议会救国”理想的民国议员，到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并长期战斗在党的隐蔽战线，他的人生轨迹充满了传奇色彩。

1960年6月，毛泽东、刘少奇等接见民主人士时与王绍鏊握手。

从同里少年到民国议员

1888年1月9日，王绍鏊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的同里镇。他4岁丧父，由祖父和母亲抚育成人。祖父治家严格，幼年逼他读四书五经。母亲常给他讲苏武、岳飞、文天祥等爱国志士的故事。王绍鏊后来说，母亲是他第一个真正的老师。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从此成了他一生矢志不移的座右铭。

戊戌变法的风潮吹进了同里镇。12岁时，王绍鏊写了篇《变法论》，提出“世无百年不变之法”。1902年，他偷偷报名入学金松岑先生创办的新学——同川学堂，开始接受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但不久被祖父迫令退学。17岁考取秀才后，祖父才允许他自由求学。

祖父去世后，王绍鏊一度热衷“科学救国”，参加理化研究会学习西方科学知识。但他很快产生疑问：不从政治上解决问题，单靠科学技术能行吗？一次，他偶然读到一本日本学者清水澄论述宪法的书，以为找到救国之路——制定宪法，政府办事有据，百姓有说话的权利。于是他放弃理化，考入法政讲习所，探索议会政治。

1908年，已结婚生女的王绍鏊萌生留学日本的念头。母亲深明大义，毅然卖掉自己的陪嫁田，又向亲友四处筹措，终于在胞叔的相助下凑足费用。1908年夏，王绍鏊东渡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1911年毕业回国，恰逢辛亥革命爆发。他到上海拜谒章太炎，担任中华民国联合会交际科主任干事。

1912年底，袁世凯下令举行国会选举。王绍鏊辞去江苏都督府的职务，投入竞选，在同乡支持下当选为众议院议员。1913年春，他来到北京，被推举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以为“一部宪法即可拨乱反正”。但宋教仁被暗杀后，袁世凯胁迫国会选举自己为大总统，同年11月解散国会。王绍鏊愤然南归。

此后，他的议会梦几经沉浮：袁世凯称帝，他参加反袁斗争；黎元洪恢复国会，他第三次进京；张勋复辟，他匆匆逃离；孙中山举旗护法，他只身赴粤拥护。1923年，曹锟进行贿选，王绍鏊联络江苏籍议员20余人拒绝收买，遭军警迫害，潜往天津。

1926年北伐开始，王绍鏊在共产党员侯绍裘的帮助下，组织苏浙皖三省联合会策应北伐，遭孙传芳通缉，被迫亡命。1927年1月，他来到武汉。在那里，他目睹了共产党人的许多动人事迹，阅读了一系列马列主义小册子，眼界大开。此后他赴南昌面见蒋介石。两次长谈后，他对张群直言：“此人若得志，中国将不可收拾。”张群惊问其故，他说：“两次长谈，进以公的话不见听，一谈到私利即有好反应，这岂是拨乱反正之人？”不久“四·一二”政变爆发。

这些经历促使他开始重新探寻中国的出路。回到上海后，他就到虹口内山书店买了日文版的《列宁选集》《资本论》等著作，带回天津家中闭门研读。他隐约感到，中国的出路或许就在这几本书里。

此后，他积极投入反蒋抗日斗争：1930年参加倒蒋运动；九一八事变后发起国难救济会；1933年春参加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受命到南方各省策应。同盟军失败后，王绍鏊在家写出小册子《协力主义》，但这套理论不过是他熟悉的资产阶级革命理论与刚刚接触的马列主义的生硬拼凑，很快他便认识到这仍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就在这时，他结识了中共党员黄申芗。两人每次见面都进行激烈辩论，黄从十月革命讲到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中国的彻底革命不能依靠资产阶级，只有靠无产阶级做主力军，并通过中国共产党来领导。精辟的分析使王绍鏊心悦诚服。

1933年秋，他在上海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利用曾是民国议员的身份为掩护，长期在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央特科从事隐蔽情报工作。

王绍鳌

密会陈济棠：为红军长征开路

王绍鏊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承担的第一项重大使命，是在中央红军面临第五次反“围剿”困境的关键时刻，受命密会广东军阀陈济棠，为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开辟通道。

1934年4月广昌失守后，中央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军事“围剿”已不可能。党中央作出准备战略转移的决定后，一项艰巨的任务落在了中央特科的肩上：必须争取广东军阀陈济棠在红军经过粤湘边境时“让出通道”。

陈济棠当时被蒋介石任命为“南路军总司令”，参与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但他深知自己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早有摆脱蒋介石控制、保存实力的打算。

