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侗在开展京剧讲座

▲清沈蓉圃所绘京剧名伶戏画像《同光十三绝》

编者的话：

京剧，历经200余年融汇淬炼，成为集中华戏曲之大成的国粹艺术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徽班进京”的萌芽起始到新时代活态传承，其流变不仅是一部艺术发展史，更是中华民族精神与文化记忆的生动载体。本期讲坛邀请刘侗委员从历史脉络、活态传承、传统审美、社会记忆、伦理价值及文化传播等维度，讲述京剧何以为“国粹”及其深厚的文化价值。

主讲人：刘侗

主讲人简介：

刘侗，全国政协委员、京昆室副主任，一级编剧，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京剧院原院长。

1925年，梅兰芳等人完成了新编古装京剧《太真外传》的全部创作，于当年和次年先后在北京开明戏院演出。这部取材于《长恨歌》《长生殿》共为四本的恢宏巨制，体现了梅兰芳在那个年代的鲜明艺术追求，实现了很多创新突破。剧中，“华清赐浴”“翠盘舞”“七夕盟誓”等段落中的大型舞蹈、身段运用、水袖技法、群舞编排，以及梅派丰富板式与华美唱腔的创制，实现了歌舞合一，塑造了雍容华贵又深情细腻的贵妃形象，把梅派“雍容、典雅、华美”的艺术审美推向高峰。同时，利用开明戏院新式剧场的有利条件，适度运用灯光布景进行视觉革新，将服饰与舞台视觉纳入整体美学考量，丰富了京剧旦角的表演范式，拓展了青衣表演边界。

这部对古典文学题材进行京剧化重构、用京剧本体语言重新演绎的新编戏轰动一时，不仅成为民国早期传统戏剧创新实践的典范之作，也给梅兰芳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巨大收获。在随后《顺天时报》于1927年举办的“征集五大名伶新剧夺魁”投票活动中，以大众投票最多而拔得头筹的梅兰芳，最终荣膺“四大名旦”之首。百年之后的2026年，梅派再传弟子、北京京剧院的青年演员路洁，以梅派艺术精神为宗旨，将再度加工整理凝练为一本的《太真外传》作为个人全国巡回演出的重头戏，依然引起广大观众的热烈反响，充分彰显出梅兰芳艺术价值与京剧文化经久不衰的永恒魅力。

京剧何以为“国粹”

作为国粹的京剧是中国戏曲的代表，它的发展历程大致经过六个重要阶段。

京剧艺术肇始于“徽班进京”。1790年，乾隆皇帝举办八十寿诞，诏令天下班社晋京祝寿，来自扬州的“三庆”徽班率先北上，随后四喜、和春、春台陆续进京。徽调声腔丰富，兼容昆腔、秦腔，立足北京舞台不断吸收借鉴其他姊妹艺术，为京剧形成奠定基础，是京剧的萌芽起始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徽汉合流”。“徽”就是徽班、徽调，徽班艺人兼唱二黄、昆曲、梆子、啰啰腔；“汉”就是湖北汉调艺人、汉调西皮腔。道光年间，一批湖北汉调（又称“楚调”）艺人陆续进京，与已经在北京立足的徽班合作，使得徽调之二黄腔与汉调之西皮腔彼此交融，构成皮黄声腔体系。同时二者在剧目、表演、行当、语言等诸多方面互相吸收融合，以湖广音、中州韵为唱念基础，为京剧的最终形成准备了重要条件。从“徽班进京”到“徽汉合流”，历经几十年的嬗变，逐渐形成一个以西皮、二黄为主，兼收并蓄昆曲、梆子等剧种的唱腔、表演、剧目，统一声腔体系，念白逐步形成京韵，行当体制完善，从而造就了一个新的剧种——京剧。

1860年咸丰帝召京剧班社入宫演出承应戏，开始了京剧的“国粹之旅”。大量“雅部”昆腔剧目不断转化为京剧剧目。同治、光绪时期，出现“同光十三绝”等一批标志性表演名家，老生行当成熟，谭鑫培等大师优化唱腔表演，剧目大量积累。清廷愈加推崇皮黄，京剧完成从民间戏班到宫廷御用的全阶层淬炼，社会影响力空前扩大，走向第一个鼎盛阶段。

