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7日，第七个国际清洁空气蓝天日。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与清洁空气政策伙伴关系（CCAPP）共同主办的主题活动现场，大屏幕上滚动播放着过去十余年中国城市的空气质量变化对比图—灰霾与湛蓝，泾渭分明。

自2019年联合国大会设立这一纪念日以来，全球对空气污染治理的共识日益深化。主题活动的举办也标志着2026中国清洁空气周正式启动——这是中国国内首次以“清洁空气周”的形式，将空气、气候、能源与健康等相互关联的议题纳入同一框架开展系列交流。

在当天的活动中，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书面致辞中指出，长期以来人们被告知要在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做出选择，但这是一个伪命题。实践证明，减少空气污染不仅能够保护健康，也能够增强生产力和经济的韧性。

这句话在中国得到了最有力的印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大气污染治理领域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推动空气质量改善措施之实、力度之大、成效之显著前所未有。与此同时，经济总量稳定增长，“增长”与“减污”并行不悖。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修订后正式实施的第一年。站在新的起点，守护蓝天如何再出发？

▶▶▶成绩可鉴 挑战犹存

回顾来路，三个“大气十条”构成了一条清晰的治理脉络。从2013年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到2018年实施《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再到2023年实施《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政策接续发力，推动中国成为世界上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为全球提供了兼顾增长与减污的中国实践范本。

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2025年，全国PM2.5平均浓度降至28微克/立方米，与2013年相比下降59%，重污染天数比例降到0.9%，优良天数比例、重污染天数比例等指标均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站在新的里程碑上向前眺望，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郝吉明却有紧迫感。在中国清洁空气周主论坛暨CCAPP2026年度会议上，郝吉明表示，“越往前走治理的难度越大，PM2.5还需要继续下降，臭氧污染仍需高度重视，区域性复合性污染问题更加突出。过去依靠末端治理和工程减排实现快速改善的空间，正在逐步收窄。下一阶段更大的潜力要从能源、产业和交通结构调整中去挖掘。”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解释说，“经济学中提出一个基本规律——边际成本递增、边际效益递减。这意味着未来降低1微克/立方米，可能要付出的代价、要付出的努力都要比以往更高。这个时候要寻找一些新的方法，如借助市场机制给企业更多减排灵活性，通过产业链管理带动中小企业协同治理。”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碳中和研究院院长贺克斌指出，“十五五”大气治理还面临多方面的挑战，比如大气PM2.5浓度降幅显著收窄，臭氧浓度尚未进入实质性下降通道；挥发性有机物（VOCs）有上千种之多，弱挥发性、半/中等挥发性有机物仍未得到有效控制；全球持续变暖下，夏季气温升高、高温热浪频发以及冬季静稳天气频现均对大气环境质量产生不利影响等。此外，地方稳增长需求与深度治污投入压力之间的矛盾，以及新阶段配套政策的适应性，都是需要破解的现实考验。

▶▶▶更严的“标尺”与“划算的账”

2026年初，中国实施新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这是2012年以来的首次修订，重点加严了PM2.5污染物浓度限值，设置了2030年、2035年分阶段达标目标，同步收紧二氧化氮等污染物管控标准，构建起更科学、更严格的空气质量评价体系。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研究员柴发合认为，这不仅仅是数字的收严，更是质的跃升：“如果说2012年的标准是解决了像PM2.5等指标有无的问题，那么2026年的标准是以公众健康为导向提出了一系列对保护公众健康更为合适的限值。”

新标准意味着什么？柴发合认为，这给各级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提供了一组对比数据：按照旧的标准，到2025年，70%以上的城市PM2.5已经达标；但如果按新标准，可能将有约70%的城市不达标。新的环境法典已经明确要求以达标管理为核心——这意味着，对于各级政府来说，未来空气质量达标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当然，对于公众来说，推动空气质量改善达到新的标准将带来诸多好处。“将收获更多的蓝天日、更好的健康保障。”柴发合也指出，“这也要求我们采取绿色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做大气污染防治攻坚的一分子。”