1934年夏，在上海的中央特科委派与广东军界上层有旧谊的王绍鏊，携带季方（曾参加“福建事变”，任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的介绍信，从上海前往广州，设法面见陈济棠。王绍鏊到达广州后，通过季方的介绍找到了正在陈济棠第一军任参议的吴仲禧。吴仲禧后来回忆，王绍鏊拿着季方的介绍信找到他，说是受上海各界之托，有要事一定要面谒陈济棠总司令。吴仲禧问是否是关于反蒋的问题？王绍鏊称“比反蒋问题更重要一点”，并明确告知：“我要见陈济棠只求一事，江西红军如果要经过粤湘边境时，只要广东不出兵，红军也决不来犯广东。”

吴仲禧深知此事关系重大，立即请同乡、参谋处长唐灏青转告时任陈济棠参谋长的缪培南。几天后，陈济棠约见了王绍鏊。经过密谈，双方达成了“互不侵犯”的默契。这次会面为后来中央红军与陈济棠在寻乌进行的正式谈判铺平了道路。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踏上漫漫长征路，最早进入的国民党统治区就是陈济棠的地盘。正是由于此前达成的默契，红军顺利通过了粤北封锁线。

潜伏在“孤岛”与香港之间

密会陈济棠之后，王绍鏊继续在党的领导下，在隐蔽战线上发挥作用。

1936年5月，党组织派他前往山西，试图策动阎锡山联合抗日。在途经南京浦口时，他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面对敌人的审讯，他沉着应对，严守党的机密。直到七七事变后，他才被营救出狱。

全面抗战爆发后，王绍鏊遵照党的指示，在江苏南部家乡一带，组织武装力量，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他曾参与组织和领导了“太湖游击队”，在江浙边界和太湖南岸点燃抗日烽火。他还在家乡变卖田产，用以支持抗日武装的经费。

在苏南期间，王绍鏊利用自己作为上海斜桥吴江同乡会常客的身份，深入了解当地士绅和上层人士的动态，积极扩大党的外围力量。经他参与输送的一批革命青年加入了“华东人民武装抗日救国会”，并在吴江的太湖河网一带组建了吴江第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

除了领导武装斗争，王绍鏊还活跃于文化宣传战线。1937年底，他与徐铸成等人共同发起创办了《文汇报》。这份报纸在“孤岛”时期的上海，坚持抗战立场，宣传进步思想，成为当时深受市民欢迎的一份重要报纸。

1940年春节过后，王绍鏊根据组织安排前往香港，第一次见到了潘汉年。潘汉年指示王绍鏊先做情报转递工作。王绍鏊化名王钧，用在信中写“藏头诗”的办法与上海传递情报。在香港期间，他自学俄语，补习英语，教授日语，为担负更多任务做准备。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准备进攻香港。王绍鏊接到组织通知立即转移，隐蔽到九龙湾仔道的一间小木屋里。第二年开春，王绍鏊奉潘汉年指示返回上海。

在回沪途中，他结识了党内有名的“老太爷”。“老太爷”真名叫张唯一，是党派往上海加强地下工作的。回沪后，张唯一同志即住在王绍鏊在复兴中路合群坊的家中，由王绍鏊负责掩护隐蔽。此后，王绍鏊的家便成为党的秘密活动据点。刘人寿、黄景荷、侯德华等地下工作者常来此汇报工作和交流情报。

与此同时，王绍鏊还承担着另一项危险的任务——定期代表潘汉年与日本特务头子岩井会面。王绍鏊每次去会面，不仅要装出谦卑恭敬的样子，还要编一些所谓“情报”去应付对方。他后来在自传中回忆：“每次和日本人谈话，都要搜索枯肠才行，以争取他的信任。”而岩井口中透露出来的有价值的情报，他则立即整理上报党组织。

在那风雨如磐的岁月里，王绍鏊不避艰险，忘我工作。日本反战人士中西功等被捕，一些和他们并肩作战的中共党员或牺牲或入狱。王绍鏊奉命救援入狱的倪之璞、金若望等人。他找到原北洋财政总长李思浩担保营救倪之璞出狱，又请上海名中医蔡禹门为关在南市监狱的金若望治疗。金若望因受刑而瘫痪的下肢，竟然奇迹般地恢复知觉能够行走了。

“老太爷”在他家中接收延安指示需再建立一部电台，请他物色一位可靠的技术人员。王绍鏊找到了交通大学毕业生陈鲲。陈爱国心强，技术水平高，很快就将两台收音机拼装成一部收发报机，和苏北的游击队取得了联系。在日伪杀人如麻的“夜上海”，王绍鏊这些活动都要冒着极大的风险。

当时地下工作者的生活极其艰苦，几乎没有生活费。一位担任交通员的陈雨苍，曾于1942年严冬时分携妻儿来看望王绍鏊。见他饥寒交加、身无分文，王绍鏊夫人当即脱下身上寒衣给他妻儿。王绍鏊将情况报告给组织请求救济，待到第二周去他家探视时，陈妻却哭诉丈夫已病饿而死。王绍鏊晚年每忆及此事总止不住流泪，一再对身边同志说：“要艰苦奋斗，不要忘记胜利来之不易啊！”

