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OECD教学罗盘》指出：“在一个以复杂性、变革与不确定性为特征的时代，教师的角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当人工智能从“工具”升级为具有“类主体性”的对话参与者，当学生可以随时从大模型获得即时答案，一个根本性的追问便浮出水面：人工智能时代，什么样的老师才是好老师？围绕这一核心问题，记者系统检索并梳理了近两年发表于国内核心学术期刊的前沿文献，从“时代挑战”“角色转型”“素养重构”“伦理坚守”四个互为支撑的维度，勾勒并整合当前学界对这一议题的理论回应与思考图景。

时代挑战：技术冲击下的教育之思

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挑战，触动的不仅是“如何教”的方法问题，更是“教育何为、教师何以为师”的存在性问题。

首先，存在认知与思维层面的风险。当学生可以随时从人工智能获得现成答案，“认知卸载”悄然发生——思考被外包给算法，批判性思维与深度学习的能力随之退化。有学者提出“认知债务”与“执行功能受损”的概念，警示过度依赖将侵蚀人的高阶认知。有学者以“空心的神像”为喻，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制造了“拜物教式幻觉”，“指令—获取”式的学习跳跃了知识内化过程，造成能力培养与知识学习的双重失落。

其次，系统性动摇着教师主体地位。有学者将教师面临的困境概括为“四重困境”：生成性陷阱——知识迭代加速导致教师知识框架迅速淘汰；技术性鸿沟——“人—人”之间的教育温度让位于“人—机”的系统交互；依赖性囹圄——活动设计外包使教师从“思考者”沦为“执行者”；主体性迷思——专业身份危机使教师对“教师之为教师”的根本性质产生质疑。

最后，侵蚀教育关系性与伦理性价值。有学者借用海德格尔“座架”概念指出，技术逻辑可能倒逼教育逻辑，将“师—机—生”的丰富关系窄化为“机—生”的冰冷互动。而教育本质上是“生命与生命的对话”，高质量的师生交互是“双方生命的共同创造与彼此升华”，这些恰恰是人工智能无法替代的。

角色转型：从“知识传授者”到“价值引领者”

目前，学界共识是：教师不会简单地“被取代”，但必须完成角色的重要转型。

一方面，角色定位的范式转换。有学者提出，教师应重新定位为“价值塑造者”与“心智陪伴者”，从“知识权威”转向“学习引导者”与“成长导航员”。亦有学者以“AI教育架构师”这一新角色，要求教师做到“懂技术、懂教育、懂人心”。这一转型意味着，教师不再以“掌握最多知识”为立身之本，而是以“判断、选择并承担教学责任”为专业内核。智能媒介时代催生出“教育者主体—智能主体—学习者主体”三元协同的新格局，人工智能虽呈现出“类主体性”特征，但其本质仍是工具性的，无法取代人类在教育中心灵启迪中的主体地位。教师的核心价值在于引导学生批判性思考、创造性解决问题、价值性判断选择，从而唤醒学生的灵魂。

另一方面，心态调适与行动自觉。有学者主张教师既不盲目乐观，也不过度悲观，在“人机对齐”中挺立自身，以“洞悉人工智能却恪守为人之本”点明技术素养与人文立场的统一。教师需要在“技术导向”与“价值导向”之间保持清醒，避免沦为技术逻辑支配下的“工具人”。

素养重构：不可替代性的三维基石

“给学生一杯水，教师要有一桶水”的传统隐喻已不足以比拟人工智能时代教师应具备的素养。有学者提出，要超越知识、能力、伦理的三元框架，以三种新素养夯实教师的不可替代性。

一是能动性素养。在不确定性中做决策的主体。教师需具备与人工智能及其他教育者协同决策、共同行动的素养，包括合理使用AI工具、科学解读AI生成数据、确保学生互动中的主体性、监管和纠正算法偏见等。

二是变革性素养。在持续创新中做示范的引领者。教师需保持对教育变革的敏锐感知与主动参与，在技术迭代中不断更新教育理念与教学方法。

三是关系性素养。在抵御原子化中做温度的守护者。教师需具备构建“师—机—生”新型互动关系的能力，在技术介入中始终守护教育的温度。

除上述三种素养外，教师还需具备数字素养、社会情感素养等，但能动性、变革性和关系性三种素养尤为关键——“它们关乎教师在数智时代教育中的不可替代性和独一性价值，更关乎教育作为‘人与人相遇、交往与生成’的本真存在”。

伦理坚守：为好老师注入“价值之魂”

如果说“能力”解决的是“能否教”的问题，那么“负责任”关涉的则是“为谁教、为何教”的价值与伦理立场。

一是“立德树人”的根本遵循。智能时代的教育者精进“教”的技术，仍需以“育”为根本价值取向，对抗技术的“座架”与“误用”，能动提升自身“技术素养”——整合正确的教育价值观、所教学科知识和高效技术工具，实施高水平的育人活动。高校要始终将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使命，鼓励学生不仅学会与人工智能协作，更要学会超越人工智能，保持独立思考、批判精神和深厚的人文情怀。

二是“教育为技术赋魂”的价值立场。有学者提出不能只讲“技术为教育赋能”，更要讲“教育为技术赋魂”。通过前置性的价值设计、伦理设计与情感设计，让技术始终跟随人的价值方向。这一立场将教师的伦理责任从“事后防护”提升到“事前建构”的高度。

三是“划界—转向—共生”的伦理框架。有学者提出“划界—转向—共生”的应对框架：划界，即持守人类教育底线、重申人工智能“属人”的立场；转向，即构建新的“数字伦理契约”，确保合乎道德地使用技术；共生，即推进人类教师与人工智能的共存共荣。每一次技术应用都需审慎考量，警惕技术繁荣背后的认知错位。

综观学界前沿研究，人工智能时代“好老师”的内涵正经历深刻嬗变。然而，人工智能技术仍处于快速演进之中，其对教育生态的深层影响尚在持续显现，远未抵达终点。因此，“何以为师”这一追问，并非一个可以一劳永逸地给出终极答案的问题，将在持续的技术迭代与教育探索中，被一代代教育者不断追问、也不断赋予新的内涵。

（本报记者 肖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