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化的“回归”，是古代与现代的沟通和对话，就是司马迁讲的“通古今之变”。回归的本质是到达历史源头，实现往古与今的精神贯通，事实上，每个人都是和民族文化的源头紧密联系的。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曾提出“以复古为解放”的观点，实际上是主张从时代出发，溯源而上，到达古典中国，激活经典、激发历史文化的创造活力。

在回溯历史文化的时候，我们看到，所谓“轴心时代”所创造的思想、文化和艺术并未远去，那些优秀的文化基因仍然深深植根于我们今天的世俗生活和思想观念中。而优秀的文化基因不是空洞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建立了经典并蕴含在经典之中，代表着一个时代所达到的思想文化高度。马一浮在《泰和宜山会语》中说，“六艺可以该摄诸学”“今楷定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中国古代经典不仅代表了中国古典时代的历史文化高度，也决定了中国文化的走向，后来的学术是沿着经典的历史河道前进的。经典的传承，如同历史的河床从远古走来，汇聚着中国人的价值判断、思维方式和审美观念，汇聚着中国人对自然、对世界、对人生的基本认知。

二

经典中往往蕴含着一种朴素的思想力量。马克思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说，“希腊人将永远是我们的老师”。对于“希腊人为什么永远是我们的老师”，马克思认为古希腊文化有一种“异常的客观的素朴性”，这种“素朴性”，以直觉灵动的东西而触摸事物，使之彰显，马克思说这就是“本性的净光中亮出来”。也就是说越素朴的东西，越容易到达事物的本真。我们常常将历史比喻成一个老人，其实古人往往比我们年轻，而越接近历史的起源，我们越会发现思想和艺术的新鲜感。借助重读经典，你会发现很多对人、对自然、对思想表达的新异目光。

经典中包含着原始的人道精神。中国古代经典著作中包蕴着古典时代的人对人性的思考，记载着早期中国文化从神本主义向人本主义的历史转变。例如作为中国古典哲学的核心语词“仁”，孔子强调其本质就是“爱人”。“仁”字，从人从二，“仁”是“人”字的复数，即人们的意思，相当于英语中的“people”。即在集体的语境中，强调贯彻爱的原则，“仁”的意义更多的是强调爱他人。

《论语·乡党》中记载，火灾发生后，孔子问“伤人乎，不问马”，首先关心的是人的安危，以人的生死为出发点，而不是财产的损毁。陶渊明的故事，也特别感人。陶渊明在任彭泽县令的时候，为孩子和家人雇用了家仆，他在给家人写信中叮嘱要善待：“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他说，家仆也是别人家的孩子，也是其父母心上的爱子，一定要善待他，不能居高临下任意支使，也要心存怜悯、心存爱意。陶渊明的田园诗充满人性温馨，人性的光辉，正是他的诗歌的伟大所在。

杜甫和杜诗的意义同样如此。以《又呈吴郎》举例，这首诗特别有意义：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

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

读后，一种强烈的人性温暖和爱意扑面而来。诗中“任西邻”的“任”，就是期望那“无食无儿”的妇人的扑枣行为不受干扰。

杜甫不是居高临下，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发言，也不以施舍者的面貌出现，而是从心底深处生出尊重，对不幸之人的困境给予理解和同情。而对“遍插疏篱”的“吴郎”他也给予温婉劝谏，他并不是没有指责，而是表现出宽厚的长者风范。每次读到这首诗，都让人感受到流淌在中国文化中的深入骨髓的人道精神。

三

文学经典在古典学中占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古典学是从哪里开始的？在西方，是从对古希腊、罗马文学的文献考据开始的，是从寻找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古希腊文献和精神开始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指出，拜占庭灭亡时“抢救出来的手抄本”“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像”，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希腊的古代”。恩格斯认为古希腊文献和精神在现代西方面前展示了一幅新的画卷，文艺复兴的本质是从接续“希腊的古代”开始的。“希腊的古代”的意义不是古代，而是现代精神的源泉；现代文学的“现代”，是一种与古典贯通接续的精神。

现代文学的精神并不是一般意义上认为的最新鲜的东西，而是和古代相接通、相联系的。所以梁启超先生认为，要理解一个时代的思想底蕴，最好去考察这一时代的文学艺术。因此，振兴一个时代的精神，文学的振兴是非常重要的。文学经典的出现，是一个时代振兴的重要标尺。这也就是鲁迅、郭沫若等都提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意义所在。古代思想的历史演进表明了这一点：往往是文学家先感受到什么，思想家再认识到什么。

四

在文明互鉴的历史语境中，经典的历史河道终将与世界相通相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

这一点，中国古代的“和合”思想颇有启示意义。《国语·郑语》开篇就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和”就是不同思想、不同事物的融合会通，是把有差别的东西放在一起，从而产生新的事物和新的思想，而不是追求无差别的“同”、事物的简单叠加。

唐《瀑布联句》诗谓：“千岩万壑不辞劳，远看方知出处高。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历史河流相互平等、相互借鉴，彼此对话、相互包容。如此，才能形成文明的汪洋大海，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在这个过程中，阅读经典、研究经典、赓续经典、创造新的经典，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力量。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傅道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