第四个阶段便是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伴随新式剧场兴起，京剧艺术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自我革命，开启从剧目到行当、表演、音乐的全面创新，形成北京、上海南北呼应的格局，京派与海派并行发展。“四大名旦”崛起，旦角艺术大放异彩；以“前后四大须生”为代表，老生各大流派逐步成型；净丑等各行当流派艺术也竞相绽放。整理改编传统戏、新编古装戏及时装戏大量涌现。舞台美术、服饰不断革新。富连成等科班源源不断输送人才。报刊、唱片、剧场兴盛，京剧传播到全国各大城市，成为全国性大剧种。梅兰芳等人赴海外演出、京剧英译本流布海外，推动京剧跨文化传播。京剧艺术全面繁荣，走向新高度。

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至60年代是京剧的又一个繁荣期。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戏曲方针指引下，京剧迎来欣欣向荣的局面。首先，旧戏改革、剧目建设成果丰硕。在开展戏曲“改人、改戏、改制”的过程中，整理改编或移植创排了大量传统剧目，如《白蛇传》《将相和》《秦香莲》《杨门女将》《穆桂英挂帅》等，或突出反封建主题、或突出爱国主义精神、或突出表达民本思想、或在精简凝练中焕然一新，成为京剧经典剧目；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赵氏孤儿》等蓬勃涌现，同时移植改编沪剧《芦荡火种》为《沙家浜》等现代戏创作拓宽了京剧题材边界，开启了艺术表现形式的大胆革新。其次，国营院团体制建设全面开展，结束旧时代班社模式；设立戏曲院校，建立正规戏曲教育体系，改变旧科班模式，大规模培养新一代京剧人才；老艺术家得到尊重保护，焕发艺术生命。第三，名家荟萃，行当流派得以传承发展，流派艺术得到系统整理；青年人才在艺术实践中快速成长，各行当人才梯队得以赓续成型。第四，舞台艺术整体提升，剧本、导演、音乐、舞美规范化建设；乐队、唱腔、舞台美术全面革新，舞台综合艺术质量显著提高。第五，群众基础逐步扩大，京剧走出大城市，深入工矿、农村，演出普及，观众群体扩大；京剧电影和广播普及，扩大京剧传播。

改革开放时期的京剧艺术迎来复苏，大批传统流派剧目重新登上舞台，戏曲“三并举”的剧目方针得到贯彻，传统戏、新编历史剧、现代戏多元并举、齐头并进。戏曲教育恢复，流派传承工作受到重视。伴随市场经济发展与多元流行文化兴起，京剧遭遇观众流失、人才断层、市场生存压力等现实困境。国家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家传戏、“京剧进校园”等多项举措，对京剧进行扶持保护，推动京剧在当代社会活态传承。2006年，京剧被列入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0年，京剧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进一步确立其文化地位。

京剧的核心特征是活态传承，其“手眼身法步”的表演方法、“唱念做打舞”的表演门类、“生旦净末丑”的表演体制、“仁义礼智信”思想价值内核，以及流派唱腔、脸谱锣鼓等整套技艺，还有数以千计的海量剧目，都需要依靠口传心授、依托演员身体代代延续。特别是作为表演艺术的非遗项目，它所兼具的技艺价值、审美价值与思想文化价值，随着我国文化强国建设和国际交流交往的不断深入开展，愈发凸显。

京剧文化价值之“活态的中华

戏曲技艺遗产保护传承样本”

京剧是中华戏曲中拥有完整成熟表演体系的代表性剧种，作为一项非遗，它强调活态传承，依靠口传心授、师徒传承延续技艺。它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众多流派和行当的唱腔、表演特技，是中华传统表演技艺的珍贵遗存，保存着传统舞台艺术的技术范式。

首先，京剧拥有完整成套的戏曲技艺体系。以“四功五法（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的高度程式化、虚拟性和写意性的美学追求为核心，以行当分工完备为标志的表演体制最为发达成熟。京剧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积淀了丰富多样的行当流派声腔与表演范式，淬炼出高度程式化的脸谱服饰，以及锣鼓曲牌、各类表演特技，汇聚前代众多剧种的艺术成果，集中保存了中华戏曲成熟的规范化技艺成果。

其次，作为舞台表演艺术，京剧在口传心授、师徒传承的活态延续中，很多唱腔、身段、舞台处理没有完全固化于文字剧本，需要先辈老师示范、学生模仿体悟，通过演员舞台实践代代传递。技艺不是封存在书本档案里，而是依附于演员身体力行感悟表达的传承中。