虽然治理难度增大，但专家们一致认为，这是一笔“划算的账”。

郝吉明透露，2020年至2025年间，全国大气污染治理总投资5761亿元，而产生的健康效益高达4.8万亿元，“显著大于费用支出”。郝吉明说，中国在大气环境治理中已经反复证实了一件事——减排与经济增长并非矛盾，“可以实现双赢”。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张世秋介绍，据多家机构测算，推动空气质量达到新标准后，因空气质量改善所带来的与健康相关的效益是成本的10倍左右。她解释说，首先是健康：科学研究表明，过去因空气质量改善而节约的家庭医疗成本至少占GDP的1%，同时规避了过早死亡风险和劳动生产率损失。其次是改善了心理健康：“科学研究已经验证了空气污染与心理健康疾病之间的关系。”第三类则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就是你出去散步的自由度，蓝天白云给你带来的获得感”，张世秋说，这些“舒适性感受”通常没有计入效益评估，却是公众对公共服务满意度最直接的表达。

▶▶▶新动能驱动 找到破局之力

面对更高的标准和更大的难度，该如何应对？

贺克斌认为，美丽中国建设与“双碳”目标行动构成两大新动能。通过美丽中国建设、碳达峰行动、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等多项国家战略协同发力，将形成强大治理合力。同时，减污降碳协同、多污染物控制协同、区域治理协同、政策机制协同——“四个协同”是“十五五”时期要升级的关键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生态环境部原总工程师刘炳江指出，空气质量改善的背后是产业、能源、交通、用地结构转型。他以山西省临汾市为例，总结了其凭借四大结构调整改善空气质量的实践经验，通过关停落后产能、推动焦化与钢铁“退谷入川”布局调整，临汾“十四五”期间PM2.5浓度从66微克/立方米降至35微克/立方米。他同时强调，治理不能“就临汾论临汾”，不能一个城市单打独斗，须树立“空气流域”概念，加强区域性联防联控。

能源结构改革更是重中之重。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能源局原局长章建华指出，当前中国正处于从能源大国向能源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清洁能源发展步入快车道。2025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1.7%；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煤电，成为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种。

面向“十五五”，章建华认为，一方面要推动新能源扩量提质、可靠替代。 另一方面，要加快化石能源产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提高煤炭利用效率，充分发挥煤炭兜底保障作用。

交通结构的转型也是重要抓手。

交通运输部原总工程师周伟介绍，过去十年，中国扭转了铁路货运占比持续下滑的态势，据估算，“公转铁”对运输领域减碳的贡献率可达21%左右。但“公转铁”的调整有“天花板”，更大的潜力在“汽车的电动化”。他认为，“十五五”的重点就是交通运输部已明确提出的新能源重卡的规模化应用，抓手是打造“零碳货运走廊”——把电力企业、运输企业、高速公路管理企业和制造业整合成一个产业生态，协同推进降碳治理。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环境资源所副所长吴睿认为，交通电动化不是简单的换车和换船的问题。“它需要运输装备、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基础设施、货运需求以及货运组织的一盘棋统筹。目前新能源重卡占比整体仍处于较低水平，规模化应用亟待在国家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货运繁忙路段建设形成新能源重卡连续补能能力。”

在实现“双碳”目标方面，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以“4×100米接力”作比，认为空气质量治理已跑到第三棒、碳的治理刚跑在第一棒。下一步，碳排放双控制度中的煤炭消费总量管控与项目碳评价是提升与大气治理协同性的最强抓手。

在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所长严刚看来，减污和降碳同根同源，他建议“十五五”期间扩大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区域，推进电力低碳化和工业电气化同步进行，结合大气环境改善需求的空间差异，并在重点区域布局更多降碳措施。

与会嘉宾达成普遍共识：要以结构转型为根本路径，强化多领域政策协同与市场机制赋能，把“碳仗”与“污染仗”放在同一体系下推进，进一步强化降碳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中的作用。

走出会场，抬头仰望，这抹属于秋日北京的清澈蔚蓝，已悄然成为日常的浪漫。就如中国蓝天治理的故事，正从一座座里程碑走向源源不断的新动能——这条路，还在向前延伸。（记者 王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