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但要有强大的真理力量，而且要有强大的人格力量。真理力量集中体现为我们党的正确理论，人格力量集中体现为我们党的优良作风。”这为我们重新思考实践与修身的关系敞开了新的理论和现实视域。实践哲学与修身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以实践哲学为锁钥，激活中华传统修身文化，既是赋予当代马克思主义以中华气象的应有之义，亦是推动“第二个结合”纵深发展的重要契机。

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及其古典底蕴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今年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成书180周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了以实践哲学为重要内容的新世界观。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准备提纲即《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缺点是仅仅从客体的、被动的角度来理解自然界，而没有从实践的角度来把握人与自然界、人类社会的能动关系。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区别于以往西方哲学的重要标志之一，就在于树立了科学的实践观。近代以来，西方哲学在推动科学技术进步的同时，也使人与自然界、人类社会乃至与人本身的关系变得前所未有紧张和对立。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却认为，解开人类社会秘密的钥匙，就在实践活动中。实践活动是人类最基础性的活动，是人类有目的、有意识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以这种科学的实践观为核心，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应运而生。

值得注意的是，实践哲学有着深厚的古典思想基础。作为人类思想的精华，马克思主义不仅汲取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的内容，还受到了古典思想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人的滋养。马克思在大学时代就受到了古典思想的熏陶，他不光修习了关于罗马法历史等古典法学课程，还修习了希腊罗马神话与荷马问题等古典文学课程。而在博士论文及准备手稿中，马克思更是深入探讨了亚里士多德哲学与自我意识哲学之间的关系，展现了马克思本人深厚的古典底蕴。马克思对古典思想的热爱贯穿一生，例如，《资本论》中的著名命题“人天生是社会动物”，恰恰是马克思对亚里士多德“人天生是政治动物”在现代的创造性转化。总之，实践哲学之所以能够克服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危机，一个重要原因是它能以古典思想的整全性、总体性来扬弃现代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分裂性和对抗性。

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与中华传统修身文化契合融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把握人的本质，中华文化也把人安放在家国天下之中”。从“第二个结合”的视野来看，实践哲学和中华传统修身文化能够相互融贯的内在原因之一，就在于二者对人的理解上有着高度的亲和性。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实践作为一种活动类型是活动目的和活动过程的统一，是主体与客体的双向生成。例如，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在描述自由劳动时将其称之为“人的第一需要”，即指在劳动实践中劳动者不仅能够获得劳动过程的成果，也能够通过劳动过程本身证实自己的主体性。一方面，实践哲学对人的理解不是本体式的、静态的理解，而是生成式的、动态的理解，“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它将西方近代哲学中对人“是什么”的追问转为“能够成为什么”的追问。另一方面，实践哲学还从“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角度来把握人的实践活动及其能力。“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任何实践活动都是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虽然自由的实践活动为人摆脱异化状态提供了可能，但这绝非西方后现代式的解构，而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之中的解放，就其主观方面而言，是服务于共产主义伟大斗争的价值规范与伦理追求。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修身是孔子所谓“为己之学”的重要面向。所谓“修”，本意是洗浴，《说文解字》释为“饰也”，引申有学习、整治的含义；而所谓“身”，既指己身，也指自我的品德、行为和才能。君子修身，即荀子所云“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在中华先贤看来，人的生命同样不应是静止的，而是一种“向上敞开”的生成状态。孟子所云“人皆可以为尧舜”，重点在于每个人都可以则圣贤之行，通过不断自省乃至“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功夫，成就“止于至善”“与天地参”的生命气象。