第三，技艺依托舞台演出不断活化。剧本构成、表演程式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排练、演出，演员都会结合自身理解进行演绎探索创新表现。即便是经典剧目，也在反复复排上演的舞台实践中，结合时代的审美和文化语境、结合演员自身条件，不断延续、打磨和提升技艺，实现不断“淬炼”的迭代发展。

第四，技艺体系具有可实践、可接续的传承链条。京剧的技艺赓续承袭了宋元以来师徒传承的方式。中国早期关于戏曲传艺的文字记录可追溯到元杂剧时期的珠帘秀，元夏庭芝著、孙崇涛笺注的《青楼集·珠帘秀》篇记载：“姓朱氏，行第四。杂剧为当今独步；驾头、花旦、软末泥等，悉造其妙……至今后辈以朱娘娘称之者。”可见珠帘秀不仅为元杂剧的兴盛贡献了绝美的技艺和毕生的精力，而且还将技艺传授给下一代，培养了众多的杂剧名角。新中国成立后，更是以专业院团、戏曲院校为基本单元和梯次的专业培养，以老艺术家传帮带为纽带，青年演员学习实践，流派技艺得以接续；行当、程式、锣鼓伴奏整套体系仍在当代舞台持续使用，保持艺术生命力。京剧艺术代代赓续、薪火相传不乏鲜活典范，最享誉驰名的当属我国梨园界演艺世家、也是京剧史上的传承佳话——京剧“谭门七代”。第一代谭志道为兼工老旦、老生的汉调艺人，将皮黄声腔带入京城，成为梨园谭门开端；第二代谭鑫培创立谭派老生，被誉为“伶界大王”，改革老生唱腔表演，完善老生艺术体系，主演中国第一部戏曲影片《定军山》，影响深远；第三代谭小培承上启下，着力培育后辈；第四代谭富英为新谭派开创者，位列“四大须生”；第五代谭元寿功底深厚，横跨传统戏与现代戏舞台，留下珍贵的京剧革命现代戏影像《沙家浜》；第六代谭孝曾、第七代谭正岩接续传承。京剧艺术在谭门，历经七代绵延不绝，堪为奇观。

第五，京剧融汇多剧种技艺和音乐成果，承载戏曲发展的历史信息。它吸收昆曲、秦腔等梆子腔剧种的唱腔、表演，很多古老戏曲的技艺片段保存在京剧之中，通过活态演出保留戏曲发展的历史记忆。京剧活用元散曲《山坡羊》等传统曲牌，至今仍鲜活地存在于《贵妃醉酒》等许多剧目中。京剧非遗保护强调技艺、剧目、传承人的整体保护，既要做好影像文献记录，更要重视活态舞台实践与人才培养；保护并非将其固化封存，而是在坚守本体的基础上推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维系其持久的艺术生命力。当代京剧的保护实践，为全国各类地方戏曲类非遗保护传承提供参照样本，在如何处理传承与创新、传统程式与当代舞台、师徒口传心授与现代教育等诸多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京剧文化价值之“中华传统

审美智慧的载体”

京剧以虚拟写意、虚实相生为核心美学。在简约的舞台上，依靠演员程式表演虚拟时空环境，重传神不重写实。脸谱、服饰、身段、锣鼓音乐共同构建独有的东方美学体系，体现独特的美学思想。

首先，京剧艺术的舞台呈现摒弃对现实环境的实景复刻，依靠演员的程式动作虚拟时间、空间与客观物象。马鞭代马、以桨代舟；以圆场代表行路、赶路、行军、奔波，完成场景转换，烘托情绪氛围；以“一桌二椅”变换多种场景。重神韵、重意境，不追求外表逼真，重在表意传神。

其次，程式化的艺术思维浸透京剧表演的全过程、全方面。把生活中的动作、神态、服饰、器具以及音乐，高度提炼、规范化，形成成套的表演程式。京剧的行当、表演运用的四功五法、人物妆造的脸谱、伴奏音乐的锣鼓板式都是程式，将生活经过艺术加工变形，实现生活的艺术化，是京剧重要的美学特征。

