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剿共”前线举行了震动全国的武装起义。这场起义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决定性因素是该军中共秘密特支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军事统战工作。

变局中的审慎决断

第二十六路军原为冯玉祥率领的西北军旧部。大革命时期，刘伯坚等共产党员曾在军中开展政治工作，在不少官兵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1930年中原大战冯玉祥战败后，蒋介石将其收编为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任总指挥，赵博生任参谋长。1931年2月，蒋介石令其入赣“剿共”，企图借“围剿”红军削弱这支杂牌军。该军官兵多为北方人，不愿南下与红军作战，对这一调动甚为不满。

3月底，该军抵达宜黄、乐安一线“驻剿”。共产党员刘振亚（七十三旅上尉参谋）在宜黄与袁汉澄（即袁血卒）秘密接上关系。当时，刘振亚只与河南军委有组织关系，便派袁汉澄前往开封对接河南军委。经河南军委介绍，袁汉澄会同王超、李肃前往上海，向中央军委汇报第二十六路军的实际情况。中央军委研判后，决定派三人到该军开展兵运工作，由在中央军委工作的李富春与中央军委兵运破坏科科长朱瑞，对他们进行兵运业务训练。临行前，朱瑞交代了与中共中央秘密联络的方式，表示若遇紧急情况，可前往苏区，凭暗号与红军接通关系。

一场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的军事统战工作，在第二十六路军秘密铺开。

敌营深处的秘密策动

5月下旬，王超、李肃、袁汉澄潜入第二十六路军，与刘振亚一起开展兵运工作。彼时，该军刚在永丰县中村战斗中遭到红军痛击，后撤至宜黄，官兵士气低落。他们决定抓住时机，利用同学、老乡、朋友等关系，慎重地发展党员。

不久，王超等人就同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罗亚平（总指挥部译电主任）接上关系，还发展了王铭五等十余人入党。其间，也发生了两名军官违反党纪并威胁退党的事件，地下党组织面临暴露危险。

地下党立即派人到上海汇报情况，朱瑞指出“宁都党的发展有官长路线的倾向”，指示袁汉澄、李肃深入到士兵中开展工作，分别成立军官和士兵党支部，彼此独立工作、不发生横向关系。8月，退党事件妥善处理后，中央军委指示在军中成立中共秘密特支，刘振亚任书记，袁汉澄任组织委员，王铭五任宣传委员。

第三次“围剿”失败后，第二十六路军驻守宁都，深陷中央苏区的包围之中。该军饷银被拖欠、军需补给滞后，加之不服南方水土，军中疾患频发，人心动摇。九一八事变后，官兵北上抗日呼声高涨，蒋介石却严令其就地“剿共”，加剧了官兵的愤懑情绪。特支因势利导，既扎实开展士兵统战工作，也审慎争取倾向革命的中高级军官。经慎重考察，特支决定发展赵博生入党。1931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赵博生为中共党员，这为起义增添了重要而坚强的领导力量。

临危应变、发动起义

赵博生秘密入党后不久，孙连仲托病离开宁都，日常军务实际由赵博生主持。特支与赵博生抓住机会，加紧在官兵中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广泛发动穷苦出身的士兵及中下级军官，接触思想进步的中高级军官，并掌握了部分武装及机要部门。

在起义条件日益成熟之际，意外事变骤然发生。12月5日，罗亚平突然收到蒋介石南昌行营拍来的“十万火急”电报，严令缉拿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3名共产党员，星夜送至行营惩处。危急关头，特支冷静应对，商定提前组织起义，并分头做准备工作。刘振亚、王铭五等在党内部署起义准备工作；袁汉澄前往苏区与中革军委联系；赵博生负责稳住南昌行营，做联合董振堂（七十三旅旅长）、争取季振同（七十四旅旅长）共同起义的工作。赵博生很快与董振堂达成共识，并得到季振同及部下黄中岳的支持。

12月7日，朱德在瑞金主持召开中革军委会议。会议听取了袁汉澄的汇报，对起义作出明确指示：力争全部起义，如若不能，就以七十三旅和总指挥部为主，发动局部起义；起义时间定在1931年12月13日夜12时；起义后部队改为红军第十六军；派红四军相机予以协助等。毛泽东也会见了袁汉澄，指示要努力争取全部起义，行动要坚决、保密。为更好地指导起义行动，中革军委派王稼祥、刘伯坚、左权等携电台前往彭湃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固村联络指挥。

袁汉澄从苏区返回宁都，向刘振亚汇报并向赵博生传达了毛泽东和中革军委的指示。此时，南昌行营拨给该军的棉衣、饷银已运抵广昌。为拿到这批物资，特支与赵博生等建议将起义推迟一天。季振同还希望部队起义编入红军后能提升番号。毛泽东、朱德慎重考虑后，同意推迟起义时间，明确部队起义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

起义前夜，特支召集赵博生、董振堂等参加起义行动会议，敲定了次日举行全军起义的行动方案。

14日傍晚，赵博生以宴请的名义，将全军旅长、团长请到总指挥部。赵在席间晓以大义，采取果断措施，控制了总指挥部。季、董、黄与特支成员按预定计划分头行动。15日晨，起义取得胜利，1.7万余名官兵投入革命阵营。

宁都起义是中共军事统战工作的典范，不仅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中共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统战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作者张玉杰系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共党报党刊史（多卷本）”（20＆ZD325）的阶段性成果］