在以儒家为集大成者的中华传统修身文化中，所修之“身”固然涵盖了“自我”的维度，但又在质量上迥异于西方式的“个人”（individual），必须嵌套在“身—家—国—天下”的整体伦理秩序中才能得到圆足的理解和价值的实现，否则即有沦为只见知识、不见成长的“小人儒”之虞。所谓“刀在石上磨，人在事上练”，须在面向大群的群己伦理关系中不断磨砺。这就需要珍惜、护持与推扩“感而遂通”之心，即“仁”，以期“中国一人”“天下一家”“万物一体”；对伦理关系进行外在框范的，则是“礼”，其在客观上要求实践合于外在的规范，在主观上则要求对己身的性、情进行规制。“仁”与“礼”的完成，即主观与客观的合一，就是“德”。所谓“德者得也”，即在成就自我的同时，“以道德的力量去赢得人心、赢得事业成就”。在传统修身文化中，修德有不同的心法，例如守静存养、自省慎独、治心定性、主敬谨严、知止不殆等，而就所修之德而言，既有总体上的仁义礼智，亦有更为具体的孝悌忠信。如果在诸“德”之上继续探寻，就进入了修“道”。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荀子曰“笃志而体，君子也”，所谓道，即指人穷极一生对于德之总体的领会和践行，依中国传统的表述是天道与人德的圆融；而依实践哲学的表述，则是自觉尊重、认知和实践自然与社会规律的人类思维与行为方式的统一。

党的历史富含以实践哲学激活修身文化的成功经验

马克思曾说，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在我们党的百年征程中，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与中华传统修身文化都已内化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方方面面，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有机内涵，党性修养建设无疑是其中极为重要的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党的历史经验作为加强党性修养的重要指引”。正所谓“学史崇德”，既要注重总结提炼我们党的党性修养建设的“无上法”，也要把党史本身视为新时代加强党性修养的“无尽藏”。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就将党性修养作为工作重点。1939年，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一次系统论述了加强共产党员修养的意义与方法，该书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与修身文化相结合的典范。《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提出，加强党性修养是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的事情。“我们应该把自己看作是需要而且可能改造的”“共产党员是要担负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改造世界的‘大任’的”。加强修养还必须和中国的革命实践与人民群众结合起来，“革命者要改造和提高自己，必须参加革命的实践”“我们共产党员，要有最伟大的理想、最伟大的奋斗目标，同时，又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最切实的实际工作”。此外，《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还提出一系列至今具有重要意义的命题，例如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自觉抵制错误思想等等，这种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中华传统修身文化相结合的路径，迄今仍然是加强党性修养的重要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领导干部而言，党性就是最大的德。”从“德”的起源上来看，“德”实际上是先贤的“史”，逐渐成为后人效法的“德”，《左传》故曰“大（太）上有立德”。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是明理增信、崇德力行的重要资源。一方面，通过学习党的辉煌成就与艰辛历程，可以领悟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真理力量，领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另一方面，在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涌现了李大钊、蔡和森、瞿秋白等革命烈士以及钱学森、邓稼先、焦裕禄等英雄楷模，在这些伟大人物的身上所彰显的伟大人格力量，是新时代加强党性修养的不竭源泉。

在新时代以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激活中华传统修身文化

“两个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是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坚持“两个结合”是我们党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第二个结合”则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以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激活中华传统修身文化，是“第二个结合”的题中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都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做到克己奉公、以俭修身，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这一重要论述既阐明了共产党员加强党性修养的标准，也指明了在新时代以实践哲学激活修身文化的方向。正如中华传统修身文化大体可以分为修身、修德与修道三个层面，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以实践哲学激活修身文化亦可从此三方面展开。

共产党人修的是什么“身”？“身”是最为切近之物，《大学》有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既是君子立身养性的基础，也是新时代党员加强党性修养的起点。一方面，“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修“身”意味着要修好共产党人的“心学”，不忘自己的初心与使命。另一方面，还要加强家风建设。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只有树立良好的家风，才谈得上良好的党风和政风。

共产党人修的是什么“德”？“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人所修之“德”，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德”。作为党员干部，要牢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作为全体党员，还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开拓进取。

共产党人修的是什么“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共产党人所修之“道”，就是党的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大德”，它为“公德”与“私德”的修养指明了正确方向。在新时代以实践哲学激活修身文化，说到底，就是要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坚定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从而在不断增强党性修养的实践中，以强大的人格力量彰显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真理力量。

（作者孔新峰、张继栋分别系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教授；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