第三，京剧演员表演强调形神兼备，重在传神和抒情。表演不以外形酷似现实人物为最高标准，追求神似高于形似。通过眼神、唱腔、身段等丰富的表演手段，捕捉人物内心情绪、精神气质，重在刻画人物精神品格，传情达意。

第四，京剧融文学、歌唱、舞蹈、武打、杂技、美术、器乐伴奏于一体，实现了唱念做打的有机统一。剧本、唱腔、身段、神态、脸谱、服饰、锣鼓伴奏以及砌末运用协同完成舞台叙事，是高度综合性的舞台艺术。

第五，京剧恪守传统“中和”审美，善恶分明，悲喜有度。京剧演员在表演中悲而不伤、哀而不溃、喜而不狂、乐而不淫，情感表达不走极端，经过艺术审美升华，拒绝现实生活中毫无约束的情绪宣泄。表现悲伤用哭头、水袖、身段、眼神等程式来传达；表现喜悦则依靠台步、身段来呈现。京剧的甩发功是将人物难以言说的悲愤、绝望、惊恐、癫狂转化为形体动作，运用抖、甩、旋、绕、跪甩等技法，配合蹉步、跪步、扑跌身段，渲染悲剧氛围，同时调节舞台节奏，强化戏剧冲突，以写意化的形体渲染悲剧氛围，实现无声传情的舞台效果，体现传统写意的形式美感。京剧中生死离别的场面也做艺术过滤，回避血腥感官呈现。例如《霸王别姬》虞姬自刎，依靠程式身段完成，不渲染惨烈场面。总之，京剧善恶褒贬鲜明，悲剧不极尽凄厉，喜剧不流于低俗，情感表达克制有度，体现传统“中和”的审美思想，使得京剧艺术兼具艺术欣赏与美育熏陶的价值，其表演艺术风格范式与许多地方戏曲差异明显。比如，在同样是传统名剧《白蛇传·断桥》一折，京剧与婺剧的表现大不相同。京剧以唱为主，做为辅，侧重抒情，风格典雅含蓄。白素贞核心大段唱“你忍心将我伤”，依靠西皮唱腔抒发爱恨悲怨；身段以水袖、台步为主，动作克制简约。小青拔剑、许仙躲闪，只是少量程式动作，没有高难度跌扑，重在人物内心情感表达，突出人间夫妻的悲欢，弱化蛇的动物属性。而婺剧的《断桥》则是典型的文戏武做，民间概括表达为“唱死白蛇、做死青蛇、跌死许仙”。青白二蛇以蛇步蛇行，体现亦人亦蛇的神话特质；小青有“三窜头”特技，野性泼辣，杀气外露；许仙有“十三跌”，吊毛、抢背、跪步等大量跌扑翻滚，把惊慌恐惧转化为激烈形体动作，满台动态，载歌载舞，动作幅度大，浓烈粗犷，乡土气息强。

第六，京剧脸谱、服饰（行头）是京剧程式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象征、装饰、符号化的美学特征，服务于人物性格刻画和形象塑造，体现戏曲写意审美。

脸谱美学体现在：一是象征性。色彩赋予性格寓意，不靠外貌写实，而以色彩符号直接点明人物品性。红表忠勇，白表奸诈，黑表刚正，蓝绿代表草莽侠义，金银多用于神妖将帅。二是脸谱图案程式化。勾脸纹样有固定范式，以图案暗示人物经历与特质。纹路、眉形、眼纹结合人物身份性格以及行动情境。例如，包拯黑色脸谱中的白色月牙的朝向具有不同含义：京剧大师裘盛戎的脸谱中，月牙开口朝左，代表包拯下阴曹断案；月牙开口朝右，则是包拯在阳间审案。三是装饰美。脸谱线条遒劲、色彩对比强烈，构图夸张，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是舞台上的面部造型艺术。

服饰（行头）美学体现在：一是重身份、重环境，轻时代写实。服饰不完全考据历史朝代，主要区分人物身份、地位、行当和所处的环境。蟒、靠、帔、褶子，不同形制对应帝王、将相、文官、平民。二是色彩等级与情感表意。明黄色为帝王专用，红色象征华贵忠勇，黑色朴素刚直，白色素净悲戚。色彩既区分社会等级，也烘托人物情绪。三是具有装饰工艺之美。刺绣、镶边、纹样繁复精美。刺绣龙纹、凤纹、花鸟纹样，兼顾舞台远观效果，追求华丽的舞台视觉。四是具有服务表演功能。宽袍大袖、长短水袖，方便完成各种身段程式。服饰不仅是装扮，更是直接参与表演的重要元素。