参与创建民进：从反内战到协商建国

抗日战争胜利后，面对蒋介石“先统一后民主”的宣传，王绍鏊在1945年11月撰写了《先民主后统一》一文，指出：“统一而不以民主为前提，决无法实现”“过去的不统一，正是不民主的结果”。

这篇文章传到另一位著名民主人士马叙伦手中，两人一见如故，思想主张高度契合。以马叙伦和王绍鏊为代表的两支爱国民主力量开始经常聚会，座谈时局。经过酝酿和筹备，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在上海正式成立。1946年1月2日，民进召开了第二次会员大会，会议通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鲜明提出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反对独裁、要求民主的政治主张。王绍鏊当选为民进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

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在北火车站举行10万群众参加的欢送大会，欢送以马叙伦为首的和平请愿团赴南京呼吁和平。尽管特务在南京制造了殴打请愿代表的“下关事件”，白色恐怖日益加剧，王绍鏊仍然联合各界人士、团体发表声明，坚决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暴行。

1946年10月6日，上海人民在静安寺公祭李公朴、闻一多两位烈士。王绍鏊作为民进领导人参与了此次活动的组织工作。周恩来代表中共代表团前来祭奠。祭毕，周恩来与王绍鏊等人亲切握手。

1947年冬，王绍鏊根据党组织安排，撤离上海，转抵香港。在香港，他与马叙伦等人继续反蒋斗争，成立了民进港九分会，并积极联络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5日，在港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联名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王绍鏊同马叙伦一起代表中国民主促进会在电报上署名。

响应“五一口号”后，王绍鏊与马叙伦、许广平、徐伯昕等一起研究斟酌，制定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拟提出关于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及政治纲领》。这份文件系统地提出了民进对即将召开的政协会议和建国立国的政治主张，并明确表示“人民民主革命之彻底胜利，必须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

1948年10月5日至7日，他与沈钧儒、章伯钧、谭平山、蔡廷锴、朱学范、高崇民等7位民主人士先后到达哈尔滨，下榻马迭尔宾馆。

1948年10月21日，正式举行第一次“新政协诸问题”座谈会。王绍鏊作为民进代表出席，就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交换意见。座谈会就新政协的性质等基本的重要问题形成了共识。在这次座谈中，王绍鏊提出了一项重要建议：“政协会内，可设专门顾问名额，集中专门人才，以作咨询”。这一建议得到了与会者的认同。

在10月23日的第二次座谈会上，王绍鏊又提出增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为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单位的意见。这一建议体现了王绍鏊对上海民主运动情况的深入了解和对统一战线工作的深刻把握。

在11月15日举行的第三次座谈会上，高岗、李富春向各位民主人士通报了中共中央11月3日的答复，明确表示中共中央接受了他们的意见。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举行。王绍鏊代表民进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被编入第二小组，负责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

9月21日，王绍鏊作为民进的正式代表之一，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0月1日，他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

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民进代表合影，前排右一为王绍鳌。

躬身财政与晚年岁月

新中国成立后，王绍鏊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副部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以及民进中央副主席、民建中央常委等职务。

在担任财政部副部长期间，王绍鏊为新中国的财政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与老一辈财政人一道，通过打击投机资本、平抑物价，实行集中的统一财经体制，恢复国民经济。他注重调查研究，向组织建议财政干部应走出办公室，到基层第一线去了解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他在一份报告中写道：“我平时对于财经方面略有研究……这些事情我是想竭十二分的精力来研究学习的。”他先后到苏南农村、广州港口以及河南、华北等地的工厂进行实地调查，和当地负责同志一起研究如何发展经济。

王绍鏊的住房是极其普通的四合院，卧室仅能容下一床一桌，除了会客室有几张沙发外，房间里没有别的像样的家具。他只有几套旧衣服，直到去世时手上戴的还是解放前用的旧手表。饮食常年一荤两素，儿孙来了从不加菜。他公私分明，不用公家的一纸一线。对家属子女，他要求严格，从不允许搞特殊化。

1970年3月31日，王绍鏊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由于他在隐蔽战线工作的特殊性，其共产党员的身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公开。直到1981年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人民日报》发表了《奋斗不息的忠诚战士王绍鏊同志》的长篇纪念文章，并举行了骨灰盒覆盖党旗仪式，他的光荣身份和贡献才正式为世人所知。

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曾这样评价他：“王绍鏊同志的一生，始终对党无限忠诚，理想信念坚定，无论是在严酷战争的时期，还是在和平建设的年代，甚至是蒙冤受屈的岁月，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顽强奋斗的力量，不屈不挠的勇气，严守纪律的自觉。他是坚强的革命战士和忠贞的共产主义者，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新中国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为民进的成立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王绍鏊同志离开我们已有半个多世纪，但他的精神从未远去。

（作者系民进中央宣传部宣传处四级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