京剧文化价值之“丰厚的历史与

社会文化记忆的存储”

京剧剧目有数千种，当下常演剧目也有三四百种之多。京剧剧目题材广博，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世俗生活、人情世态应有尽有，记录了从三皇五帝到近现代革命的历史与传说；历史戏、公案戏、侠义英雄戏、神话题材戏、才子佳人戏、家国故事戏比比皆是，虽然并非完全复刻史实，却保存着中国人对历史的集体想象，记录了传统社会的价值取向，折射出传统社会伦理、民俗风貌，是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活态艺术文本。从艺术形态来看，脸谱、行当、髯口、水袖、服饰等程式体系，把社会秩序、道德褒贬、审美趣味转化为舞台符号，沉淀传统社会的文化心理。从发展脉络来看，京剧从清代花部乱弹兴起，经历清宫演出承应戏、近代都市商业演出、抗战时期救亡宣传、新中国戏曲改革、当代守正创新，其自身发展史就是一部近现代社会文化变迁史。京剧跨地域、跨国界流传，成为中华民族艺术符号，在代代传演之中，传递家国大义、崇德向善的价值，不断塑造民族文化认同，成为中华民族珍贵的集体文化记忆。

京剧文化价值之“民族精神与

传统伦理价值的传承”

作为中华民族代表性戏曲剧种，京剧是民族精神与传统伦理价值的重要载体。京剧的剧目文本中，大量传统戏、新编历史剧通过杨家将戏、包公戏、关公戏、岳飞戏等经典叙事，传递家国大义、忠孝节义、惩恶扬善、刚正不阿的价值理念，歌颂保家卫国的家国情怀、宁折不弯的民族气节，颂扬清廉公正、重义守信的人格理想，批判奸贪狡诈、见利忘义的丑恶，借助人物悲欢离合潜移默化传递价值观念，具有社会美育与教化人心的作用。《赵氏孤儿》《秦香莲》《穆桂英挂帅》《杨门女将》《梁红玉》等一大批京剧剧目早已深入人心，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谱系中的精神图腾。京剧舞台符号中的脸谱、行当、服饰等程式体系，把民间的善恶评判转化为直观的舞台语言，完成道德立场的艺术表达。在传承层面，京剧口传心授的师徒制度，既传授表演技艺，也传承崇德尚艺、尊师重道的行业伦理。同时，我们也不可否认，传统京剧生成于封建时代，部分剧目裹挟着旧时代的封建观念等陈旧甚至腐朽的文化烙印，在当代传承中应当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萃取爱国、正义、向善等优秀精神内核，摒弃封建糟粕，让传统伦理价值实现当代转化，更好地服务民族文化自信建设。

京剧文化价值之“民族文化认同

的维系与文化传播价值”

京剧作为中华国粹，既是维系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也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使者。从国内维度看，京剧形成于北京，融合徽、汉、昆、梆等多种艺术元素，突破地域方言限制，在全国广泛流播。大量经典剧目承载着中国人的历史想象、价值伦理与审美趣味，不同地域的民众通过观赏京剧，形成共同的文化记忆，强化民族归属感与文化自信，起到维系民族文化认同的作用。从对外传播维度，京剧是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极具辨识度的文化名片。自1919年梅兰芳成功将梅派京剧艺术成体系地传播到日本、美国、苏联等国家以后，京剧日益备受世界瞩目。京剧的程式化表演、脸谱服饰、独特唱腔具有鲜明东方美学特征，几代人前赴后继走出国门开展演出、展演交流，生动讲述中国历史故事与人文精神，让海外受众直观感受中华文化艺术魅力。进入当代，依托线上平台、数字展演等新载体，京剧打破时空限制，拓宽国内国际传播路径。在文化强国建设背景下，京剧承担着讲好中国故事的使命，以艺术为媒介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充分发挥文化使者的功能。

2026年初，中宣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2028年）》，旨在通过三年时间实施一系列举措，使中华戏剧的艺术价值、文化价值、时代价值最大程度的体现。京剧艺术是中华戏曲艺术的重要代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中国人民贡献给全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好京剧艺术文化价值的时代体现和保护传承，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其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成为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华形象、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的重要载体，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